王弼的社會觀是“名教出於自然”。這是玄學社會觀的主流。
玄學家要自由。可是人人都自由了。莊園裏的農奴也自由放達了，莊園生產怎麼維護！自由主義者豈不餓死了。自由論者強調個人順從和利用自然，隻研究人性論和世界觀的關係，這中間缺失了社會觀一環，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沒有獨立可行的社會觀。
道家的理論家老子在《道德經》中，極力否認社會規律的存在。但是做為道家的實踐者，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卻並不完全否認社會規律的存在。《慎子》中有《德立》一篇，而道家的行政經典《管子》中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句話出自《論語》或《禮記》。
玄學在實踐中服從自然規律，而且前麵說過他的自然規律就和道家的自然規律不同，玄學的自然規律“以無為本”是核心，將對世界的看法當成虛幻。這樣他們和儒家的觀點顯得比道家還格格不入。因此，如何把儒學拉進玄學的馬車上，成為早期玄學家需要克服的最大課題。因為孔子的書中從來沒有提到過要服從天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荀燦提出‘言不盡意論’。他的意思是說，人通過自己的話語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以此來說明孔子並沒有把自己內心中的‘道’表達出來，因此‘六經盡糟粕’。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又將與玄學相矛盾的儒學著作排除在外。但他這個說法沒人同意，如果真個‘言不盡意’，那這幫玄學家也不用著什麼書了。這個方法行不通。
如何將儒學的社會觀帶入玄學的世界觀這是玄學的最大難題！
王弼去拜訪當時清談界的領袖裴徽。裴徽一見到王弼便特地拿當時清談的“重要課題”來考驗他，問說：“‘無’是萬物生成的來源，這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了，但是，孔子不去說它，而老子則整本書討論個不停，這是為什麼？”
隻有十七歲的王弼說:“孔子知道‘道’是無法完全言表的，因此孔子從不言‘道’。但是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表現出‘道’的最高境界。而老子似懂非懂，才嘮叨個沒完。”（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
王弼的說法如晴天一聲雷，震驚了整個玄學界，我前麵說過，玄學的唯心世界觀和人性論很難指導社會大眾。所以，在宗教還未顯達之前，玄學隻有緊抓‘有為’的儒學社會觀。因此，如何把孔子的理論為玄學所用，成為當時一個重大的難解課題，這也是玄之所在。
孔子是隻做不說，王弼的說法使玄學家強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學，使玄學家們激動地熱淚盈眶。當時的泰鬥級人物裴徽、傅嘏震驚不已。何晏大為稱讚，他說：“孔子曾說‘後生可畏！’像王弼這個人啊，年紀輕輕的，卻可以談論‘天人之際’這樣的大問題了啊！”
王弼的說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學現實觀（社會觀），又確定了玄學更高地位，為其的‘名教出於自然’打下基礎。其實質就是將玄學的世界觀和人性論與儒學的社會觀相結合，達到一個完善的社會理論。但是，由於玄學的世界觀向玄、向唯心進化，它和儒學的社會觀的結合屬於一種牽強附會，不得已而為之，一旦宗教到來，它將和儒學說再見。因為玄學和佛學有著近乎相同的世界觀，以無為本，緊接著就應該是四大皆空，以有為空，玄學成為向唯心學說靠近的‘過度’學說。
王弼的社會觀是“名教出於自然”。這是玄學社會觀的主流。
名教即儒學，玄學家把儒教改了個名，叫名教，意為正名分之教，隻突出了儒學的社會性，不再是最高理論，最高理論讓給玄學。儒學隻是社會的最高理論，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論。
名教出於自然，這句話是把儒學的社會觀借來用。玄學最主要的社會觀就是‘名教出於自然’，這是向儒學社會觀‘妥協’的結果。這個觀點最被玄學家重視。後來還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還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視。
“以無為本”，奠定了玄學的基礎。王弼的‘以無為本，以有為末’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觀。前一句唯心，後一句唯物。以有為象，以有為體，玄學家大多不承認。反而承認老子的“無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是‘無中生有’。
玄學‘玄’就玄在承認唯心的“以無為本”，卻不敢否定“有”（萬物）的存在，這是一個矛盾體。
古代學說的世界觀看似提綱挈領，其實他的世界觀是為它的社會觀服務的。這時候擁有唯心社會觀的佛教雖然已經傳入中國，但是還沒有流傳開，在社會上沒有取得成功的先例。直到西晉佛學還處於佛經‘翻譯’階段。這樣當時成熟且可行的社會道德隻有儒家學說，所以玄學當時想附著在儒學之上，就無法否定‘有’，就無法得出以‘無’為本，以‘有’為像（空）的唯心最終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