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光養晦，提出南海“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戰略創新。鄧小平深入認識當時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緊密結合國際大局，從國際環境實際出發，著力維護國家利益，追求、塑造有利於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國際關係。他觀察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全麵戰爭在很長時間內不會爆發，當時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貿水平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一些亞洲國家大力發展對歐美的貿易，拉動本國經濟。
“從曆史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經濟。這就需要中國韜光養晦，改變計謀，臥薪嚐膽，待時而起，在不利情況下是由弱變強的必經之路和取勝之道。”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尊重人的能動性，強調要積極發揮人的主體地位，他指出：“我們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要提倡、要教育所有幹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所謂考核，第一就是考核這個問題。”①鄧小平把大膽創新、勇於實踐看作做到實事求是的核心環節。在解決南沙群島主權爭端問題上鄧小平提出可以先采取“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方式來處理，這也是鄧小平外交思想在解決領土糾紛問題上的一個大膽設想和創舉。
用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來解決南海問題。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是以中國的國家跟本利益為立足點的。鄧小平指出：“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與此同時，鄧小平的外交思想絕不是狹隘地以本國本民族利益為本位，為本國的利益而破壞國際公理，踐踏世界各國的正當利益。
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是麵向世界的，把中國的發展同世界的發展密切相連，絕不孤立地看中國和中國的利益，而是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協調進步、共同發展。鄧小平提出“中國和東盟應該建立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關係……發展同東盟國家的關係是我們的長期戰略”。在這一外交方針的指導下，中國迅速開展與東南亞國家的一係列合作。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有較大進步，在反對國際霸權，維護亞太地區和平上相互配合。中國同東南亞國家還積極建立經濟關係，經貿往來快速增長。截止1989年，中國與包括文萊在內的所有東盟國家的貿易總額達66.5億美元，東南亞國家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②正是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積極開展各領域合作的大前提下，東南亞國家認可南海問題不應激化，不可以讓南海問題成為地區安全與經貿發展的絆腳石，為我國擱置爭議，集中精力搞建設提供了保障。
鄧小平外交思想對當前解決南海問題的重大意義
在南海問題上既要“韜光養晦”，也要“有所作為”。國際政治學者將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闡發為：“為了實現戰略目標，在世界權力分配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所導致的世界和平被我們認為是最有利於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的，因此對這種權力分配應采取默認和克製的態度；但並不意味著這一權力分配對我們是合理的和公正的，我們希望……優化外交環境，為實現國家核心利益創造出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③具體到當今南海問題的外交鬥爭來說，南海問題比較複雜，不僅僅是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非法占有我國的島礁、海域，非法開發石油、漁業等資源。也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主要介入點，日本、歐盟也和部分東南亞國家呼應，試圖利用南海問題牽製中國。雖然我國的綜合國力已有了大幅提升，但仍沒有改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的大格局，南海問題處理得不妥善，有可能成為地區秩序動蕩的一個引爆點，破壞仍對中國較為有利的地區局勢，妨害我國利用戰略機遇期進行經濟建設。因此，在目前地區形勢複雜，國際格局仍以西方占優的大環境下，我們在南海問題上仍需要“韜光養晦”，不盲目，不衝動。但與此同時，我國也要把握住“有所作為”的原則，在不引發大國幹涉南海問題，不違背我國向國際社會做出的堅持和平崛起的莊嚴承諾前提下，要積極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在南海的原則性問題上不妥協、不交易，不破壞戰略大局，但也不能任由重大利益遭受侵害。采用行政執法、海洋維權的手段來製止東南亞國家在南海的非法活動。在國際社會上加大輿論宣傳的力度，宣示中國在南海權益的合法性、正當性。堅持雙邊解決的原則，反對國際組織、地區外大國幹涉南海，不接受國際法院對南海問題的“仲裁”。使用各種環境允許的、國力匹配的手段來保衛我國的南海權益，“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