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來自政治科學、統計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傑出學者，將學院的目標定位為培養未來的政治領袖，提供堅實的分析和管理能力訓練，進而推出了公共政策碩士項目。從此以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更加深入地探索公共政策管理專業設置和政治精英培養模式，培養出許多影響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官員、學者，同時也培訓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國的政府官員、學者，在政治領域的全球化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學院充分利用其發展定位的優勢以及公共領域的精英校友資源，聘請世界各國的政壇精英和公共領域的傑出代表舉辦演講，加強學生在課堂與社會實踐之間聯係的橋梁，提供更多的機會促使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校友建立網絡並形成聚集效應，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隨著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進一步發展，學院希望可以像商學院和法學院那樣打出自己的品牌，強化學術性研究，於是吸納了很多學術型的專家教授。這些人出身學術，自然看重學術研究，而這也使得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職業氣息被淡化了很多。時至今日，這些學術型專家教授對於學院的影響依然存在。
毋庸置疑，學術型人才的教育方式偏向於理論的係統性和嚴謹性，教師們往往喜歡教授係統、經典的理論知識；而職業教育型人才的教學方式則是偏重實際應用，他們在課堂上會用結合多種實際生活及工作案例的方式進行授課，理論隻是作為基礎了解。將兩種方式相結合是個漫長的過程，學院需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在與哈佛大學其他學院的良性競爭中，肯尼迪政府學院不僅保持著自己的理念特色穩步發展，同時也積極向其他優秀學院汲取經驗。為了搞好職業性教育，肯尼迪政府學院開始廣泛借助商學院使用的教材和案例，聘請專職人員逐漸積累了一部分公共政策領域的案例，這極大地促進了學院在金融、財政管理等領域課程的發展。此外，肯尼迪政府學院還在一些法律法務課程中采用與法學院聯合開辦的方式，這也增加了學院多元化發展的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肯尼迪政府學院麵臨財務危機，每年的支出大於收入，籌資計劃也遭到失敗。學院新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任職期從1977~1989年），不僅堅持為學院開創新的麵貌，並且展現出了極具天賦的集資能力。在他的領導下，學院實現了財務穩定，並且開始建設新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大樓。這座占地10萬平方英尺的利陶爾公共管理中心在1978年秋天投入使用，當時約1萬人參加了剪彩儀式，其中包括肯尼迪家族成員、肯尼迪政府高層官員、馬薩諸塞州官員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這座新樓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它包含一個專為舉行對話和政府公眾對話而準備的論壇，這個後來被命名為“肯尼迪論壇”的空間開始接納來自全世界的領袖，包括總統、參議員以及聯合國秘書長。這座新樓使哈佛政治學院移出舊有場所，從地理位置上與哈佛其他機構分隔。借助新大樓建成的契機，艾利森進行了3個方向的成員組建：研究生學位項目、行政教育項目和研究中心。此外，學院還成立了兩年製的公共管理碩士項目、行政教育項目，與哈佛商學院聯合教學。學位項目的注冊學生由1976年的200人飛速增長到5年後的700人。同時，學院重拳出擊，發展了更多行政項目，讓資深參與者在學院的實際運作中提出他們的想法，通過反饋幫助教職工重新檢驗這些觀點。行政教育項目逐漸獲得更具國際化的視野，並且吸引了眾多來自私人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者。而研究中心發展成為相關細分領域的支柱。在艾利森就任前，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機構隻有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Politics）一家，如今成長到14個。在艾利森任期結束的1989年，捐贈數額翻倍至1.2億美元，員工數量自1978年來幾乎翻了3倍。
艾利森院長的繼任者們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阿爾伯特·卡恩塞爾（Albert Carnesale）和約瑟夫·奈做出了巨大努力應對新的問題，使學院在80年代超速成長。約瑟夫·奈洞察到國外學生的快速增長並及時調整了政策。現任院長大衛·埃爾伍德（David Ellwood）拓展了公共服務的含義，使之不僅包括政府，還有其他領域投入到為公眾服務的部分。埃爾伍德院長通過努力，使得學院的財務支持翻倍。由於這些學院領導人獨到的學術眼光，在75年前，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領域就已經涉及到了現今國際社會的熱點議題，比如氣候變化、核武器等，這是讓人驚訝的有遠見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