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75個新思想
創新思想使肯尼迪政府學院在公共政策教育和公共服務應用方麵始終領先。從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者影響世界的發現和研究中，信手拈來，我們會發現思想的光芒連綿不絕：托馬斯·謝林的博弈論改變了美國政界思考核武器的方式。霍華德·雷法（Howard Raiffa）關於不確定性和決策的解釋為政策分析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羅伯特·斯塔文斯率先運用市場力量，運用排放權交易製度來打擊美國酸雨。阿什頓·卡特在一篇名為“蘇聯核裂變”的文章中研究蘇聯核武器，導致了旨在安全存儲核原料的《納恩–盧格法案》的通過。薩拉·休厄爾的“大規模暴行的反應行動項目”改變了五角大樓阻止種族滅絕的方法。在肯尼迪政府學院75周年院慶時，有人選出75個來自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者的想法、圖書，正是這些多方麵的想法和發現，改變了並正在改變著我們理解和處理世界政治、公共問題的思路。
民主政治和機構方麵
1．在《失去新聞：把民主注入未來的新聞》（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2009）一書中，亞曆克斯·瓊斯（Alex Jones）提出警告，“那些監督政府、提供強大立場、給予公眾所需的新聞”正在流失。
2．當麵臨針對事實的不同立場，我們相信哪方，我們怎樣被說服？在《戰爭故事：公共觀點之戰的原因和結果》（War Stor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Views of War）一書中，馬修·鮑姆（Matthew Baum ）分析了來自媒介、政治領袖和大眾的互動。
3．美國的民眾參與選舉權曆程並非直線、漸進式地進展。在2001年出版的震驚學界的《選舉權：美國有爭議的民主史》（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中，亞曆克斯·凱薩（Alex Keyssar）闡述了民主的收縮與擴張（contractions and expansions）。
4．在這本精心編撰的《正在消失的選民》（The Vanishing Voter）中，受訪者達10萬人，托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通過新聞、競選活動和投票本身，解釋了幾十年來流失的美國投票者，這本書改變了數以百萬的投票者。
5．在《選擇政治代表》（A Selec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一文中，簡·曼斯布裏奇（Jane Mansbridge）以傳統代表模型開頭，專注於選舉人的資源，而不僅是選擇他們信任的人，並賦予這些代表在上任後更多的自由。
6．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將倫理理論拉入陰暗麵，在《倫理的敵人》（Ethics for Enemies，2011）一書中，他展現了酷刑、恐怖主義、戰爭，證實了哲學在政治和社會中的價值。
7．在全球化時代，馬賽厄斯·裏斯（Mathias Risse）的政治哲學試圖賦予正義新的視角，為常規觀點—政治原則僅適用於某個國界或者人類全體—提供額外思考，並關注於世界的“集體所有製”。
8．在阿肯·馮（Archon Fung）的帶頭下，信息透明政策規劃項目（The Transparency Policy Project）研究了哪些公共披露係統在有效運行，而哪些沒有。
9．羅伯特·帕特曼（Robert Putman）記錄了美國人不斷失去的人際間以及和民主、公民機構的聯係，繼2000年的《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後，他又通過其發起舉辦的仙人掌研討會（Saguaro Seminar）研究了提高社會資本的方法。
10．托尼·賽奇（Tony Saich）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分析這個國家的發展路徑導致其產生的驚人成長速度。在其包括《中國的治理與政治》（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的著作中，賽奇闡述了這個國家複雜且常常遭到誤解的政治和政策。
11．馬文·卡爾布（Marvin Kalb）犀利地反思了1998年媒體對萊溫斯基案的白熱化報道。卡爾布的書：《崛起的新媒體：現代醜聞的兩個根源研究》（The Rise of the New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Root Causes of Modern Scandal Coverage），闡釋了互聯網作為新生媒體資源的發展，和公眾對醜聞報道不斷滋生的渴望。
國際化發展方麵
12．愛德華·梅森（Edward Mason），值得銘記的經濟學家，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第二任院長，曾經的經濟發展專業學生，為美國政府在眾多領域獻策，其中包括馬歇爾計劃。1963年，他建立了開發谘詢服務公司（The Development Advisory Service），讓哈佛經濟學專家和其他發展問題專家進入到發展中國家去（他還是哈佛國際發展中心的創建者），並開始吸引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在職官員在1958年來到學院—這個項目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梅森學者項目。
13．1991年，梅裏利·格林德爾（Merilee Grindle）和約翰·托馬斯（John Thomas）的著作《公眾選擇和政治變化》（Public Choices and Policy Change），為發展中國家領袖提供了一個管理和理解其獨特政策問題的框架。
14．蘭特·普裏切特（Lant Pritchett）在《勞動力的收入》（Income per Natural）一文中質疑全球勞動力流動對財富創造的重要性。他認為，國際化勞動力，不是減少貧困的次要選項，而是減少貧困的主要資源之一。
15．裏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運用網絡科學領域的工具發展了“產品空間”理論，建立了一個經濟複雜性的可視地圖。
16．達尼·羅德裏克（Dani Rodrik）在2012年的著作《全球化悖論》（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中，質疑不斷積累的對國家自主決定的追求、經濟全球化、捍衛民主政體，以及對全球化經濟體係下國際需求的社會安排的反對。
17．創業融資的實驗室研究計劃（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Lab Research Initiative），在阿西姆·伊賈茲·赫瓦賈（Asim Ijaz Khwaja）領導下，首次將心理篩查運用於檢測企業能力和誠實度上，為聯係發展中國家中小型企業和大規模銀行融資發揮作用。
18．羅希尼·潘德（Rohini Pande）在2008年的一項關於權力領域歧視女性的研究中發現：在一個印第安村落的研究中，對女性領導的歧視迅速降低，有時僅存在於一些選舉回合中。
19．《非正式經濟中的男女：統計學的視角》（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A Statistical Picture，2002），由瑪莎·陳（Martha Chen）與喬安·瓦涅克（Joann Vanek）合著，首次提及了關於非正式雇傭的官方統計數據。 這篇國際勞動組織論文將公眾的目光帶入到經濟最黑暗的角落中去。
20．印度尼西亞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創新性的微觀金融市場之一。《利潤的增長：印度尼西亞農村銀行的發展》（Progress With Profi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ing in Indonesia）一書的作者傑伊·羅森哈特（Jay Rosengard）和理查德·帕頓（Richard Patten），探索了印尼的微觀金融發展進程，同時為印尼獲得早期的成功提供了建議。
國際和全球事務方麵
21．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獲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頒獎典禮引述了他的經典著作—《衝突的戰略》（Strategy of Conflict，1960）。“他關於博弈論的視角，作為社會科學的統一框架。” 托馬斯·謝林的貢獻，最出名的在於冷戰期間為核威懾政策所作的論述，同時在包含種族隔離、公共衛生等眾多領域也頗有建樹。
22．科學和國際事務中心主任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和同事出版了一份關於蘇聯核武器軍火庫的報告，發布時間僅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一個月。這份報告為《納恩–盧格法案》（卡特在五角大樓的幫助下得以實施）提供依據。這份報告涉及蘇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最終導致了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的去核武器。
23．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畢業論文成為一本書和一部經典。《決策的本質》（Essense of Decision），最早出版於1971年，運用古巴生化危機建立3個概念方法去理解和分析政府及機構行為：理性的演員、組織過程和政府政治模型。這本書重著於1999年，與菲利普·澤利科（Philip Zelikow）合著，運用最新關於蘇聯解體和肯尼迪白宮的錄音帶等資料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