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肯尼迪政府學院訪談錄
哈佛精神與肯尼迪政府學院教育
—訪前哈佛大學校長、肯尼迪政府學院終身教授勞倫斯·薩默斯
采訪時間：2011年10月15日
勞倫斯·薩默斯生於1954年。2001~2006年任哈佛大學的第27任校長，著名經濟學家。曾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奧巴馬政府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因為研究宏觀經濟的成就而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現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終身教授。
問：作為哈佛的前任校長和現在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您如何定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學院和公共政策人才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薩默斯：我們麵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的所有問題都是公共領域的：比如如何促進決策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在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何種關係上作出決策，什麼樣的決策能有助於全球範圍內的安全。我認為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最重要的是讓人們加入到有效的、領先的公共機構，這對大學提出的要求是，為未來社會的領導者作準備，培養領先的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以及商業精英。所以我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任務至關重要。美國社會的領導者來自社會的不同領域，因此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目標不僅是培養學生立即成為公關政策的管理者、行政管理者，而是與哈佛大學其他的學生一樣可以服務於法律、醫療、教育、商業等社會的各個方麵，並從某個意義上在未來服務於公共管理。我自己曾經是這裏的畢業生，後來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了公共政策方麵，希望自己能在這一方麵做出一些貢獻。
問：眾所周知，您原來是經濟學係的著名教授，做過哈佛大學的校長，後來在政府中服務，現在又回到肯尼迪政府學院作為公共管理研究方麵的教授，是什麼促使您做出這些轉變？
薩默斯：因為我是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能夠任意選擇我感興趣的領域進行研究；其次，我現在發現自己的最大興趣點是公共政策研究，而肯尼迪政府學院正好是這方麵的研究機構，所以我最後選擇回到這裏。
問：中國社會和很多層麵都對哈佛大學的教育模式、培養精英的特殊方式感興趣，您擔任過哈佛大學的校長，什麼是哈佛與眾不同的地方？什麼使得哈佛大學能領先於世界大學？
答：哈佛作為最好的精英社區，已經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驚人的成績，且願意始終保持最高的標準。作為學校，哈佛大學惠及全世界，哈佛鼓勵教師去參與每天發生的時事，無論是教育學院、公共政策學院在進行的工作，還是醫療政策學院等都參與了很多，諸如幫助改善非洲的教育、交通、醫療等方麵，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很多老師也在不同層麵參與到幫助全世界各國政府對其政策決議提出自己的建議。
問：作為全美最好的培養公共管理精英的大學，哈佛大學在公共管理教育方麵正麵臨什麼樣的挑戰？
薩默斯：挑戰來自社會方麵。我們生活在一個精英領導的時代。我們的政治體係由政府、國會、商業領袖等組成，而美國民眾對他們的不信任感在增加，哈佛大學作為教育機構，要負責幫助將成為政策領導的精英作好準備，並需要持續理解和研究這一現象以及變化，這將是哈佛麵臨的最大挑戰。
問：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已經建立75年，相對於大學本身而言時間並不是很長，作為公共管理學院，其教給學生最重要的素質和技能是什麼？
薩默斯：我認為這個問題很複雜，是需要很多方麵綜合考慮的。作為公共管理學院，公共部門較之私人部門麵臨更多問題。學校教育學生的關鍵是價值觀和目標。肯尼迪政府學院樹立給學生的公共管理目標應該是，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簡單地幫助個人及單位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
問：這是一本向中國係統介紹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書，公共管理教育在中國更是非常短—大概10年前才開始建立，所以更需要聽取您的意見。您認為中國公共管理教育能向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些什麼？
薩默斯：我想中國麵臨的問題和美國政府一樣，即如何去權衡公眾利益和政治決議理性化之間的關係。中國的公共管理教育也是如此，一方麵，如何仔細做出常規的可能決策，如關於新建大壩、電廠和道路的修建等，另一方麵，需要權衡普通大眾的感覺，因為那些受項目直接影響的普通民眾也應該被算進成本效益的比較分析，因而他們的想法也同樣需要被考慮到。
問：公共管理教育隻是教育的一個方麵，今天的中國正在討論如何改進教育係統，您作為前哈佛大學的校長，請比較一下中美之間的高等教育。
薩默斯：我想美國高等教育最成功之處在於，我們重在強調讓受教育者學會如何學習和創新，而不是隻進行簡單的背誦。這個觀點從目前人才培養的結果上看得到了良好的印證。創新對於任何大學和高等教育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
問：針對中國的公共管理教育，您有什麼期望？中國應該培養怎樣的公共管理精英？
薩默斯：其實中國在培養公共管理人才的很多方麵做得不錯，我見過很多中國領導人，他們無論身處公共還是私營部門都很優秀，都讓人印象深刻。中國還可以加強公共管理人才的培養，可以吸收更多的社會精英人才參與到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工作中來。
問：金融危機席卷了全球、持續影響世界，政府的大小議題也是討論的熱點，您認為金融危機對未來公共管理領域有何新挑戰？
薩默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金融危機中反映出的監管方麵的問題。金融危機中那些沒有得到規範的部門出現了紕漏，這意味著需要嚴厲的監管。如何運用市場杠杆，挑戰在於使現代金融市場一方麵獲利，一方麵又更加穩定，就像發明一架飛機，如何使它飛行得既快又穩。雖然飛機大多數時候是安全的，但一旦發生事故，後果將難以想象，所以我們要找出一種既合適又安全的金融機製。
問：全球化的深入，將對公共管理，尤其是下一代公共管理精英的培養有什麼樣的挑戰？
薩默斯：所有國家的政府官員們都越來越國際化，所以對哈佛大學或是中國的很多大學公共管理教育來說也是如此。全球化要求官員有更加開放的意識，大學應招收大量的國際學生，鼓勵他們互相交流，這是將來的一項重要工作。
問：您認為什麼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最引人關注的特點？
薩默斯：我認為，哈佛大學包括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優勢就是選擇了一批優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並發揮他們的集中效應。對於高等教育來說，成功來自於精英社會網絡的建立和維護，即最好的老師幫助最好的學生，最好的學生塑造最好的老師，在教學相長中互相塑造。
問：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也培養了很多中國精英，對中國幫助不小。您對此有何感想？
薩默斯：我當然樂見於此，同時，哈佛肯尼迪學院也從這些中國精英身上獲得很多寶貴經驗，這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
問：您曾是哈佛大學曆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又做過美國高層政治精英，還有許多類似您的精英從這裏走出，是什麼秘訣讓哈佛培養了如此眾多的國際領袖精英？
薩默斯：我想還是因為哈佛大學強有力的社會網絡，這是一個良好的係統。如果我們已經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而人才是關鍵，精英吸引精英，把精英集中在一起自然會做得更好。
問：今天恰好是哈佛大學375周年校慶，您認為它還會繼續引領世界高等教育嗎？
薩默斯：哈佛大學的挑戰與美國所麵臨的挑戰一樣，我們有偉大的機構、偉大的傳統，但同時麵臨的最大挑戰是自我滿足。所以我們不能滿足於現狀、裹足不前，而要開拓新的領域，更上一層樓。
問：您對中國讀者或是中國公共管理教育有什麼寄語？
薩默斯：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學科，中國的重要性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獻上來自哈佛大學最美好的祝願！
哈佛大學公共管理人才培養模式
—訪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大衛·埃爾伍德
時間：2011年8月30日
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大衛·埃爾伍德教授，哈佛大學斯科特·M·布萊克（Scott M. Black）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助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福利改革委員會合作主席等職務。
問：作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院長，請問在您看來，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使命是什麼？
埃爾伍德：培育公共領域的領軍人物，並為他們提供支持和解決方案，使世界變得更好。我能做的就是去推動這個使命，聽起來很簡單，但這是非常基礎和重要的。不管怎樣，一個研究機構如果不能嚴格遵循它的理想和願景來發展，它就無法生存下去。我們的工作有幾個原則：一是努力去理解去發掘：世界上最有挑戰性的事務是什麼？但僅僅去思考這些具有挑戰性的事務是不夠的。機構若要在此類事件上成功地產生影響，必須去尋找、吸引或培養在相應領域的傑出領袖。換句話說，僅僅認為環境是關鍵因素而沒有學術專家是不夠的。以中國的研究為例，如果肯尼迪政府學院缺乏有才能的領導者去實施我們的計劃和影響，我們就會在這個領域失敗。也許我對於誰擔任領導人有自己的觀點，但我真的非常需要領導人身邊的智庫有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者和專家提供解決方案。二是肯尼迪政府學院很明確地將工作重心集中在對學生行之有效的措施上。我們馬上將開展校園籌款活動，顯然這在中國的高校並不常見，但對於美國的私立大學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環節，因為學校的運營來源於私有資產。籌款金額的四分之三將用於如何吸引最好的學生。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三是我們有什麼新的策略來體現辦學特色。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問自己，怎樣能為學生們做得更好？我們從未滿足，從未感到已經做到極致和完美。例如，我們是否已經有足夠的校園舉措，這些舉措是支持並放大我們的使命，還是令我們停滯不前？對於一個關鍵性事件，我們問自己，能否找到適合的人；如果找不到，我們無法進行研究和影響，那麼就轉向另一個事件。
問：您怎樣評價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以及學院對他們的作用和影響？
埃爾伍德：我對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非常欣賞和崇敬。以中國為例，我希望招收更多的中國學生來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不同級別的學習。我們已經在短期培訓、行政培訓等項目上獲得了成功。但是對於很多國家的人才來說，他們很難在人生的相對早期到國外受一兩年的教育然後回國發展。大多數政府係統認為，國外短期的學習經曆是為了晉升的一個過渡。但是也有例外，如新加坡，到肯尼迪政府學院或其他機構接受培訓成為一種優勢，即使是政府工作人員。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健康的係統和體製。我的意思是，人才的派出並不是僅僅為了6周或者3年的學習，人才在海外能夠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接觸到各種新鮮的思考問題的方法，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流時，他們展示了所代表國家的素質和風土人情。
我認為最激動人心的事情就是與和你不同的人交流。有些人的思維方式和你相同，但是有些人的思維方式則非常不同。對於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令他們非常震撼的是：當聽到與你有不同背景之人的觀點時，由於人性使然，你的心裏會想：“這可並不高明，這個回答欠考慮，這個想法甚至聽起來有些愚蠢。”之後當你們有了進一步的溝通和了解，你的想法會改變：“也許我沒有真正理解他的想法，也許我被自己的思維方式所束縛。”我認為對於所有傑出的大學來說，最關鍵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吸納不同的想法，這樣不僅能增進理解，而且最棒的想法往往來自於某個你根本沒有注意的地方。有些事情也許在非洲有更好的解決方案，而某個地方或許有另外一種觀點，如此等等。
問：您剛剛提到對其他人“聽起來有些愚蠢”的想法在態度上發生改變，您是否能舉例進一步說明這種改變的重要性？
埃爾伍德：好的，我說說自己的經曆，我研究社會政策、貧困、低收入等相關問題。在做學者的初期，我研究福利問題，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對數據的處理很在行，從大量的數據中找出蘊含的規律。當我越來越關注公共事務，我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有些是使用程序的研究人員，有些是政府官員。我發現很多人不相信我的論述，他們隻是說“你根本不懂，你是個傻瓜”。我很不服氣，我了解這些數據，居然被你們說教。但時間一長我漸漸領悟，也許我的題設有些偏差。比“福利是好還是壞”的提法更恰當的應該是“福利係統是否真正增強了對我們最重要的價值”。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做的事是寫支票，而不是幫助人們自助。如果你沒有提出恰當的問題，如果你沒有沿著正確的方向思考，你可能會覺得對方很愚蠢，但如果你能真正去傾聽他們的話，“聽好，你是個白癡，你沒有真正理解這些數據”，你就會去想：“他們為什麼不相信我的觀點？是否我遺漏了一些關鍵的東西？”當我與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共事時，最初我們之間存在語言障礙，這並不是說：我們不使用同一種語言交流。我們確實在使用同種語言，但是學術思維、理解角度的不同產生了交流上的障礙。當我們克服了這一問題，我們才能理解彼此要表達的觀點，這樣才更有可能創新，給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問：我想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肯尼迪政府學院極為推崇案例教學和麵對麵的課堂討論吧？
埃爾伍德：教學和研究同樣重要。我剛才舉了研究的例子，其實教學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例子。越來越多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當我們完全融入所討論的情境，不得不設身處地思考時，學習效果最佳。我們身處政府、學術圈、生活圈時會經曆一些人生中最為重要的時刻，這時我們必須做出實際的決定，並接受它所導致的結果。我們引入案例分析的技術，為學生們創造類似的情境，比較絕頂聰明的人做出的判斷與自己有何不同，從中學習經驗教訓。因而我認為案例分析非常關鍵。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我們想做的甚至比案例分析更多，讓學生們接觸到實際而非虛擬的問題和困難，例如與當地政府合作，既能幫助政府解決問題，也能為學生們提供學習的機會，從而實現共贏。
問：既然我們提到研究和教學方法，您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在教育方麵最出色的特點是什麼？
埃爾伍德：當然學生是教育過程的一部分。我覺得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學最特別的一點是多元的教育過程，在教學中有演講，有實踐，有案例分析，還有與政府官員共事等等，每一項教學技術都具有獨特的價值。我們並不希望某項教學內容成為主導，我們希望學生接受各種形式的鍛煉。同時，各種教學技巧和研究的所得也幫助我們的教授、學者變得更為卓越，具有更高的威信和聲望，進入政府或其他領域任職。也有些學者，比如我，既作研究又在政府供職。教授不再如傳統意義上那樣隻專注於教學和研究，他們也可以同時在政府領導崗位工作，他們知道如何領導，如何幫助別人解決問題。肯尼迪政府學院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學者、豐富各異的教學方式，這對我們十分關鍵。我講一個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阿爾伯特·卡恩塞爾的故事，他後來擔任哈佛大學的教務長，同時兼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名譽校長，非常令人欽佩。他擔任院長時在第一次教職員工會議上就說：“我們的學院有很多的矛盾對立，存在於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實踐者與理論家之間，有時還存在於員工與教授之間。”我記得他提到了五六個矛盾。接著他說：“如果我們消除了這些矛盾，我們將會失敗。”因為我們的團隊成員必須是持有不同觀點的強有力的人，他們並不人雲亦雲，而是通過互相質疑、思考和討論來進行學習。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但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徑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並不認為矛盾是弱點，相反我們熱愛矛盾。對我的一個挑戰是在眾多矛盾中做出平衡，保證某個方向的人不會過多。我認為這個矛盾中的平衡就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最大特點。中國也經常談到平衡，如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等等。真正聰明的人常認為自己能為所有事情給出答案，如果你真的認為大家都能給出所有的答案，你就失去了繼續學習新知的機會。
問：好的，現在我們能否繼續談談學生？您剛才提到優秀的學生越多越好，請問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所招收的對象有何要求和期望？學院將學生培養得更加優秀的義務和責任如何體現？
埃爾伍德：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學位製項目招收大約900名學生，大約一半來自海外的80~90個國家。我們的行政項目有3 000名學生，一半左右來自海外大約120個國家。一部分項目是針對某個國家招生，比如我們的多個中國項目；另一部分是各國學生集體授課。
這裏我們集中談談學位製學生。我認為公共領域領導人麵臨的挑戰是最艱難和最重要的，因此我們需要出類拔萃的人來擔任。好消息是有眾多有作為的年輕人非常努力地想讓自己的祖國變得更好更強大，因此我們的目標就是挑選最好的人才，把他們吸引過來，希望我們能教導他們，他們也能教導我們。我們當然希望學生的智力超群，另一方麵我們也在尋找他們身上是否表現出領導力的證據和潛力。我們的目標是培養能力超群的公共領域的領導者，所以這三個關鍵詞同等重要：能力超群、公共領域、領導者。能力超群指天賦和智力超群；公共領域指關心他們自身之外的人和事情，關注於公共事務；對於領導者，我們希望從學院畢業的學生回到祖國，有所作為，對周圍產生實質性的改變和影響。你可以非常聰明，願意投身公共事業，但領導力也非常必要和關鍵。所以我們需要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顯然第一個條件最容易衡量，而後兩者因國家而異，並需要深入挖掘。我希望肯尼迪政府學院成為這樣的地方：全世界的學生都認為，我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畢業後能成為一個公共領域的出色領導者。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費非常昂貴，因為我們是私立機構，並不依靠政府撥款支持。想想看，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度過一到幾年的時光，從時間上來說對他們是巨大的犧牲，另外還有高昂的學費負擔。因而我作為院長的第一要務就是獲取外界盡可能多的資助和支持，減輕學生們的經濟壓力。我擔任院長期間將對學生的經濟資助總額翻了一番，從1 100萬美元增長到2 200萬美元。
問：您認為學生從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取的最重要的技能是什麼？
埃爾伍德：第一是量化的技能，使學生通過數據、模型來係統地思考複雜的問題。人們確實需要知道如何衡量價值，程序是否能運行，需要知道在對市場進行了某一方麵的幹涉後會產生什麼現象等。第二是政治技能。例如，如何爭取多個具有不同觀點的投資者的支持，對於黨派執政者，需要兼顧你的政黨、議會成員，商業運作、國際機構等眾多處於競爭關係的需求。公共領域並不是以賺錢最多來評價工作的好壞，而是需要平衡多方麵的利益和需求。第三是管理、領導才能。如何確保切實提供最為有效的服務等。第四，對於特定的政策主題教授特定的技能，例如國際安全等。
問：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目標是培養公共領域的未來領導人，那麼學院是如何激勵和引導學生進入公共領域工作的呢？
埃爾伍德：我們招募來的學生都對公共領域有濃厚的興趣，並不是所有人一定去公共領域工作，但他們都致力於推進和提高公共利益。我的意思是，要改善世界狀況可以通過建立運行非政府組織（NGO），也可以經營具有社會責任的私人公司。我們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我們非常花心思，舉個例子，所有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在周五將進行一天的公共服務，他們到學校粉刷牆壁，到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協助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文具等等，各種豐富的活動都是在課程還未開始就已經進行，這些活動不僅表達了學生們為公眾服務的意願，也培養和增強了他們對社區、對公眾的責任感。其次，肯尼迪政府學院很有特色的措施是論壇的舉辦。每周幾個晚上都有了不起的人物來論壇作演講。按照慣例，第一個演講的主題必須是公共服務，這非常關鍵。而且所有來論壇的演講者都將內容集中於與公共政策相關的事務。在課堂上，我們集中注意力在公共領域的話題上，案例分析也圍繞公共領域，我們盡量安排貼近實際的情況，例如案例的主人公犯刑事罪或腐敗等等，學生們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必然會處理相關的問題。總結起來，我們通過以下三個方麵集中於公共領域：第一，學院的各種活動；第二，課堂的話題和案例；第三，論壇的演講主題。
問：是否能請您談談行政項目。本學期末肯尼迪政府學院會進行又一年度的中國領導力發展項目—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據我所知，學院有很多類似的項目，您對此怎麼看？這些項目的初衷和願景是什麼呢？
埃爾伍德：我們對短期的行政項目大力投入有兩點原因。第一，在政府高層任職的官員，沒有時間參加長期的培訓，因而短期的項目是最有效的，而且我們知道他們會成為領導人，因為他們現在就處於領導崗位，因而我們有很高的項目目標。第二，我們從中會學到很多。案例分析時學生們會針對情境各抒己見，表達自己的觀點，提供解決方案。但是另一方麵，我們自身也領導和管理著學院的學者和員工，從學生們的討論中受益良多。而且案例並不是憑空臆想的，我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理解並融入案例，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通過項目我們會有三個方麵的收獲，會接觸到這些傑出的官員，從他們身上學習，從案例中學習。此外，官員們根據自身經曆舉出的例子可能會成為以後課堂上的案例。
問：在這些行政項目培訓中，運行情況是怎樣的？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由於官員們的案例、經曆與美國的情況迥異，教授和官員們最初很難相互理解或達成共識？
埃爾伍德：是的，這在國際化的學術機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情境不能完全體會，但這正是案例教學的美之所在。如果我們隻是簡單地請來中國學生，向他們教授我們對中國的理解、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國情況的了解，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好。課堂討論中如何設計問題同樣是一個困難的事情，就像作一個演講，但是與演講不同的是，你相信學生能通過課堂討論相互學習。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個案例，如何挑選恰當的案例？如何組織和構建話題？如何提出問題？如何引導課堂討論的方向？另外，課堂的情景可能與上課前想象的不同，學生們的思維方式可能出乎意料，你不知道如何來引導話題的方向，何時去回應一個出色的觀點，何時表態“讓我們回到剛才討論的問題”。每一個案例都是獨立、獨特的，因而我們需要投入時間來研究這些教學的技巧、來研究每一個案例。
問：作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院長和教授，你如何用一句話來總結學院的教育哲學？
埃爾伍德：很簡單，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正是這個信念將我們大家連在一起。如果擴展這句話，我會說：通過認真、嚴謹、冷靜、周到的工作，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個理念是基於肯尼迪總統的那句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我們的夥伴非常聰明、堅定、樂於奉獻、有創新精神，他們因為同一個願景而集合到一起，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我來了，我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凝聚起的團隊強大到出乎你的想象。同時我們也存在壓力：人們經過多長時間會迷失方向？要是他們對改善世界、推進公共利益不十分清楚和確信，隻是為了今後做個有錢人呢？我們對此會非常敏感，我們並不是針對個人，不是為了學院，而是為了這個世界。因而我們在思考，如何讓這裏成為高標準、高期望值的地方，這個期望是你對人民、國家、世界應該付出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即使這裏不像商學院那樣能為今後的你帶來更高的收入，不像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博士學位那樣讓你獲得更直接的學習和教學經驗，人們來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驅動力是用最好的才智完成最高的理想。人們願意在極高的壓力下工作，並能夠做出令人驚歎的成績。環顧世界，存在非常多的問題和困難，但是能身處這個世界令人興奮。即使很困難，世界有很多黑暗的日子，我們仍在這裏，為改善世界而工作。如果你在乎、關心這個世界，以學生或者教職員工的身份來這裏吧，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以盡可能認真和嚴謹的方式解決問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將完全信任你們的才智，相信你們會互相學習，相信你們會從學院汲取養分和成長的力量。
當然理論並不難，難的是實踐它，堅持真實的自己。有時候工作總是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對立兩方麵的觀點都很有道理，選擇越難，我越需要回歸到“基本”去做出判斷—什麼是正確的事情。我並不天真，有的時候每個人都需要作一些妥協，但無論如何都要堅持自己的使命，這樣才能吸引傑出的人才加入你的團隊。如果你舍棄了這個使命，那為什麼不去商學院？商學院的畢業生能夠獲得更高的薪酬，而且商學院是非常好的地方，對學生的發展非常有益，我們與商學院有聯合培養項目。總之，人們來肯尼迪政府學院，是受到那個使命的魔力所驅使。
問：隨著學科的交叉日漸增強，社會問題更加複雜，不同領域、不同經曆的人會源源不斷地加入肯尼迪政府學院，這對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和教育方法來說，是否是一個新的挑戰？
答：絕對是。我們關注公共利益，但絕不是僅局限於公共領域。正如我之前說的，我認為所有最重要的公共問題包含商業、政府和文明社會因素，無論是移民政策、氣候變暖，甚至是預算和稅收。我的一大目標就是使肯尼迪政府學院與哈佛大學的其他部門建立更多的聯係。我們與商學院、法學院分別建立了雙學位項目。另外我們有專門針對學生的差異化背景特設的項目，例如我們每年挑選世界的領導者，包括商界、政界等領域的，加入為期10天的行政項目，他們將在同一課堂獲得各種不同的經曆，會有很多收獲，盡管時間很短，但各領域的領導者們甚至會結下重要的友誼。
問：2011年肯尼迪政府學院迎來了它75年的院慶，學院的使命是否有了與時俱進的變化？您對未來有什麼期望？
埃爾伍德：我一直關注未來，對此我非常自豪。對於我來說有三個挑戰，第一是不斷保持招收最好的學生；第二是不斷保持教學的創新和有效，使學院的畢業生回到社會能夠真正做出改變；第三是我們必須集中於幾個關鍵的方向，聽起來或許挺熟悉，比如創建持久的共同繁榮，推進民主，對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如中國）加深理解、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這些國家和地區將對世界的未來極為基礎和重要。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國際化
—訪談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
時間：2011年8月29日
約瑟夫·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曾出任學院院長、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奈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曾提出著名的“軟實力”理論，曾簽約推動哈佛中國官員培訓項目。
問：您首次簽訂了中美高級官員培訓的協議，推動了兩國在政府領域的交流合作，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哈佛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項目？
約瑟夫·奈：這個項目是由托尼·賽奇教授發起而創建，作為福特基金會的代表，他在北京有很多政治經曆。他認為中國各地的官員來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非常有幫助，同時哈佛的教授也來到中國。多年來，這個項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參與的人員都很喜歡這個項目而且從中獲益良多，這也是項目得以延續的原因。
問：您提到“項目的成功”，我們怎樣理解？是對於肯尼迪政府學院還是中國？
約瑟夫·奈：對於雙方都很成功。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使命是培養公共領域的精英，而公共領域的精英不隻在美國而是遍布全世界。中國的領導精英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於學院來說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對公共領域的精英進行培訓和指導就是我們的工作。但我想該項目對於中國而言也是很有幫助的，課堂上講授的技巧和技術對於發展中國的領導人來說也很有用。
問：您所得到的項目反饋是怎樣的？教授們怎樣看待這個項目
約瑟夫·奈： 我在中國時得到了大量的反饋，它們都是積極的。我並沒有對反饋的信息作科學的研究，亞洲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教授一定知道更深入的信息。
問：中美的情況有很多差異，那麼教授們如何傳授知識和技能，使得它們能在中國適用？
約瑟夫·奈：當然兩國有很多差異，而一個成功的教師會意識到這些差異。同時兩國還有很多相似之處。有技巧的教師會求同存異。
問：您認為該項目和培養碩士的學位製項目有哪些不同點？
約瑟夫·奈：領導力項目為期較短，而且課堂講授需要翻譯；而學位製項目為期一至兩年，用英語講授。對於兩種不同的項目，教師隊伍可能是相同的，但教授的側重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