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這本書是關於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培養方法和模式的。作為前院長，您怎樣看待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培訓體製？是成功的還是麵臨很多挑戰？
約瑟夫·奈： 我認為很成功。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從教導不同的學生中來學習和提高。挑戰是有趣的，因為它給你帶來不同的視角。對中國傑出領導人的教學，對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們都有很多幫助，讓他們對事情重新進行思考。
問：作為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專家，您認為如何在項目的國際交流中避免誤解？
約瑟夫·奈：我認為更多的交流是好事。我對長期的中美關係持樂觀態度，因為交流和合作的不斷增強可以使兩國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由於兩國的文化差異、政治差異，交流中會存在一些誤解，對待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強交流。
問：在美國，從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的學生大部分進入了公共領域工作，而中國的學生從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後沒有什麼人進入政府工作。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所導致？是文化差異，還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育體製僅僅針對美國的情況？
約瑟夫·奈：我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傳授的知識和技能可以適用於社會各種不同的領域和部門。在美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畢業生50%進入政府工作，30%進入私營部門，餘下20%進入非營利組織工作。所以即使是對於美國的畢業生，選擇的工作領域也不唯一。
問：肯尼迪政府學院是否致力於培養全球化而非本土化的公共領域精英？
約瑟夫·奈：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有44%左右是國際學生，來自80~90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所以學院的學生具有很強的多元化國際背景和多元化的部門領域。這種國際化的多元化是健康的，因為這意味著你在教學時需要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國際化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特色。
問：您從院長位置卸任，現在作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感覺如何？是否滿意這個職位？
約瑟夫·奈：是的很滿意。我2004年卸去了院長的職務，在過去的7年作為一名學院的教授繼續工作。我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課堂和教師都具有非常高的水準，我很高興能融入其中。
問：您對課堂上教授各種不同背景的學生怎麼看？
約瑟夫·奈：這使得課堂非常有趣。比如你講了一個案例，分析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一個學生說在他的國家，事情會是另外一種樣子。這樣我們有了不同的觀點，課堂的氣氛更加生動有趣。
問：您是否關注課堂上的中國學生？
約瑟夫·奈：是的，實際上這些年我有很多出色的中國學生。2010年12月我在上海，看到了我以前在上海的學生，他們邀請我作演講，與當地學生座談。我很高興地看到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將知識和技能傳授給新一代的學生們。
問：您對未來加入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中國學生有何建議？
約瑟夫·奈：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學生很好地代表了中國的形象。我們很幸運地擁有中國傑出的學生，在課堂上積極討論，表達自己的觀點。如今，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發言的積極性比以前有了明顯提高。
問：肯尼迪政府學院在新時代的挑戰是什麼？
約瑟夫·奈：我認為是網絡媒體。通過網絡，學生和社會能夠接收到比以往多得多的信息。這使我們思考，我們能夠提供的優勢是什麼？我認為很多是源於麵對麵的討論和辯論，這些你從網絡中獲取不到。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中國項目
—訪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教授
采訪時間： 2012年5月
托尼·賽奇（Tony Saich）是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主任、Rajawali基金會亞洲研究所主任和中國公共政策項目的教授、哈佛大學的大宇國際關係教授，教授比較政治製度、民主治理和中國轉型經濟。
問：您能否跟大家介紹一下您是如何推動肯尼迪政府學院亞洲項目的發展的？
賽奇：實際上，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項目的主要推動者是我的前任，約瑟夫·奈教授。當他離開政府部門時，他認識到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將會是世界政治的關鍵因素，所以他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有必要和中國建立實質性的聯係和溝通。經過努力，他啟動了三個項目，這些都是在我上任以前完成的。
第一個項目是新世界學者項目，此項目是由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慷慨資助建立的。這個項目也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主要創始人的主要願望，他們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需要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每年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參加高級管理培訓項目或是作為訪問學者進行獨立研究。16名中國政府官員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參加為期一到四周的高級管理培訓項目。學員們參加的課程項目包括資深高管培訓項目、高級政府官員培訓項目和“發展中的領導者：動態世界中的動態管理”項目等。另外，艾什研究中心每年資助4名新世界學者進行獨立研究。過去的研究內容包括對中國銀行業的戰略改革、農村醫療係統、農業改革和外國援助投資的評估。
第二個項目是肯尼迪政府學院與中國軍方的合作項目，約瑟夫·奈院長認為與中國軍方建立聯係對於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發展非常重要。盡管與軍方的合作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項目，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能夠和中國軍方高級軍官進行交流和互動的項目。
第三個項目是，為了進一步促進肯尼迪政府學院和中國的關係，約瑟夫·奈院長任命了一位學院的資深教授來專門處理亞洲的事務，特別是中國的相關事務，這一職位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加強中國與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交流。非常幸運的是，我在1999年獲得了這一職位的任命。
問：中國領導人培訓班是一個為期8周的培訓課程，每年為50名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員提供培訓，培訓的主要內容是：在21世紀，中國如何應對改革開放和公共管理領域中遇到的不斷變化的挑戰。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您在2001年是如何創建這個項目的嗎？
賽奇：當我在1999年夏天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時，亞洲項目還處於起步階段。新世界學者項目也剛剛進入第二年，與中國軍方的合作項目隻是處在起步階段。開始時，隻有我們幾個人在運作這些項目，我們竭盡全力去和中國政府取得聯係。我們的第一個實質性的項目實際上是在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同事們的建議和啟發下開始建立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幹部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畢業生，他認為，隨著中國不斷參與全球事務，中國政府的中央政府官員會有許多機會和他們的國際同行進行交流和接觸。然而，他發現大量的省級官員、市級官員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官員期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與世界交流的機會，而這一需求一直沒有得到滿足。特別是他認識到中國政府中央級以下的官員非常希望能夠接受現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方麵的培訓。這就是中國領導人培訓班項目的緣起。
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同事給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我立刻認識到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主意。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可以使肯尼迪政府學院和中國的學術研究機構聯係起來的項目是非常有實際意義的，那時清華大學的公共管理學院才剛剛起步。這使我們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清華大學的公共管理學院建立了一個三方合作的機製。我們在一起共同設計課程，這些課程一部分在清華大學講授，一部分在肯尼迪政府學院講授，由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官員和政策分析員以及哈佛大學的教授共同教授。我們的設計是，經過在中國的初步接觸後，學員將會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參加為期四周的培訓項目，還有一到兩周的實踐參觀機會。
問：這是美國大學和中國大學在培訓項目上的第一次合作嗎？
賽奇：這是國家外國專家局第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培訓項目，以前可能有一些為期幾天的培訓項目，或者是把重點放在機構參觀的項目上，但是這確實是中國首個同種類型的綜合培訓項目。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培訓班現在成了中國同類培訓的旗艦項目，在中國，許多機構認為這個項目是中國最優秀的國際培訓項目。然而，作為第一個國際培訓項目，它也受到了許多質疑，不是每個人都在一開始讚成創建這個項目的計劃。考慮到中美關係經常會出現緊張局勢，項目在創建初期出現一些問題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懷疑我們做這個項目的真正動機，認為這個項目是由美國政府支持的—我們這個項目當然不是美國政府支持的，哈佛大學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我們花費了一些時間來打消人們的這些顧慮。我們最常聽到的批評是中國政府不應該在這些項目上花費金錢，但是，實際上中國政府沒有為這個項目支付過任何費用，這個項目是由安利（中國）公司大力資助的，而且這個項目從成立初始就是由安利（中國）公司資助的，而且不附加任何條件。
問：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參加這個培訓班的中國政府官員可以嗎？
賽奇：中國領導人培訓班是麵向中國的局級官員和中國較大城市的市長和副市長開設的，我們的每期項目通常會有七八個副部級官員，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從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到市政府。他們是由中國中央組織部選送的。往屆知名的學者包括：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等。實際上，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是肯尼迪政府學院2002年的訪問學者，當時他是南京市委書記，他在幾年前回到學院，作了一次演講，其中講到了他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學到了許多有用的知識。
問：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中國領導人培訓班的課程設置嗎？
賽奇：由於我們的學員來自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我們的課程主要教授應對公共政策方麵的挑戰時會用到的通用技能和基本步驟，我們用利益相關的分析方法對事件進行分析，分析公共的利益是什麼，需要何種支持和技術手段才能既實現公共利益，又能讓學員克服在個人發展中遇到的難題。這種形式的分析方法對於任何層次的政府官員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在與我們的中國同事交流的基礎上，我們開發了一些關注當今熱點的專題領域，包括城市發展、可持續性發展和社會政策。這個培訓班盡量做到對中國社會當前的熱點問題做出及時的反應。在課堂教學方麵，是由來自哈佛大學和其他機構的老師進行授課的，我們還安排學員參觀和熱點問題有關的美國機構和地區。例如，由於中國現在的許多城市都有被汙染的河流，我們最近就帶領我們的學員去參觀波士頓的鹿島汙水處理廠，以使學員了解美國在清理查爾斯河汙染上所做的工作。醫療保險和老年人的看護問題也是我們最近幾年重點關注的專題領域。 學員們通過參觀波士頓的布萊根婦女醫院來了解現代化醫院的運作方式，同時還參觀了一家養老院。培訓班還組織學員對馬薩諸塞州具有開創性的全民醫療保險進行了小組討論，討論小組的成員有來自政府、商界和工會的代表，從而使學員在討論中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觀點。
最後，因為學員非常希望了解美國社會，我們設計了許多課程講授美國的政策和體製。 例如，曾經效力於美國多名總統的羅傑·波特教授講授美國總統製的思想理念；戴維·金教授講授美國的政治文化；托馬斯·帕特森教授講授了美國的新聞媒體是如何運作的；約瑟夫·奈教授講授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並闡述了他的“軟實力”和“巧實力”理念。
問：據我了解，中國領導人培訓班的培訓項目帶動了許多其他培訓項目的建立。
賽奇：是的，為了迎接北京奧運會，我們為北京市政府作了幾次小規模類似形式的培訓。在世博會召開前，我們舉辦了上海高級管理層培訓班，現在這個培訓班極可能會繼續辦下去。這個培訓班的主要學員是上海市政府的官員，和在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培訓一樣，培訓班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學員在戰略規劃、領導力、公共服務水平、城市規劃和發展、危機處理和社會政策方麵的能力。政府官員參加為期兩周的集中課程學習，然後參觀美國的政府和公共機構。
我們同時正在籌劃建立一個麵向中國西北五省的培訓項目。我們將會和西安交通大學合作。這個新的培訓項目也會沿用中國領導人培訓班的模式，我們將和西安交通大學的教師一起開發課程項目，他們將負責學員的選定工作，哈佛大學的教師將會參加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培訓課程和西安培訓的一部分課程。
肯尼迪政府學院也首次收到了來自中國企業的邀請，中國南方電網邀請我們為它的高層管理人員設計培訓課程，我認為他們的興趣點包括學習通用的管理策略、國際的能源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美國能源政策的演化進程。我們會讓肯尼迪政府學院能源政策方麵的專家來參與這個培訓項目，例如，能源政策教授威廉·霍根（William Hogan）和能源政策教授亨利·李（Henry Lee），他們將會圍繞以下問題進行授課，中國南方電網公司可以從美國能源政策中學到些什麼？美國相關政策的缺陷是什麼？哪些理念可以應用到南方電網公司？
最後，我們還建立了一個中國危機管理培訓班項目，是由阿諾德·豪伊特教授（Arnold Howitt）和杜奇·倫納德教授（Dutch Leonard）共同領導的，隨著中國經曆過汶川地震和2008年雪災這些重大事件以後，危機管理成了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的關注話題。因此，豪伊特教授專門和國家行政學院一起合作開發了這個中國危機管理培訓班，它將在中國舉辦。他還幫國家行政學院的老師開發他們自己的危機管理培訓課程。
最近，我們正在著手建立一個負責金融監管並對管理和政策分析感興趣的政府人員的培訓項目，我們和美國華平投資集團一起開發了這個項目，華平投資集團主要負責提供財務技術方麵的建議，艾什研究中心主要負責從地緣政治方麵研究本地區的金融環境和高效的公共管理所包含的要素。這個培訓項目在美國舉辦，學員會有一周在紐約參加培訓，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將有兩周的課程，同時他們還會去參觀波士頓附近的金融機構。
問：您可以對中國領導人培訓班項目的影響作一個總體的評價嗎？
賽奇：總體上說，中國領導人培訓班項目是非常成功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評價。可以看到，我們從一個非常小的組織開始起步，將亞洲項目在中國發展成為一係列具有實質內容的項目課程。這也帶動了來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學位課程的中國學生的增加。現在讓更多的中國學生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學位課程學習的主要障礙是，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來幫助中國學生支付他們的學費。另外，讓在職的中國政府官員離職，來參加肯尼迪政府學院為期兩年的職業中期公共管理碩士，是很困難的。而新世界學者項目隻需要學員用四五個月的時間，到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學術研究和參加相關的課程，這個培訓項目成為中國政府官員的一個折中選擇，因此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選擇。
如果我們把肯尼迪政府學院所有的培訓項目加起來，我們培訓了大約1 000名中國政府官員，雖然1 000人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來說不算什麼，但這仍然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我們會定期舉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中國畢業生聚會，來加強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校友社區的建設。新世界學者項目的畢業生和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每年都會有一次聚會，時間是在新年前後，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們會盡量參加那次聚會。2012年是中國領導人培訓班項目10周年的慶典，我們將會邀請往屆的畢業生回到肯尼迪政府學院來參加為其一天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的效果非常好，也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
問：讓我們回顧一下前麵提到的新世界學者項目，請您向我們介紹一些新世界學者項目在過去幾年裏讓你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賽奇：新世界學者項目的研究涵蓋非常廣泛的課題。在本學期，有一個來自新疆的官員，他的研究課題是新疆的空氣汙染。而他的一位來自水利部的同學，研究的課題是美國對水資源的管理和中國如何借鑒美國的水資源管理經驗。另外，去年我們的一個學員研究的是和文化保護相關的課題。我們近期的一位學員俞可平教授，他的研究課題是政府改革，這也是艾什研究中心的重點課題，我們的美國政府創新獎項目正是致力於發現和推廣政府改革的成功案例。俞可平教授在中國也建立了一個類似的項目，這個項目主要關注中國政府的改革。因為兩個項目有許多相同之處，肯尼迪政府學院希望能夠和研究中國政府改革方麵的專家進行更多的交流。同時，俞可平教授希望每年有一兩名同事能夠作為Rajiawali 學者，來到艾什研究中心進行中國政府改革的課題研究。
問：您能向我們更多地介紹一下Rajawali 學者項目嗎？
賽奇： Rajawali 學者項目每年在亞洲地區招收25~30名學員來艾什研究中心進行科學研究，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學員來自中國。他們來自不同的領域，既有政府高級官員，也有年輕的博士生。我們還有一部分學員是來自中國各個大學的年輕教師，如國家行政學院、上海行政學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他們在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研究中心學習一個學期或者一年，主要任務是設計他們本校的公共政策培訓課程並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另外，我們和清華大學簽訂了一個協議，清華大學每年將會選派幾名本校博士生來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雖然他們的博士學位是由清華大學授予的，但是他們參加了肯尼迪政府學院審計類課程的學習，並在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和學習。這是我們加強和中國聯係的另一種方式。
問：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艾什研究中心是怎樣為新世界學者項目和Rajawali 學者項目提供支持的嗎？
賽奇：首先，學員可以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老師進行交流，我們會幫助我們的學員和他們研究領域的教授取得聯係。同時我們還會組織多種多樣的社交活動，例如舉辦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另外，我們還會舉辦一些活動來向學員介紹美國當地的曆史文化，這些活動包括參觀普利茅斯莊園、觀看哈佛橄欖球隊和波士頓紅襪隊的比賽。這些活動能讓我們的中國學員感受到社區的溫暖。最後，作為一名艾什研究中心的學員，我們會為他們頒發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結業證書。
問：最後，請您介紹一下艾什研究中心在2010年建立的中國案例項目，請您先從哈佛大學的案例教學開始介紹可以嗎？
賽奇：不管是學位課程還是培訓課程，肯尼迪政府學院教學的最大特點就是案例教學。我們的案例教學都來自真實發生過的事件，這可以讓學生站在決策者的角度進行思考。我們教學的重點是原理和框架的具體應用，而不是理論研究。例如，我講過的一個案例是印第安納波利斯如何外包它的公共服務項目，這個案例隻關注其中的一個方麵—冬季過後坑窪路麵的平整。你可能會認為這個外包項目非常簡單。然而事實卻證明它的程序非常複雜，其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我們對其中的總體規則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範圍從外包的公共服務到私人企業。我們研究了應該如何看待政府公共服務外包行為的利弊；我們在決策哪種公共服務可以外包和某種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承擔時應該分別采取何種標準。所以，通過案例教學、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可以使學生掌握普遍性的知識和技能。
我們發現案例教學是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培訓班在北京的一周課堂教學活動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在課程結束前讓學員展示他們自己的案例。學員們可以把在課堂上學到的技能和方法，靈活地運用於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學員們分組對案例進行分析，然後給出他們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案。
問：也就是說，學員們有可能在培訓期間獲得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的應對方案？
賽奇：是的，正是這樣，這正是案例教學的神奇之處。雖然中國和美國有著不同的曆史、文化和政治體製，但是學員們在處理工作中的難題時還是會遇到同樣的挑戰。
問：您能談談中國案例項目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嗎？
賽奇：好的，由於曆史的原因，肯尼迪政府學院在教學中使用的大多數案例都是發生在美國的，雖然這些案例具有通用性，但是我們認為專門開發關於中國的教學案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時，安利集團非常慷慨，它為肯尼迪政府學院這個項目提供3年的資金支持，我們通過這個項目可以開發出20個關於中國的教學案例。開發這些中國案例的目的不是將它們用在麵向中國政府官員的培訓教學中，而是在其他的高級主管項目中用這些案例向學員介紹中國的現狀和中國麵臨的挑戰。我們也會在學位課程教學中用到這些中國教學案例。例如，我在我自己的學位課程教學中已經用了其中的兩三個中國教學案例。然而，全球的教學機構可以通過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案例項目，購買其中的案例，並將其用到本校的課程教學中。一些中國案例還在開發中，例如2008年雪災、台風莫拉克、中國的能源需求激增、上海的房屋重建，中央電視台火災和北京的空氣汙染治理。
問：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我想我們的談話包括了所有的中國培訓項目。我們的讀者可以通過訪問以下網址了解更多關於艾什研究中心和它在中國的項目的更多細節。
http://www.ash.harvard.edu/rajawali
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新世界學者項目的簡介：新世界學者項目創立於1998年，是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可的最出色的海外培訓項目之一。此項目由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世界發展”）大力資助，致力於培養中國未來領袖與世界各國未來領袖之間的持續合作，同時為推動中美兩國學術與政策改革提供各種機會。1998年，“新世界發展”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簽署協議，共同啟動新世界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者項目。每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此參加高級管理培訓項目或是作為訪問學者進行獨立研究。
公共事務與全球責任
—訪談肯尼迪政府學院副院長梅洛迪·傑克遜
時間：2011年8月17日
梅洛迪·傑克遜（Melodie Jackson），肯尼迪政府學院副院長，分管對外交流與公共事務。
問：您作為分管對外交流與公共事務的副院長，在您看來，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使命是什麼？
傑克遜：我們的使命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同時擴大學院的影響力。在研究方麵，我們希望通過增強研究能力來擴大學院的影響力，我們並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我們還希望找到世界上最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確保讓研究的成果被對的人使用並發生效用，而不僅僅是將研究所得出版成一本書，隨後被別人束之高閣。在教學方麵，我們盡己所能，啟發、引導學生們關注於公共服務，吸收精英們來到肯尼迪政府學院訓練技能，並提高他們在公共服務方麵的影響力。再者，有時通過發布一些消息，我們也在幫助全球140個國家和地區的4.6萬名校友。舉個例子，在海地發生地震之後，我們及時發布了幾個校友的經曆，努力幫助他們尋求緊急援助，其他校友也紛紛聯絡我們，希望給予幫助。因而我們的教學宗旨就是幫助學生們獲得他們要影響世界所需的、盡可能多的資源和工具。這是我們的最高理想，我們實際操作就會具體到技術層麵，包括出版物、網絡、媒體關係、社會媒體、材料標示、教材等。
問：麵對數以萬計的事件，學院如何篩選世界上發生的事件進行研究？
傑克遜：我們實際上是一個小團隊，但是我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分析全球的事件。例如，日本地震之後，我們第一時間采訪了學院關於危機應對的專家。隨著核電站的真相一點點被披露，我們進而采訪了關於核能方麵的專家並發布觀點。校園裏，學生們也在努力開展活動，為自然災害募集資金。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樣的大事件，肯尼迪政府學院總能通過校友的人際網絡或者其他渠道，找到相關領域的專家、教授，並發布他們的對策和見解。
肯尼迪政府學院放眼世界，關注世界，並不是因為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而是學院與生俱來的特質，是學院的文化。因為我們的國際化視野，我們的關注點和工作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學生們自己組織在院長和我的辦公室裏發起募集資金的活動，我們在災害發生後第一時間聯絡到在日本的校友和學生，關心他們的安危，查看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援助，讓他們知道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同時我們的肯尼迪論壇和學院一樣，有很多危機應對或者其他領域的專家在論壇上演講並及時地發布，這些資源重要而有價值。更多的情況是我們在論壇上提供了很多資源，因為沒有反饋，我們並不能看到其中發生的所有故事，因此論壇的互動很重要。例如，也許某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校友已經畢業很久了，當發生某個事件時想起了學院，查閱它的網站找到解決方案，這將使他的心更貼近肯尼迪政府學院，讓他更具有歸屬感。我們想確保學生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時與它建立起一生的感情。
問：您能否分享一下經驗，學院如何激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傑克遜：我們有很多種方法。首先我們並沒有強製要求學生畢業後一定要進入公共領域工作，因而對於公共服務的訓練也不是強製要求的。但是從我們選拔人才的標準和學生的素質來看，我們的重心就是公共服務，我說公共服務，而不是公共部門，因為公共服務可以有很多種形式。我們向學生發問：“你可以為你的社區、你的祖國及世界做些什麼？”你對什麼領域感興趣是由自己決定，而我們努力傳播一種觀念：我們有責任回報社會。我們提供訓練，以增加你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我們還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每年肯尼迪論壇的第一次演講（也是學生們在學院的第一堂課），主題都是啟發性公共服務，每年如此。我們會邀請四位校友回到校園，他們有不同的職業背景，畢業於不同的年份，有本國人，也有外國人，請他們來談談公共服務的驅動力、他們的職業如何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學生們從中可以認識到公共服務的關鍵性，我們有不同的項目、不同的背景，而將我們連接在一起的是公共服務。在每個學期開始時，我們會舉辦公共服務周，每年兩次。肯尼迪政府學院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關於公共服務的，所以我們特別開展一個“公共服務周”的活動聽上去有些可笑。但是我們這樣做也是通過一種新的方式來強調為什麼我們在這裏，我們會安排很多與公共服務相關的活動，其中之一就是服務項目。參與項目的不僅僅有學生，還包括所有的老師，活動形式也多種多樣，比如到學校協助教學和管理、清掃公園等等；再比如今年我們舉辦了特別奧運會，有些人參加賽事，有些人加油助威。我們的學生畢業後可能進入公共部門工作，也許從事公司的社會責任方麵的工作，也許為國家、社會提供公共谘詢等等，我們的主旨是希望涵蓋到各行各業在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人才們。
問：我很感興趣公共部門具體指什麼？
傑克遜：公共部門包括各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非營利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地方的非營利組織等。我們有很多人到私營企業工作，然而他們的工作是為公共利益服務。以我自己為例，我從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馬薩諸塞州的花旗銀行工作，主要從事社會責任、社會關係、對外聯絡等方麵的事務，可以說雖然我在一家私營企業，但是我工作的大部分內容是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的。我們並不認為進入私營部門是壞的選擇，我們將之看作是啟發、教育領導者為公共利益作貢獻的途徑。社會企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比如，2006年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兩個女學生產生了一個想法，計劃成立一家社會企業，致力於中國某省的可持續發展。她們最後成功建立了多家不同的社會企業，非常有影響，為這個省銷售奶酪、服裝等產品的人們開拓了一個市場，也為當地區域經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政府給出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當遇到某個問題，人們的期望總是：政府何時能解決它？而在當今的新時代，各種問題不能全部依靠政府給出解決方案，我們都應該投入到其中，各行業、各單位都能獻言獻策，提供力所能及的解決之道。
問：肯尼迪政府學院與美國及全球媒體之間的聯係如何呢？
傑克遜：我們有全球6 000名記者的數據庫，我們通過這個方式組織活動、了解時事。組建這個數據庫時，我們會與每個記者聯係，詢問他是否願意接收我們發出的所有信息或者是集中於某個領域的信息，這樣我們會根據每個人的興趣點歸類，相應地發布相關的研究成果。以幾周或幾個月為周期，我們和記者分享信息。同時，我們擁有多個電子出版物，訂閱的用戶可以每月獲取上麵發布的資源。除記者之外，我們與一部分新聞機構也有直接的聯係。我們也有自己的電視工作室，之前我們的教授要到BBC（英國廣播公司）、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包括世界各地的媒體工作室接受采訪，但是有了學院自己的工作室，給他們帶來了很多方便，他們可以在課堂的間歇在工作室接受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