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和學生都被推向了前台，而學院作為他們堅強的後盾。
傑克遜：確實是這樣。誠然我們會廣泛地宣傳肯尼迪政府學院，但我們會詳細闡述教授的研究，講述學生、校友的故事，更多地宣傳我們的成員們—他們的成功就是學院的成功。
問：您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畢業生在就業時有哪些優勢呢？
傑克遜：第一，我們希望學生們從學院真正學到了知識，增長了技能，提高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了如何談判等等，這些會幫助他們在職業道路上有較好的發展；第二，哈佛和和肯尼迪政府學院這兩塊金字招牌可能令他們受益；第三，他們從周圍優秀的人才中接收到了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機會；第四，在步入職場時，校友的人脈關係可能會幫他們打開局麵。
問：我想關注一下去政府工作的學生們，他們在學院的學習、訓練與在政府的工作有何聯係呢？
傑克遜：政府的選拔沒有對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產生政策傾斜，畢業生的職位級別也根據情況各異。有些是初出茅廬，進入一個新的部門要從零做起，有些校友在來此學習之前就在政府工作，他們經過幾年的學習，回到原工作崗位或者其他部門。
問：在當今全球化的進程中，很多事物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在這個時代，肯尼迪政府學院是否有與時俱進的任務和願景？
傑克遜：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任務有兩重。第一是培養和教育公共領域的精英；第二是提供解決方案，幫助解決世界上棘手的問題。所以我們的工作由教學和研究這兩大支柱組成。在教學方麵，我們要努力分析和理解領導人將遇到的問題，培訓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以應對未來即將發生的、現在仍未知的問題。在研究方麵也一樣，隨著世界上遇到的問題越來越複雜，我們將不斷學習、不斷創新思考。我們除了開設學位項目，也開辦短期的行政培訓。在對全球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培訓的同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思想和經驗的互動也非常有益，比如我們對某個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我們會很快知道這個方案的效果；相關崗位、相關地區的領導者會馬上就自己的實際工作情況給出反饋，比如因為什麼原因這個方案在某個地區行不通等。我們會第一時間了解問題的最新動向，從彼此身上互相學習。正是這種互動和反饋驅動我們不斷思考，使研究不斷向前發展。在行政培訓的項目中，全球各領域的傑出領導者在一起學習和討論，也促進了他們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公共管理人才培養的多元模式
—訪談肯尼迪政府學院副院長愛麗絲·伯納特
時間：2010年8月22日
愛麗絲·伯納特（Iris Bohnet），公共政策教授，擔任肯尼迪政府學院副院長，分管學術事務。同時，兼任婦女與公共政策項目主任、哈佛大學決策科學實驗室副主任、談判項目副主席等職務。
問：您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教育方麵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什麼？
伯納特：首先，我們致力於培養全球公民。我們生存於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肯尼迪政府學院是非常多元化的，例如多元的學生來源、性別、種族、國籍等。目前，肯尼迪政府學院中47%~48%的學生為非美籍人士，擁有不同國籍背景的學生對於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第二，將課堂內授課內容與世界正在發生的事緊密相連，我們稱之為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學生在課堂中學到的知識，可以在市長辦公室得到應用，比如如何更好地做預算和會計係統等。我們有很多關於這些（實際應用）的課程，同時我們也將許多案例引入教學中來。學生們學習並模擬這些案例，他們扮演其中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或市長等角色。因此，經驗在課堂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暑期，我們還要求學生參加為期幾個星期的實習，我們稱之為政策分析訓練（Policy analysis exercise）。這是我們的“教學包”。我們不是一個專門的經濟學或政治學係，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關注點在於公共服務。因此，我要強調的第三點是跨學科教學方法，多元課程設置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點也是我們正在努力推動的、在教學中的科技應用，例如怎樣更好地利用社會媒體、新科技來舉辦視頻會議等。但是，它遠遠不止這些。在社會媒體交往中運用科技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課堂上，你能夠即時地了解到學生們是如何認為的，可以與其更好地溝通並讓其表達意見。可以說，在學院的課堂上，教學互動性是很強的。值得注意的是，講座教學是非常容易複製的工作，錄像能夠記錄一場講座，成千上萬的人將會觀看到它。但是，可以參與討論、模擬案例的互動式教學是無法被複製的。學習成為一個積累經驗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吸收知識。
問：您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最注重培養學生的哪些素質和能力？
伯納特：總的來說，肯尼迪政府學院最重視的素質有如下幾個方麵。首先，分析的能力。課堂上的教學內容包含各類政策分析，學生們運用分析和統計工具進行研究，他們的來源主要有統計學、經濟學和決策科學等。第二，管理能力。學生們需要有能力去管理一個群體或團隊，與外界進行溝通，開展人力資源管理等。第三，領導力。學生們需要具備領導能力，特別是在公共部門引領他們開展工作。第四，曆史和國際關係。學生們需要擁有曆史和國際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應用其所學。
問：在您看來，促使學生們選擇肯尼迪政府學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伯納特：我希望是因為學生們關心公共服務。如果學生們希望成為律師，他們將選擇法學院；如果希望成為商人，他們會選擇商學院。我們希望吸引那些關注公共事務的學生，去應對、挑戰並解決公共問題，例如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發展問題、消除貧困、性別平等、國際安全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不一定僅僅從政府的角度去關注公共事務，因為公共事務是一個很廣泛的領域，它不僅需要政府部門參與，同樣也需要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承擔責任。
問：肯尼迪政府學院如何提升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伯納特：肯尼迪政府學院擁有許多知名的進入公共部門的校友，例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利比裏亞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等，我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任務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可以觸及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但不會刻意影響他們的公共部門，我們能做的是吸引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學生，吸引那些最有思想的優秀學生。學院資助來自於貧困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不希望學費成為限製因素。我們能否提升對學生的影響力，我想成功的秘訣來源於三個方麵：
首先是我們選擇了什麼樣的學生，他們是否真正適合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就讀，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們不能低估其他學院的學生，哈佛聚集著各個行業最優秀的人才，學生們都可以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第三，我們要怎樣對待這些學生，應當如何設置課程、分析案例來訓練和培養他們。
問：您怎麼看待學院對學生的培養目標和他們未來所進入的工作領域之間的關係？這兩者是否如設想的那樣實現了一致？
伯納特：很多國家和地區擁有政府項目，政府為學生支付學費，參與項目的人員有義務回到自己的國家從事政府工作，並有一定服務期限。據我所知，新加坡有詳細的相關政策，日本也有，但我不清楚中國是否有類似的項目。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我們的教學非常多元化，還有跨學科的培養方案，因此學生們可以根據興趣選擇特定的培養內容，例如社會政策、國際安全等。因此，畢業生的選擇會有所不同，也許他們會致力於幫扶無家可歸的人群，也許他們致力於發展問題等。這就對學生提出了挑戰，他們需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我已經提到，肯尼迪政府學院設有不同的教學方案，學生們可以關注不同的問題。知識是無窮盡的，世界正變得更加複雜，一個公共政策碩士培養方案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不知道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這種思路是否與其他國家狀況相一致，而且，假設在其他國家也建立起肯尼迪政府學院，那麼同樣存在關於“什麼是公共政策”的思考。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去思考在這裏受到的教育，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能否得以適用。因此，我們要做的是豐富我們的培養方案，讓學生們根據需求得到恰當的培養。
問：可否請您介紹一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師資情況？
伯納特：我們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教師。一種是學術型教師，獲取了終身教授職位；另外，國際知名學者也可能成為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他們可能不在期刊上發表文章，隻給報紙和雜誌寫評論文章，但是他們可以帶來豐富的經驗。有些時候，我們采取公開招聘的方式；也有些時候，我們有明確的目標，例如大衛·格根（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領導力中心主任），他基本不發表論文，但他有著豐富的白宮工作經驗，曾為四任美國總統擔任顧問，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現在也在肯尼迪政府學院。這對肯尼迪政府學院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哈佛大學官員培訓項目
—訪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中國公共政策項目主任勞拉·馬
時間：2011年8月4日
勞拉·馬（Laura Ma），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中國公共政策項目主任。
問：請您介紹一下哈佛大學針對中國的培訓項目？
勞拉：哈佛大學關於中國的培訓項目很多樣，主要有肯尼迪政府學院、中組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作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它從2002年起舉辦，至今已有10年曆史。此外，哈佛商學院有專門針對企業老總的培訓項目，其中包括國有企業高管，也有私營企業老總。公共衛生學院曾經與衛生部合作，開設專門針對衛生係統官員的培訓課程。建築學院針對建築商也開設短期課程，目前每年舉辦一次，為期1周。另外，哈佛的其他學院也與中國開展許多不定期的短期培訓項目，例如，2010年，哈佛教育學院曾麵向陝西省教育係統官員開展短期培訓。
除此以外，哈佛中國基金會也與中國合作，選送哈佛在校學生到中國各個領域參與實習工作。哈佛中國中心還開展聯絡工作，協助學校教授到中國開展研究。可以說，哈佛大學與中國的合作形式多種多樣，在開展培訓方麵已有很豐富的經驗。
問：請您詳細介紹一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在官員培訓方麵的情況？
勞拉：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國官員的培訓主要由艾什中心承擔，同時也與其他部門展開廣泛合作。截至目前，學院定期舉辦的中國項目主要有麵向省部級官員的新世界項目，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共同舉辦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與國家行政學院合作的中國危機管理項目，曾經與北京市政府合作舉辦的北京市高級公共管理培訓項目，與上海行政學院及上海市委組織部合作的上海培訓項目，曾經在香港舉辦的香港公務員培訓項目，和在台灣舉辦的項目等。可以說，通過多年的努力與探索，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培訓機製，擁有豐富的官員培訓經驗。
問：在您提到的這些培訓項目當中，教授一般采取怎樣的授課方式與學員在課程當中展開互動？
勞拉：根據麵向對象、項目內容和目標的不同，剛剛提到的這些項目開展方式也有所區別，但基本采取兩類模式：一種是由肯尼迪政府學院選派教授到中國，對參訓學員開展培訓；另外一種是接收從中國選送的官員到肯尼迪政府學院接受一定期限的培訓。培訓的課程內容由雙方協調，根據項目特點、參訓人員背景、培訓需求和目標，以及當時國際上或中國的社會熱點選定培訓內容，然後在該領域選擇知名學者和教授進行授課。
在課上，一般由教授主講一個小時，預留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給學員提問，同時學員們也可以結合自身工作經曆，自由表達觀點和想法。目前來看，這種互動模式受到了教授和學員一致好評。
問：您剛才提及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可否請您對這一項目建設的初衷、運轉狀況進行介紹和說明？
勞拉：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開始於2002年，是由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公共政策項目、中組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發展基金會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作舉辦的，迄今已有10年曆程，培訓官員數百人，今年即將舉行培訓班的十年慶典活動。目前，各方對這一項目的反饋都是積極的，已經開始探討今後如何繼續和發展的問題。
項目人員的構成一般來自各省、市、區和中央國家機關，其中包含副部級幹部和司局級幹部等（包含省部級後備幹部），每期五六十人。時間方麵，相比前些年，培訓時間有所壓縮，其中包括在清華大學進行的為期3周的培訓課程，和在美國進行的為期1周的訪問及4周的培訓。在清華大學授課期間，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專門派出教授到北京授課1周，其餘2周由來自中國的專家和學者講授不同的專題，重點是公共政策基本理論、國內政策和經濟社會熱點問題等。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4周期間，肯尼迪政府學院將根據國際和中國社會重點關注的議題，和當年三方所協商的核心議題確定培訓主題，並在相應領域選擇知名學者和教授進行授課，講授世界公共管理領域的最新成果。
問：那麼，肯尼迪政府學院是如何設計這一培訓內容的，它有什麼獨特之處？
勞拉：在哈佛期間，學院設置的課程內容包括中心課程和主題課程。中心課程是固定的內容，也就是肯尼迪政府學院最有影響力的王牌課程，例如公共管理、城市發展、可持續發展、領導力等。此外，每一期的培訓都會設定自己的主題和側重點，我們會根據不同側重點和熱點問題安排相應的課程和教授，例如，2010年金融危機是大家關注的議題，那麼我們就會在該領域選擇知名教授前來授課。再比如，社會保障現在是中國的熱點話題，2011年的培訓主題就側重養老金和醫療保險方麵。2008年中國發生汶川地震，2008~2009年的主題就定位災後重建和危機管理。此外，我們還會結合主題，到相關公共機構參觀調研，例如布萊根婦女醫院、波士頓再開發局（Bost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波士頓職業中心（Boston career center）、馬薩諸塞州政府等。
我想，這個培訓班的特點在於，它是以參訓學員的工作背景、經曆，以及當年國際社會和中國所發生、關注的熱點問題為核心，根據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學特色（例如案例培訓等）量身定做的。它融合了中美案例教學、理論教學等多元模式，這樣良好的對接能夠更好地在教授和學員間傳達信息、建立溝通和加強理解。並且，哈佛的教授也能夠了解更多中國官員的思想、行政思路和實際情況。這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
問：請問每期項目結束後，學院是否會進行項目評估？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各方對於項目的評價如何？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方麵，希望項目做出哪方麵的改進和提高？
勞拉：是的，每期項目培訓結束，我們都會針對項目的運行情況開展問卷調查。從目前反饋的情況來看，各方反應都很滿意。肯尼迪政府學院將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定位為學院的旗艦項目。
當然，在具體的運行層麵，我們會經常探討一些教授、學員和承辦方提出的意見、建議，隨時做出調整。從肯尼迪政府學院方麵來講，我們希望有更多來自中國基層的官員參與到培訓中來，提供更多關於基層實踐政策層麵的討論話題。相信未來的合作空間將會更大。
問：關於中國官員的培訓模式，外界總結了肯尼迪模式、歐洲模式、新加坡模式等，請問您對此怎麼看，肯尼迪政府學院模式有什麼特色嗎？
勞拉：各種模式都有自身的優勢和獨特性，針對官員的培訓最重要的要看“適用性”，也就是說何種培訓方案和模式能夠更好地適應中國國情。
美國是個不斷發展的國家，它包容許多文化和經驗，很多方麵都處於建設之中。同中國相似，美國地域差異性大，不同行業、地域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因此會呈現出許多與中國相似的問題。這些特點是它國所不具備的，因此，肯尼迪模式的培訓在中美公共管理培訓方麵擁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哈佛關於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研究
—訪談豪澤非營利組織中心中國項目主管胡罄
時間：2010年8月4日
胡罄，肯尼迪政府學院豪澤非營利組織中心（以下簡稱“豪澤中心”）中國項目主管。
問：哈佛大學豪澤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是一個以非營利組織為核心，展開相關研究的獨立跨學科學術機構，據我所知，豪澤中心將中國非營利組織作為一個重要的關注領域。為什麼豪澤中心會如此關注中國？
胡罄：豪澤中心關注中國非營利組織項目主要基於兩點原因，一是豪澤中心自身的轉型，二是中國公民社會、慈善領域發展的需要。豪澤中心2007年完成了第一個10年規劃，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時，該中心完成了一次轉型，也就是為實踐領域牽線搭橋。因此，需要根據實踐領域的組織類型，選擇一些領域和研究方向，於是豪澤中心確定了5個研究領域，其中隻有一個是以地理位置作為關注點的。這5個研究領域分別為人權和公正領域的組織、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藝術和文化類型非政府組織、慈善資源研究和中國非營利組織。
把中國非營利組織作為研究方向，主要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利用哈佛大學的強項來幫助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哈佛大學一直在中國和中文研究方麵實力較強，無論是人文、社科還是其他實踐領域，它都有實力很強的院係、專家和教授，所以我們希望利用哈佛在這方麵的資源來建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項目。第二，中國實踐領域的需要。豪澤中心的捐助人豪澤夫婦對中國有持續的關注，他們認識到了這個領域建設的重要性和中國的需求，希望從學術層麵加強這一方麵的研究，因此促成了中國項目的建設。第三，2007年前後，由於中國政策和立法方麵的開放，中國非營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和發展。這是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使我們加強了對中國非營利組織的重視。哈佛大學豪澤中心與北京大學合作開展的公益組織事業發展項目，就是中心關注中國項目的一個成果。
哈佛大學設立非營利組織中心，印證了這個領域的重要性。從廣義來看，公民社會、慈善事業已經發展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世界發現中國的公民社會在複蘇，社會組織蓬勃發展，這種趨向會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從狹義來看，專門研究這一領域的專家會思考，在中國特定的背景和環境下，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又會是怎樣的模板，從而給學術領域帶來研究案例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該中心會在學術上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
問：我了解到，豪澤中心設立了專門的項目，來培訓中國非營利組織領導人。您可否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相關情況？
胡罄：是的，該中心設立了為期兩三天的工作坊，麵向慈善、公益領域的領導人進行培訓，加強他們對實踐領域的反思。目前是針對團隊來進行，當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團隊來訪美，我們邀請哈佛的教授提供這些培訓，介紹一些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經驗和教訓，為他們提供反思的空間。這個項目從2010年開始，為期3年，我們每年培訓兩個團隊，由中國的合作機構進行篩選。在中國，我們與一些組織，例如中國基金會中心、美慈中國等開展合作。
問：豪澤中心中國項目的戰略是什麼？這個項目具體關注點是什麼？為何如此選擇？
胡罄：豪澤中心的中國項目致力於為學術研究和實踐領域牽線搭橋，從而促進學術成果向實踐轉化。中國項目要以在三個層次上的活動實現這些目標，第一是知識的傳播和教育，第二是公眾的意識和倡導，第三是社會實踐和社會影響。
關於第一點，要幫助一個公共部門發展，學術是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作為一個大學的研究機構，我們要加強在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中國已經在公益組織、公民社會方麵有了許多研究成果，但用英文研究中國的信息和研究還很少。我想，如果讓不了解中國的外國人關注中國的發展，讓有專長的學者參與到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中，是有必要的。因此我們在設計一個課程，主題是“中國的民間組織和公益組織”，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托尼·賽奇和豪澤中心的主任克裏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教授將聯合授課。介紹西方關於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框架，並且將中國的發展置於自身的發展背景之中，因此這個課程具有比較研究的性質。對於那些關注公民社會、公益組織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了解中國、關注中國的視角。我們設立網絡平台，邀請持續關注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學者和學生參與進來，並通過翻譯和編輯的方式，向英語人士介紹中國的發展。此外，我們還組織關於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研討會，2010年底，我們邀請到了美國和中國政治學領域的專家和教授，進行了一場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有些通過曆史的視角、有些通過實踐領域的視角來研究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曆程，效果非常好。而且，我們還會向中國的受眾引薦國外最新的出版物和研究成果。
第二，提升和倡導公眾意識。作為一個新的發展領域，要做的基礎性工作是爭取公民的關注和了解，我們可以利用哈佛的品牌和平台，來呼籲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視。同時，我們也可以影響哈佛大學的學生，他們既包括中國學生也包括美國學生。我們還會提供機會幫助他們了解實踐領域的問題，並幫助他們參與實習等。
第三方麵，社會實踐和社會影響。我們主要希望吸引哈佛的學者和教授為非營利組織工作。我們會邀請他們來為中國非營利組織製作課件、開展培訓、作相關研究，並為這一領域的發展提供深入的見解和指導性意見。此外，他們也可以為公益組織作谘詢，使得這些組織更具影響力。
問：豪澤中心對於推動人才進入公共領域開展實踐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怎樣引導學生進入公共部門，現狀如何？
胡罄：我特別想說，中國項目的存在為許多熱心於非營利組織的學生提供和創造了機會。我們進行了許多活動，比如學術會議、研討會、製作新的課件，從而幫助哈佛學生了解和關注這一領域。通過發起活動、邀請國內的領導人作交流、提供一些誌願的機會，讓學生接觸這個領域，這在某種程度上開闊了大家的視野，激發了他們的興趣，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就業選擇。
我也很欣慰地看到中國學生在這方麵的興趣，他們從豪澤中心中國項目的活動中汲取營養、強化知識，並且在這個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平台，鍛煉了組織能力。借鑒其在豪澤中心中國項目的經曆和經驗，也能夠增強他們在自己所設立或參與組織中的權威性。也就是說，學生通過中國項目的活動來增強他們的理解和見識，並能夠在學生組織的平台上嶄露頭角，體現他們的權威。
問：有數據顯示，肯尼迪政府學院進入政府部門的中國畢業生較少，進入第三部門的案例逐漸增多，但仍顯不足。可否請您對此做出分析？
胡罄：我沒有獲取到相關的數據，但從直觀的角度來看，可能是現實的問題所致：哈佛的學費一年5.5萬左右，全美國年平均工資是4萬多。上學依靠貸款，是一種投資，但非營利領域收入不高。很多人出於現實的考慮，不能很快進入非營利組織工作，過去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是也有學生利用相關基金會的獎學金過來學習，並承諾畢業後回到公共領域，外在的資金也能幫助哈佛畢業生進入社會領域。
對政府領域來說，我不太清楚在這邊的中國學生到政府領域工作的情況，我估計可能存在資金的問題。近幾年，哈佛大學給中國學生的全額獎學金少了，大部分學生都要付一定的學費甚至是全部學費來完成學業，並且學校所在的波士頓是美國生活費最高的城市之一。所以這是一筆很大的投資，無論是非營利部門還是政府部門，如果想引進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人才，恐怕要對這些人才的培養進行一些投資，比如說支付獎學金供其上學，並讓其承諾畢業後回去。國內就有經費會支持中國的學生在哈佛讀完商學院，並讓其回到中國工作。這是我想到的一點原因。
對其他國家來說，美國實際上是很多國際非營利組織或者是救援機構—如聯合國等的基地，因此具備很多的工作機會。但是我相信這方麵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語言可能會成為中國學生一個瓶頸。同時，對於國際化的組織而言，如果沒有國際化的經曆是沒有機會的，例如樂施會、國際人道援助組織這些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要作為普通的員工進去工作是很有挑戰性的。
問：如您所說，豪澤中心的工作對中國民間組織的興起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可否請您說明這些作用和影響？
胡罄：從我們現有的項目來說，首先是對非營利組織領導人和慈善組織領導人的培訓，現已完成了4期。話題會涉及各個方麵，比如管理和理事會的角色，跨部門的合作，擴大影響力、公信力、合法性等。在每次培訓中，會有50~70個來自草根組織或官辦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參加，他們普遍的感受是培訓中有一些看法和視角比較新穎。有一些在這個領域比較流行的概念，比如合法性，在中國這個還沒有用這些概念來探討自身的社會，這樣的交流能拓寬非營利組織領導人的視野。第二就是我們在培訓方式上采用哈佛特有的案例講授，現場模擬哈佛的授課方式，這不僅活躍了課堂氣氛，也提供了一種真實的場景，讓學生在這種真實的場景中學習。我覺得這種形式的培訓是非常有效的，能給國內學術界和培訓領域帶來新的授課方式。我們在做這些項目的時候，還會對學員進行案例教學的培訓。畢竟在中國，公民參與民主意識和社會意識是最近幾年開始的新話題，作為一個傑出的公益部門的領導人，自身首先要有這方麵的意識。我們的部門比較年輕，很多人沒有這種意識。在課堂上令我印象深刻的反應是：學生被教師參與的氣氛與民間組織的氣勢深深打動。比如說哈佛教授沒有架子，他們很敬業，這種精神是很有感染力的。我覺得我們的這個項目，至少在知識和技術之外，可以起到人員的交流、在精神上相互影響的作用。
此外，還有對於基金會領導人的影響。中國項目是應中國基金會的發展需要而誕生的。中國基金會的領域比較新，最早從1981年開始，剛滿30年，但真正的民間基金會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是從2004年開始的。就像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時，要對外交流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一樣，目前這個領域剛剛獨立起來，它也想看看相關的領域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美國在這個領域比較成熟，所以其經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中國少走彎路。我們現在做的項目主要介紹美國在這個領域是怎麼發展的，比如說，我們通過哈佛的工作坊介紹美國曆史、介紹美國基金會部門如何看待使命，從而讓國內的基金會認識到我除了能夠做做善事，還有一個使命是協助改善社會，即不僅是做善事，還能戰略性地幫助社會向良好的方向發展。我們還有一個項目，叫作“訪問學者獎學金”，專門為國內高級研究人員、學術人員或者有成就的實踐領域的領導人，提供在哈佛訪學和交流的經費，也提供很多學術交流的機會和視野。
此外，我們會參與一些谘詢，谘詢的客戶一般是國際或國內關注這一領域的基金會。例如，蓋茨基金會在巴菲特晚宴之前，已經在考慮如何推動中國的個人捐贈項目。所以我們就為蓋茨基金會做了小型谘詢報告，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慈善領域的大概圖景，並以此做出決策。福特基金會也在反思作為國外的基金會如何幫助中國這一領域的發展，任何一個基金會都會意識到他們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幫助中國民間組織實現自身的成長。所以我們和他們合作進行了一個研究，就是國外的基金會如何加強中國民間組織自身的支持體係。一旦外國基金會沒了，中國自己的民間組織能不能呈現一個完整的生態。這也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就說明，我們幫助這個領域的參與者，來探討如何共同促進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
我也希望通過這個訪談，能影響更多的國內人士關注非營利組織這個領域，並希望以此對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進行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