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現了焦裕祿
史海拾貝
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逝世，年僅42歲。
一個多月後，仍處於悲痛之中的蘭考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找到《河南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編輯郭兆麟，提出要寫一篇《蘭考人民滿懷信心迎豐收》的稿子。這是焦裕祿生前給他出的最後一篇報道題目，他要完成焦裕祿的囑托，將蘭考人民除“三害”（指內澇、風沙、鹽堿）的經曆進行一次全麵總結。
可是，郭兆麟卻說：“七一快到了，寫個黨的好幹部吧！”
寫個黨的好幹部，寫誰呢？回到縣城，劉俊生找到縣委辦公室分管通訊報道的副主任卓興隆。卓說：“寫啥？咱焦書記不就是打燈籠也難找到的好幹部嗎？”卓興隆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說得劉俊生熱血沸騰。此前，他就有過多次寫焦裕祿的念頭，但每次都被焦裕祿阻止了。
劉俊生文如泉湧，很快就寫成《一個黨的好幹部》，送至《河南日報》。誰知，過了整個7月份，稿子也沒有發表。
如果不是發生了另一件事，對焦裕祿的宣傳也許就此中止。
這期間，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負責的除“三害”辦公室，給河南省委寫了個工作報告，報告上有一段話：“焦裕祿活著的時候，除‘三害’很有成績；臨終還念念不忘根治‘三害’，死後要求組織上把他送回蘭考，埋在沙灘上，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讀到這段文字流淚了。他在“四清”工作動員大會上，號召全省共產黨員都要學習焦裕祿。會後，有關方麵編印的《四清簡報》登載了趙文甫的講話。
趙副書記的此番感慨，觸動了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他帶領兩位記者深入蘭考調查，跑了20多天。最後寫出了兩種稿件：一種對外，考慮到當時處於災荒年代的特殊背景，為顧及國際影響，隻寫了個千把宇的“電訊”稿；一個是地方稿，比較真實詳細地寫了焦裕祿帶領群眾戰勝災害的主要事跡，全文3000餘字。
1964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采用了千把字的“新華社鄭州訊”，標題是《前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河南省委號召全省黨員向他學習》。《河南日報》使用的則是地方稿，置於頭版頭條，還製作了十分醒目的通欄標題（之後，又連續五次刊登宣傳焦裕祿的文章）。
這時已到了1965年初，黨的工作重心已轉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4月17日，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到了蘭考，同行的還有周原、馮健等4位記者。本來，新華社報道的計劃是了解農民在3年困難時期是如何擺脫貧困的（此前穆青曾派記者周原到當地采訪），但當得知焦裕祿的事跡之後，穆青斷然決定：“原來的計劃不搞了，就寫蘭考，就寫焦裕祿！”
“重新報道焦裕祿！”他說，“像這樣的黨的好幹部不組織力量宣傳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
1966年初，經過穆青等人的艱辛勞作，宣傳焦裕祿的工作已大體就緒。剩下的，就是把文稿送到蘭考做最後的核實。新華社河南分社把它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除留一人在家值班，其餘的全下到蘭考去聽取各方麵的意見。
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人讀到這篇文稿都感動不已，熱淚盈眶。然而，蘭考新任縣委書記卻有不同的感受。“寫得不行。”他為這篇文稿概括出六個字：災，難，病，苦，逃，死。結論是：文章給社會主義社會抹了黑！
穆青聽了，很生氣。他指示周原：“你就拿著這文稿，請蘭考縣委逐段逐句地研究！”新書記也確實提不出更具體的意見，因為文稿寫的全是實際情況。既然挑不出有什麼失實之處，穆青就毅然決然地拍板了。
1966年2月6日，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可多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由新華社電傳到全國；7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早將這篇文章播發到全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騰出重要版麵，全文予以刊登。從此，焦裕祿的名字傳遍了中國。
（摘自《文史博覽》2013年第2期呂傳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