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機遇與責任
卷首語
作者：宋鑫陶
當年的深圳是一塊試驗田，如今的上海自貿區也是一塊試驗田，兩者之於中國改革的意義都是巨大的。深圳開改革之先，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門欄；如今的上海自貿區則承載著市場經濟進一步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重任，力圖能“在離岸金融創新的維度上，將中國經濟帶入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改革階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同時被批準的還有珠海、汕頭和廈門。1984年5月大連、天津、青島、上海等14個城市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陸續吹開沿海開放城市的大門。一個開放的中國，靠著改革帶來的加速度，在30多年後成為了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體。
“（上世紀）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如今，機遇降臨到上海自貿區。2013年7月，國務院通過了《中國（上潮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從外灘到浦東，再到上海自貿區，這座經濟、金融中心城市一直在不斷尋求著自身的突破。
其實，上海自貿區的獲批遠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早在2006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就提出，要在上海建立四個“國際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200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委員會上，提出要將四個“國際中心”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而這正是上海自貿區最原始的雛形。但改革遭受到的巨大阻力，使其最終擱淺。
這個城市幾乎囊括了我國所有的金融市場要素，加之以它的區位、經濟總量和經濟地位等的考量，上海要建立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在內的四個“國際中心”，似乎顯得理所當然。但正是“由於金融體製障礙，金融體係不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上海很難依靠自己力量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經濟中心。”不改革上海的金融體製，上海似乎難有大的突破。
所以，當李克強總理問上海市長楊雄：要政策，還是要改革？上海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後者。改革和政策，不是一個硬幣的兩麵，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題。但如果非要二選一，當下的上海無疑更需要改革。
2011年，上海經濟增長數據居全國倒數第二位；2012年，則滑至倒數第一。2013年，我國要實現7.5%的經濟增長目標，難度不小，並極有可能是23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速。這當然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上海，也不是很多人願意看到的經濟現實。但正是這樣的上海和國內經濟的整體現狀在告訴我們，改革已經刻不容緩。人們都在說，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但如何走出深水區，上海或可做範例。
沒有退路的上海，要麵對自貿區這樣一個新事物，顯然會遭遇許多新挑濺，麵對許多新問題。不同於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是為了提高一國的經濟效率而設立自貿區，上海自貿區的試驗角色，則意在為我國經濟發展探求新路，意在“用開放促改革”，“以開放倒逼改革”。
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首推就是金融服務業的改革。在我國，金融業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國有資產，既得利益集團最強勢，市場化程度最低。所以，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就曾揶揄道，中國的金融機構是可以“躺”在那裏，就能把錢賺了的。
所以，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尤其令人關注，而開放到什麼程度，更是關注的焦點。實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以及打造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被認為將很快實施；如果放開貿易相關的借貸，允許區內進出口企業向外資銀行借貸，則被認為將促進利率市場化的實施。事實上，通過觸及利率、彙率和資本項目等的金融改革，都是為改革收集經驗，測試壓力。
與之相對應，我國在今年7月放開了貸款利率市場化，但更關鍵的存款利率市場化尚未放開。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人民銀行已經做好了技術上和條件上的準備。尚且不論實現的日期，至少市場化改革釋放出了積極的信號。
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與發展無疑將會是重要議題。改革的重點，依然離不開市場機製的健全，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以及在新時期協調好“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當年的深圳是一塊試驗田，如今的上海自貿區也是一塊試驗田，兩者之於中國改革的意義都是巨大的，甚至已被業界拿來相提並論。深圳開改革之先，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門欄；如今的上海自貿區則承載著市場經濟進一步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重任，力圖能“在離岸金融創新的維度上，將中國經濟帶入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改革階段”。
知名財經評論家葉檀認為，“上海是否能回到黃金時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進入開放、發展時代。”新一輪的改革之風，自上海吹來，它的風向也勢必會影響到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