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南京臨時中央政府政權危機與孫中山的下台
文史縱橫
作者：王棟亮 康麗瀅
【摘 要】 文章分析了南京臨時中央政府建立伊始所麵臨的嚴重的滲透危機與財政危機。認為危機的存在與其社會基礎的薄弱有直接關係，使其在社會當中找不到足夠的支持；同時，沒有一支在征戰過程中千錘百煉的革命隊伍及將領，這也就決定了孫中山下台的必然性。
【關鍵詞】 滲透危機；財政危機；下台
南京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政權。但它建立伊始就麵臨著無法克服的滲透危機和財政危機，使該政權無法將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力延伸和滲透到整個社會中去。因此，南京臨時中央政府既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地方政權和基層政權作為自己支柱的中央政權，也可以說是一個對全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什麼影響的地方性政權，這也就決定了孫中山下台的必然性。
一、無法克服的滲透危機
南京臨時中央政府麵對的政治現狀是對晚清政局的繼承。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引發地方督撫專權，致使中央軍政權力下移，促成了地方勢力的增長。漢族官僚和洋務派的興起，導致了統治階層內部的嚴重分化，嚴重削弱了清中央的政治權力，動搖了清廷統治的政治權威，分離傾向進一步加大，使清廷統治陷入了萬劫不複之地。在革命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同盟會及其領導人往往與各省的革命發展聯係較少，不能有效地把在地方成長起來的革命勢力熔為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南京臨時中央政府建立之後，局勢繼續惡化。革命建立的各省都督府都承認南京臨時政府為中央政府，並在名義上承認各省的都督府是隸屬於南京臨時政府的地方政權。但在實際上，各省的地方政權往往是各行其事，並不將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當作一回事。在大部分省份中，革命後控製地方政權的，大多是清廷的地方軍事統帥或地方行政官員。在革命中，他們代表地方的利益成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政治力量。例如，江蘇巡撫程德全的獨立就是在地方工商業者的推動下實現的。[1]在革命後，他們所代表的地方利益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以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地方利益為代價同中央政權進行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麵，在帝製轉向共和之後，權威的來源和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舊的合法性基礎不能再發揮作用，新的政權必須建立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之上。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力量在提供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方麵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總統是由參議員選出來的，而參議員所代表的則是地方的利益。這就造成中央政權的一種兩難狀態：如果以犧牲地方的利益為前提來強化自己的中央政權，就會失去自己的合法性基礎；而要維持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就必須對地方勢力做出相當的讓步與忍讓，從而造成中央政權的滲透危機。這種狀況不僅表現在那些為舊軍人和舊政客控製的省份中，即使是在革命性較強的省份中也幾乎同樣如此。如廣東，在清末一直是革命的一個重要基地，孫中山等許多革命領導人都是廣東籍，但在革命後，廣東省政府仍表現出很大的獨立性。江蘇的革命勢力也比較強大，中央臨時政府也設在南京，但江蘇省政府也常常不買中央的賬。
二、財政危機的困擾
伴隨滲透危機而來的是財政危機。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財政狀況一直相當窘迫。辛亥革命爆發前，清政府的財政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赤字超過了同時期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各省的歲出也激增，入不敷出的情況也十分嚴重。武昌首義後，各省大都受到衝擊，金融動蕩，商業停滯，稅收困難，財政狀況更加惡化，使中央國庫囊空如洗。據當時臨時政府秘書長胡漢民回憶：有一天，“安徽都督孫毓筠以專使來，言需餉奇急，求濟於政府。先生即批給20萬。餘奉命到財政部，則金庫隻存10洋”。[2]造成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外國勢力對關稅的控製切斷了南京臨時政府的一個重要財政來源。英國公使朱爾典表示：“清政府已被阻止使用任何一部分海關歲入，因為該歲入已被抵押給各國的債券持有人；革命軍也同樣不得幹涉所有被指定用來償付外債的現款。”[3]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各省在政治上各自為政，中央又不具備號令地方的能力。光複後的東南各省地方政權林立，僅江蘇省境內就有四個都督府，安徽境內多達十六個軍政府。政權的不統一意味著財權的不統一。為了保證自己的開支，每個地區都緊握本地稅源。因此，“共和國政府比清政府更無力控製中國的收入來源。”[4]臨時政府財政部表示：“自光複以來，各州縣經征款項，應劃歸中央政府者，雖早經本部通電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來，以致收入亦無從概算。”[5]“即各行省有繼續征收者，而機關林立，實成分劃之形，事權分歧，甚於前清之世。”[6]孫中山雖經多方呼籲，“各都督合顧大局，不分畋域”，[6]“現民國成立，庶政待舉，籌餉猶急。中央負擔太重，財政竭蹶自不待言，貴省如能設法，希望不分內外，於歲入項下，速即統籌撥斛，以應急需。”可四川軍政府回電：“各廳、州、縣內一應丁糧等項，無從催收”，江蘇都督莊蘊寬回複：“寧屬財政，異常支絀……應由（財政）部月給補助費銀三十萬兩。”[7]於是，臨時政府隻好舉債度日。但存在嚴重危機的政權，使人們對其生存能力抱有很大疑問，舉債也是相當困難。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曾發行1億元軍需公債，但認購總數隻有737萬多元。[8]同時，向外國借債也很不順利。財政基礎的脆弱不僅進一步加強了行政和政治上的脆弱，更嚴重的是使南京臨時政府沒有必要的財政能力建立一支強有力而又能效忠於中央政府的軍隊，革命事業必然要中途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