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偵探小說翻譯熱潮探析
文史縱橫
作者：修文喬
本文係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項目《中國翻譯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國的翻譯思想譜係》（編號：12YJC740116）；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科研基金項目《民初通俗小說翻譯的功能》（編號：YJRC-2013-25）階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 本文從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的時代背景出發，剖析了這一翻譯熱潮發生的社會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備的“情”、“智”等特點。探討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產生的原因及對我國近代小說產生的影響：它契合了主流意識形態，迎合了改良政治、啟迪民智的時代潮流；偵探小說翻譯的繁榮與新聞業、印刷業的繁榮也息息相關；譯者和讀者對於西方“科學”和“法製”的推崇。同時，在藝術上對中國近代小說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 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原因；接受；影響
一、近代文學翻譯的肇始
中國的文學翻譯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的佛經翻譯，佛經譯文在體裁、文體、聲律等多方麵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從古代翻譯佛經開始，中國就產生了文學翻譯的萌芽。而中國文壇大量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則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的戰敗使人們意識到，西方不僅具有強大的物質文明，而且在政治製度、法律形式方麵遠遠領先於中國，特別是1899年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翻譯出版，瓦解了中國士人“惟中國有文學”的文化中心主義觀念（鄒振環，2000：82）。此外，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於是麵向下層社會的文化啟蒙運動開始展開。
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除刊載時事新聞、政治評議外，也刊登翻譯小說；1897年嚴複、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主張翻譯外國小說；1898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極大提高了翻譯外國小說的價值和意義；同年林紓完成《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翻譯，次年印行，在晚清讀書界引起極大反響；此外，從1899年開始，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梁啟超依次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口號（陳平原，2005：3）。清末這一係列重要的翻譯事件正式揭開了近代文學翻譯，特別是小說翻譯的序幕。
二、偵探小說翻譯的出現和流行
1896年上海《時務報》首先刊載了張坤德翻譯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此後偵探小說被大量譯入中國。英國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在多部作品中刻畫了神探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形象，這些長篇和短篇小說的譯本相繼以單行本或合集的形式在中國出版，如《泰西說部叢書之一》（黃鼎、張在新合譯，1901），《續譯華生包探案》（署警察學生譯，1902），《福爾摩斯再生案》（周桂笙、奚若，1904-1906），《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程小青等譯，1916）（參見郭延禮，1999：197-199）。據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翻譯之部》統計，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僅單行本就多達二十五種。
1907年以後，偵探小說大量譯入進而形成了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世界各國著名和流行的偵探小說家的作品在中國幾乎都有譯本。除了英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係列，日本和歐美國家的偵探小說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大規模譯介。如偵探小說鼻祖，美國作家愛倫·坡創作的杜賓偵探案係列，法國作家埃米爾·加博裏奧創作的偵探故事，法國作家瑪麗瑟·勒勃朗的亞森羅頻偵探案係列等（詳細譯介情況參見郭延禮，2005：110-127）。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寫到：“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占五百部以上”，“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的”（阿英，1980：186）。偵探小說翻譯在這一時期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當時的文人也在各種刊物和作品中對偵探小說進行介評。如《月月小說》第一年第五號（1907年）就刊登了《紹介新書》；林紓在《序》中這樣評點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文先言殺人者之敗露，下卷始敘其由，令讀者駭其前而必繹其後，而書中故為停頓蓄積，待結穴處，始一一點清其發覺之故，令讀者恍然，此顧虎頭所謂‘傳神阿堵’也”；“商務印書館主人”在1906年商務印書館版《序》中闡明了補譯的緣由“嗣上海啟明社續譯凡六則，上海文明書局複選擇之凡七則，顧華生自言嚐緝福生平所偵奇案多至七十件，然則此不過三分之一耳。時人多以未睹全書為撼”（陳平原：1997：272；351；221）。
三、偵探小說翻譯流行原因探源
偵探小說翻譯在清末民初時期的流行並非偶然現象，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它契合了主流意識形態，迎合了改良政治、啟迪民智的時代潮流。偵探小說作為啟迪民智的一種有效手段，可以借助其傳播新思想。此外，它的出現和暢銷是一係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社會因素而言，近代商業都市的出現和市民文化的興起為偵探小說翻譯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袁進，1993：71）。隨著城市的發展，生活節奏逐步加快，而不斷壯大的市民階層相比農民而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和更廣泛的興趣愛好。他們在工作之餘需要一種精神食糧，而刺激、驚險、神秘的西方偵探小說恰恰滿足了這一需要，因此這類小說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翻譯小說類型之一。
偵探小說翻譯的繁榮與新聞業、印刷業的繁榮也息息相關。印刷業的發展和文學期刊、雜誌的流行，以及出版機構的繁榮為小說的風行提供了新的物質手段和傳播媒介（袁進：1993：72）。甲午戰爭之後，維新派認識到報刊所具有的輿論宣傳作用，並以此作為他們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陣地和武器。中國近代期刊的第一個高潮由於維新派的加入而迅速掀起。在將政治改良的重心轉向對廣大民眾的啟蒙和輿論宣傳的同時，小說也被賦予和報刊同等的使命，以期通過啟迪民智，塑造新的國民而達到整個社會的改良和振興。以《新小說》為代表的一批小說雜誌創刊了（謝曉霞：2006：9-10）。與此同時，印刷業的發展為出版社的成長奠定了社會環境和技術基礎，以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為代表的出版重鎮為翻譯小說的發表和傳播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