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采用“先南後北”的戰略，取得統一南方的勝利，基本上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割據混戰局麵。後人對此並無異議，有爭議的是這一戰略方針與收複燕雲十六州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看法，認為趙匡胤的國防戰略思想，從來就是“虛內守外”，即對內加強專政，對外屈讓妥協，根本就沒有收複燕雲的打算，根據是宋神宗時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和宋高宗時李攸所著《宋朝事實》等書，曾有趙普認為幽州取易守難，因而趙匡胤再也不提收複幽州的記載。其實，這一記載值得懷疑。首先，幽州是包括燕山山脈和長城在內的河北北部地區，從地理形勢上來說極為險要，過此以南，則為中原平原地區，曆來就是中原王朝的邊防重地，決不是易攻難守。其次，趙匡胤至死也沒有放棄收複燕雲地區的企圖。他始終是把它作為統一中國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他說“汾晉未平，幽薊未複，不能謂之一統”的言論；在“取荊湖、下西蜀”時就設立“封樁庫”，準備北取幽薊的軍費，以及對“獻陣圖請討幽州”軍校的獎勵等事實，都足以說明這一點。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趙匡胤的“先南後北”戰略，錯過了穆宗統治時期北取燕雲的有利時機。遼穆宗耶律王景統治殘暴，政治腐朽，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周世宗柴榮乘機北進，一月之內，兵不血刃就連下三關，迫近幽都，而耶律王景卻說：“此本漢地。今以還漢，有何惜耶”。假如柴榮不死，繼續北進，或趙匡胤取得政權之後，即乘柴榮之勢，先攻幽州，就有可能收複燕雲。趙匡胤等到統一南方之後，才開始北進，此時遼朝內部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戰機已失，所以燕雲十六州才始終無法收複。
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從軍事角度來看，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第一，柴榮假如不死，繼續進攻幽州，並無勝利把握，這是因為：(1)柴榮北進，雖連下三關，但並未與遼軍主力作戰；(2)耶律王景雖對三關的喪失並不在意，但對早已定為陪都的南京(即幽州)，就未必毫不在乎，他決定親至南京指揮作戰就是證明；(3)周軍過去和遼軍的直接接觸，隻有忻口之戰一次，那是在柴榮大敗北漢軍之後發生的，但卻被遼軍擊敗，死大將史彥超，柴榮被迫退軍。根據上述情況，柴榮假如不死，繼續進攻幽州、與遼軍主力決戰，怎麼能斷言一定勝利呢。
第二，趙匡胤如果采用“先北後南”的戰略，曆史能否如現在這樣很快就結束割據混戰局麵，很難斷定。這是因為：(1)不論是先攻北漢還是先攻幽州，都不單是北漢與燕雲十六州的問題，而是與遼國作戰的問題。遼是一個新興的軍事強國，自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建立契丹政權並吞並渤海國後，疆域已達到“東至於海，西至 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裏”。遼的兵力，不計各部族軍五州鄉丁及屬國軍，僅皇室直接指揮的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及大首領部族軍，即達十餘萬人，而且都是機動力與突擊力強的騎兵。趙匡胤統一南方前的總兵力不過二十餘萬，由他直接指揮的禁軍，隻十萬餘人，且多為步兵。在這種兵力對比情況下，要想迅速擊敗遼國，消滅北漢，並一勞永逸地奪回燕雲十六州，是很難有把握的。(2)一旦與遼國正式開戰，不論燕雲十六州是否收複，宋遼的戰爭都將是長期的，宋的“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僅以江北中原地區的財力、物力，很難養活大量軍隊，更難支持長期戰爭。(3)假如趙匡胤先以主力北征，與遼軍持久戰爭下去南方各割據政權，是否一定按兵不動?南唐是否一定不收複淮南?很難保證。如果陷入兩麵作戰的危境，則趙匡胤能否如實際曆史一樣順利地結束中國割據混戰的局麵，就很難逆料了。
遼穆宗耶律王景“不恤國事”，隻知“晝寢夜飲”，被稱為“睡王”，沒有擴展疆域、南進攻宋的雄心。趙匡胤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在嚴防的基礎上，設法與遼議和，以便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先解決肯定有把握在短期內予以解決的南方諸割據勢力，爾後再轉用兵力於北方，與遼軍決戰，以解決北漢與燕雲十六州的問題，正是他戰略思想的可貴之處。
第三，趙匡胤統一南方後再進軍北方，遼朝內部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穆宗被殺，景宗耶律賢即位，經過他的改革活動，形勢已開始好轉。但也應當看到：遼的軍事實力，在此期間未有多大增長，而趙匡胤由於統一了南方，不論軍事實力還是戰爭潛力都較前有大幅度的提高，僅兵力一項而言，趙匡胤直接指揮的精銳禁軍，就已增至十九萬餘人，而且國內統治已經鞏固，在宋、遼雙方經濟、軍事、政治等各方麵的力量對比上，和趙匡胤未統一南方前，恐怕不會是遼占優勢罷。至於後來宋太宗趙光義攻遼，一再敗於高梁河和歧溝關等地，終於未能收複燕雲十六州的問題，責任應由趙光義負，不能算在趙匡胤的“先南後北”戰略上。
根據以上看法，我們認為趙匡胤“先南後北”的戰略，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戰略，是指導統一戰爭走向勝利的戰略。
加強中央軍事集權是保證分裂局麵不再出現的正確措施
趙匡胤整頓軍隊、加強中央軍事集權，從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來軍閥割據的主要支柱，改變了五代時期驕兵悍將的麵貌。對此，後人似無異議。但對有宋一代的所謂“積弱”，絕大多數的史論家，卻歸罪於宋初的軍事體製和趙匡胤。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看法似乎多少也不免失之於偏頗。例如：
1認為“積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實行“更戍法”造成的“兵無常帥，帥無常兵”或“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更戍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對將帥的戰術運用有消極作用，這是事實，但認為必然導致軍隊“積弱”，則未必全麵了。宋軍以營為基本建製單位 (五百人)，營的長官指揮使和副指揮使，以及營以下各級基層軍官，長期與士兵生活在一起。軍隊調動，將領不動，指的是當地駐軍最高長官，直接帶兵的營指揮使、甚至軍的都指揮使，都是與軍隊一起行動，對這些將領來說，根本不存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問題。如果軍隊素質較好，高級將領的變動，不會嚴重影響戰鬥力，更不會使軍隊“屢戰屢敗”。而且這是平時的製度，一旦出軍作戰，沒有故意亂調的記載，終趙匡胤一生，也沒有臨敵易帥的作法。在此之前，唐初府兵製，以團為基本建製單位(二百人)，分散隸屬於各折衝府中，平日生產，輪流宿衛，一旦有事，臨時由各折衝府調集軍隊，由皇帝指派將官統領出征，戰事結束，“兵散於府，將歸於朝”，目的是使“將帥無握兵之重”，並無人以此責備李世民；在此之後，明初實行衛所製，基本上也是臨時由各衛所征集軍士，另由皇帝指派將領統率出征，也無人為此責備朱元璋，更沒有人將府兵製、衛所製後來崩潰的原因，歸之於創立者，何獨對趙匡胤求之過苛！至於兩三年變更一次防地的製度，對於國家主力野戰部隊的禁軍來說，也不見得就是弊多於利。
2認為“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趙匡胤在戰略部署上，采用 了“強幹弱枝”和“內外相製”的方針(這是後人按自己的理解來概括的，並不一定準確地表達了趙匡胤的全部戰略思想)，以致削弱了邊關的防禦能力。並說這是曆史事實，無法為趙匡胤洗脫。明人陳邦瞻的評論，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趙匡胤“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事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姑不必從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角度來分析，僅就史實來看，似乎也值得商榷。首先，趙匡胤生前進行的戰爭是統一戰爭，指導統一戰爭的戰略是進攻戰略，而要在進攻作戰中獲得勝利，最主要的就是必須集中兵力，必須有一支精銳而強大的戰略機動部隊，控製在最高統帥手中，以便能掌握戰機，不失時宜地發動進攻，以充分發揮進攻的突然性。其次，宋的首都在汴京，北部邊防的主要屏障、燕雲十六州及山西等地未收複前，汴京與威脅最大的強敵遼國之間，一片平原，毫無險阻可守，遼軍騎兵，數日內即可挺進至黃河，而渡河就是汴京。即使從防禦的觀點來看，控製一支精銳而又強大的戰略預備隊於京師地區，也是必要的。趙匡胤的這一戰略部署，似乎不宜隻看到它“強幹弱枝”、“內外相製”的對內一麵，還應當從國際戰備的一麵來衡量其得失。
這樣作是不是削弱了地方軍呢?當然有所削弱。如所周知精與不精是相對而言，為了戰略戰術的需要，根據承擔任務的不同，將精兵集中於野戰主力部隊，並不違反軍事原則。何況趙匡胤本身，從未放棄對廂兵的訓練，更未將其降為雜役軍。一方麵他規定廂兵召募，同樣有相當嚴格的標準，一方麵他還規定了各種淘汰老弱的製度。因而，後來廂兵喪失戰鬥力的責任，似不應由他來負。再從史實看，邊關防禦能力是否因之而削弱了呢?從趙匡胤登上帝位的建隆元年(960)，至趙匡胤去世的太平興國元年(976)，遼軍對宋邊關州縣共進行過八次規模較大的進攻行動，多時兵力達到六萬。兩次未交戰，一次是遼軍以六萬之眾與宋軍三千作戰，宋軍堅守滿城數日，最後安全突圍而回。其次五次，在固安、遼州、陽曲、定州、易州均被宋軍擊敗。由此可見，趙匡胤在世之年，邊關的防禦能力並不弱。
3認為“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趙匡胤實行募兵製度，又推行“養兵”政策，以致成“冗兵”。首應肯定，“冗兵”確是宋代“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冗兵”的形成，也確與趙匡胤的“養兵”政策有關。但另一方麵也應肯定：趙匡胤雖主張“養兵”，但並不主張“冗兵”，因為他一向是主張“精兵主義”的。他對軍隊規定有詳密的淘汰製度，而且生前曾多次整頓軍隊，汰弱留強。在削平南方各割據政權的作戰中，收容的降兵，不下百萬，但在他最需要軍隊的北進前夕，全國兵力也不過三十七萬八千人。因而，宋朝後來的兵愈多而戰鬥力愈低的狀況，不應全由趙匡胤負責。
另外，還有將造成軍隊“積弱”原因之一的“將從中馭”，也認為是趙匡胤集權造成的。事實上趙匡胤命將出征時，雖然在臨行前也作過一些指示，但絕無不信任將帥的表現，也無臨戰更換主帥的事件。所以王禹僻說他對“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有時他也給將領以陣圖，對戰爭進行一定程度的遙控。但那是根據敵情，任務及自己豐富的作戰經驗、向部屬下達作戰預令或戰術指示，是軍事最高統帥的應盡之責。他本人從無箝製和剝奪前方將帥的指揮權力、以致貽誤軍機的戰例，所以“將從中馭”的責任，也不應由他承擔。
總之，任何一種軍事製度，都包含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麵的因素。世界上不存在有絕對好或永遠好的具體製度。同一製度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不同的統治集團和不同的實施方法下，就會起不同的作用。即以募兵製來說，由於它的職業兵性質，從而存在著軍隊易於老化，士兵易於驕惰和後備力量不足等的缺陷。但它在戰爭急烈、頻繁的年代裏，如趙匡胤所處的年代裏在統一戰爭中，就曾發揮過良好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兵役、徭役的負擔，對發展生產也起過一點積極作用。但在“養兵”的建軍思想指導下，特別是在宋太宗趙光義轉變國防戰略思想之後，它消極的 一麵因素，就日趨上升了。對曆史人物的要求，不能超出他所在的具體曆史條件。趙匡胤麵對的主要曆史任務，是如何防止二百年來分裂割據、軍閥混戰局麵的再現，因而，他在吸收前人經驗、製定各項製度時，就難免側重於完成這一曆史任務的方麵。責備他未能采取措施預防消極因素的上升，固然可以，但將後世決策人物未能根據麵臨的曆史任務，對前人所定製度進行修正的責任，也歸結於製度本身和趙匡胤身上，就不一定恰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