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書通覽1
一、先秦兵書
《六韜》
《六韜》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宋代頒定的“武經”之一，舊題周呂尚撰。呂尚，字子牙，原姓薑，周人稱之為師尚父或太公望，為周初軍事家、謀略家。然而，“古未嚐有著述之事也”(章學誠《文史通議·詩教上》)。就是說周初尚無出現個人著述，所以《隋書·經籍誌》題“周文王師呂望撰”，顯係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詳考。但是，根據《漢書·藝文誌》將其列於道家類，“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和其內容“規模闊大，本末兼該”(朱墉《武經七書彙解》)而又多史實記述等方麵推測，它很可能出自後世史官們的手筆。
關於《六韜》的成書時間。由於原書作者姓氏失傳，對於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書乃至具體成書時間也就引起了後人的種種猜測。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對《六韜》懷疑之後，南宋葉適遂判其為偽書。此後，宋明以來的學者群起而應之，南宋的黃震，明代的宋濂、胡應麟、焦肱、張萱，清代的姚際恒、姚鼐，近代的梁啟超，現代的黃雲眉等均斷定《六韜》為偽書。究竟偽在何時，也有不同意見：一為周末說，“《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衛應麟《困學記聞》卷五)；二為楚漢說，“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張萱《疑耀》卷二)；三為漢以後說，《六韜》為“漢以後人偽撰”(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四為魏晉說，“考《漢誌》有《六搜》，初不雲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為此，即《隋誌》《六韜》也。”(胡應麟《四部正訛》)。70年代初分別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和河北定縣漢墓南北兩地出土了竹簡本《六韜》和《太公》。據專家們考證，這兩座漢墓的埋葬時間，前者至遲在漢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際(前209～前203)；後者斷為漢宣帝王鳳三年(前55)。很顯然，簡書書寫年代應在埋葬之先，而成書年代又必定在書寫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為漢初或秦漢之際，那麼上述所謂秦漢以後偽撰的說法不攻自破，《六韜》為先秦兵書便確定無疑了。具體成書於先秦的哪個時期，這是漢簡所沒有解決的。近年發表了一些考據文章，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春秋說，認為《六韜》“著作的時代大抵在社會變革的春秋時代”(宗彥群《從臨沂一號墓出土的竹簡看秦始皇“焚書”、的革命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戰國說。筆者認為戰國說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韜》開始雜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這種各家思想開始走向融合和統一的趨勢，隻能發生在戰國以後，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韜·武韜·兵道十六》引有“黃帝曰”，黃帝的傳說最早出現於《左傳》、《國語》、《逸周書》，這三部古籍均為戰國時作品，盡管所依據的材《六韜》書影料可能會早一點，但黃帝的傳說流行卻在戰國尤其是戰國中期以後(吳光《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黃帝之言的書隻能在戰國以後。(3)《六韜》中比較詳細地記述了騎兵部隊的編製、騎士的選拔和騎戰戰法，其最高戰術單位是二百騎，車騎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務是邀敵、追擊、奇襲和騷撓敵人等。這些情況既不是春秋時期的情況，也不可能是漢以後的情況，因為漢時騎兵已躍居於諸兵種的首位，韓信破趙時用騎兵二千名；文帝時一次出征動用騎兵十萬名，車騎比例達一比一百。所以說《六韜》反映的騎戰隻能是戰國時的情況。(4)《六韜》中的“避正殿”、“將相分職”、“萬乘之主”、“百萬之眾”等內容都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特點。
關於《六韜》的著錄。以往一般認為《漢誌》無《六韜》，《隋誌》始著錄；或謂《漢誌·儒家類》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韜》，這是不正確的。《漢誌》著錄有《六韜》，但無《六韜》之名，它包含於道家類《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漢誌·兵書類·兵權謀》下的注釋說“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鵑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馬法入禮也。”這就是說，太公的論兵著述已著錄於《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書類省略不錄。《六韜》係道家之流所為，內容亦多言道，《漢誌》將其歸人道家類是理所當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時以《六韜》之名行世?有人據《莊子》中“從說之則以《金版六搜》”斷為戰國時已有《六韜》之名行世，看來證據不足。《史記》稱《太公兵法》，《漢誌》稱《兵》，兩地出土的漢簡均有篇題名稱，而均未見《六韜》之名。現在所能見到的較早記載《六韜》之名的文獻是《後漢書》和《三國誌》，其中有：“《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後漢書·竇何列傳》)“善誦《太公六韜》。”(《後漢書·徐傳》及《左雄傳注》)“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三國誌·呂蒙傳注》引《江表傳》)由此推知東漢以後《六韜》之名才開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編《隋誌》時首次在書目中著錄為《太公六韜》，後世相沿至今。
關於《六韜》的篇目。《漢誌》著錄《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刪定的“武經”本《六韜》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現在所能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內容，即有與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題，如漢簡中的《葆啟》、《治國之道第六》、《以禮義為國第十》、《國有八禁第三十》，唐寫本中的《利人》、《趨舍》、禮義》、《大失》、《動應》等。這些與今本不同的篇章內容當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內容，或者為流傳過程中失傳，或者為宋朝廷頒定“武經”時刪掉。
今本《六韜》共六卷六十篇：
《文韜》：文師第一、盈虛第二、國務第三、大禮第四、明傳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國第八、上賢第九、舉賢第十、賞罰第十一。
《武韜》：發啟第十二、文啟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順啟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龍韜》：王翼第十八、論將第十九、選將第二十、主將第二十一、將威第二十二、勵軍第二十三、陰符第二十四、陰書第二十五、軍勢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農器第三十。
《虎韜》：軍用第三十一、三陣第三十二、疾戰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軍略第三十五、臨境第三十六、動靜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絕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戰第四十一、壘虛第四十二。
《豹韜》：林戰第四十三、突戰第四十四、敵強第四十五、敵武第四十六、烏雲山兵第四十七、烏雲澤兵第四十八、少眾第四十九、分險第五十。
《犬韜》：分合第五十一、武鋒第五十二、練士第五十三、教戰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車士第五十六、武騎士第五十七、戰車第五十八、戰騎第五十九、戰步第六十。
《六韜》：“規模闊大，本末兼該”(清朱墉《武經七書彙解》)，內容非常豐富。《文韜》主要討論了治國用人的政治戰略；《武韜》著重論述了如何用兵的軍事戰略；《龍韜》闡述了軍隊的組織、獎懲、將帥的選拔和修養、軍事秘密通訊、奇兵的運用、偵伺敵軍的方法以及兵農合一的思想；《虎韜》主要討論了各種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條件情況下的進攻和防禦戰術，並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種類、形製、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陣原則；《豹韜》主要講述森林、山地、河流、險隘地區作戰和防敵突襲、夜襲以及遭遇戰的戰術。《犬韜》主要論述了軍隊的指揮調動，擊敵時機，練兵方法，步、車、騎兵的組織、協同和各自的戰法。
《六韜》繼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優秀思想，又兼采諸子之長，所以思想內容很豐富。在政治戰略思想方麵主張“同天下”、“天下同利”，反複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重民”、“利民”，認為天下是屬於民眾的，因此“取天下”必須得到民眾的擁護，強調“國之大務”在於“愛民”，要使“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善於不爭”，“削心約誌”，其實質是輕徭薄賦，要求君主清靜寡欲，不與民爭利，“無取民者，民利之”，最後達到“取民”的目的；“上賢下不肖”，認為“上賢下不肖”是治國之要道，具體闡述了舉賢的標準和方法，明確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種奸人，即“六賊七害”；“賞罰必信”，認為“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提出了“殺貴大，賞貴小”的重要原則。
在軍事方麵，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己知彼”，“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辦法，即所謂“八徵”。
在軍事哲理方麵，《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麵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麵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依托鬼神，以惑眾心”。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極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命題，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以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武將顧問資格的養成所)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朝鮮、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曆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麵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製、兵器和通訊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六韜》也有許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氣”是一種迷信方術；《文師》中的“釣餌”之術表現了剝削階級的偏見；“明主”、“賢將”決定社會發展，是唯心史觀的反映，等等。
《六韜》的版本源流比較複雜，各本內容互有異同，從現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個係統：(1)竹簡本，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六韜》殘簡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太公》殘簡，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來，有文物出版社鉛印本。(2)唐寫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韜》殘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隻殘存半個字)，二十個篇目。原件藏法國巴黎國會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縮微膠卷。這是現存最早的紙寫本《六韜》。(3)《群書治要》本，是唐魏徵給唐太宗編的摘要本，隻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的內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韜。以上三個係統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見於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經七書》本，初刻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現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是現存最早的刊本，國內有其影印本即《續古逸叢書》本。明清以來眾多的叢書本及其注釋本、白文本，大都屬於這個係統的版本。
《陰符經》
《陰符經》又稱《黃帝陰符經》。舊題黃帝撰，伊尹、太公、範、鬼穀子、張良、諸葛亮等注。此書出現於唐代，最早記載見於唐歐陽詢的《藝文類聚·木部》；最早著錄見於《新唐書·藝文誌》。但它的作者及成書時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至今尚屬懸案。關於作者主要有如下幾種意見：黃帝撰、戰國山林之士撰(見《朱子遺書·陰符經考異·廬陵黃瑞節附錄》)、晉楊羲撰(見餘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道家類·陰符經解》)、北魏寇謙之撰(見唐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唐李筌撰(見宋黃庭堅《山穀題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遺書·陰符經考異》)。關於成書時代主要有商末說、周末說、戰國說(見《朱子遺書·陰符經考異·廬陵黃瑞節附錄》)、戰國末說(見清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陰符經》)、東漢末說(見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證·陰符經》)、晉說、北魏說、唐說(後三說·見上文注)等。近年學術界對此也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兩家，一是王明的東晉說，認為成書於東晉以後，約在公元531年至580年期間(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養正的戰國末年說，認為此書是以黃老學說為理論基點，在政治、軍事思想方麵的運用和發揮，是戰國時期激烈的鬥爭形勢在哲學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書於戰國末期(見《中國古代佚名哲學名著評述·陰符經》)。
《陰符經》，自李筌始為其作注以後，曆朝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鄭樵《通誌》著錄的各種本子有三十九部，明《道藏》中注本有二十四種，明代呂坤說：“自有《陰符》以來，注者不啻百家”(《注陰符經題辭》)，到清便更多了。有的從道家、兵家角度注解，也有的從儒家、佛家、縱橫家、醫家、陰陽家、道教等角度注解。所以，古籍書目中往往道家、兵家等類同時收錄此書。
《陰符經》一卷，共分三章(一本作上、中、下三篇)：一、《神仙抱一演道章》，二、《富國安民演法章》，三、《強兵戰勝演術章》。第一章主要內容是論說天道與人事、政治的關係。第二章主要內容是闡述以自然天道為法則，乃可富國安民的道理。第三章主要內容是論兵的，講主事專一精神；守時發機；不為聲色所擾；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明了事物變化之理，掌握應變之術，天道、人事相參驗，隨機應變等。
《陰符經》是一部論述王政和軍事的著作。本文僅對其軍事思想作一簡單介紹。書名“陰符”概括了全書思想內容的核心。什麼叫“陰符”，李筌解釋說：“陰，暗也。符，合也。天機暗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陰符經疏》)意思是政治和軍事鬥爭的策略計謀必須暗合於自然天道。它認為統治者處理政事、指揮打仗要仰觀天象、掌握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要“知之修練”，修德練武，內辨忠奸，外禦強敵，國家便可鞏固。它認為用兵若能做到精力專一，用己之長，就能事半功倍。指出：“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這是借瞽聾之短長比喻用兵也要培養自己的長處，揚長避短，便可獲十倍甚至萬倍之利。它主張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對國家實行無為而治。而用兵必須以奇取勝，“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意思是陰陽激博而生迅雷烈風，其勢猛烈，萬物莫不驚懼而蠢然若呆。這是用自然界的聲勢來比喻以奇用兵之勢。它還主張要正確使用恩賞。認為“恩生於害，害生於思”，意思是說有感恩戴德的君子，也有以怨報德的小人。因此，對於思賞要慎重，君主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
《陰符經》在哲學上的成就是較為突出的。它以自然天道觀否定了天命論；在社會變化動因上，既肯定了“天道”的影響，也注意到了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合發”的論點；包含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認為變與定、巧與拙、生與死、恩與害等，無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轉化。
曆史上對《陰符經》的評價有毀有譽，但大都失之偏頗。我們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貶得一無是處。它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史和軍事思想史上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對後世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呂坤等進步思想家就受過很大影響，李筌《太白陰經》中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軍事辯證法就源於《陰符經》的天道觀和樸素辯證法思想。
《陰符經》行世後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漸增多，出現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內容有差異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張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響。現存各注本大都被收進叢書，比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庫全書本、廣漢魏叢書本、說郛本、增訂漢魏叢書本、子書百家本、宛委別藏本、墨海金壺本、道書全集本、兵垣四編本等。另外也有單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靜觀堂刊本、清光緒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齋重刻本等等。
《老子》
關於《老子》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爭議。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老子》一書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學說的實錄和發揮，其書奠基於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於戰國初年。此外，也有主張老子是戰國時代人者，甚至有成書於秦漢之際的說法。我們認為，第一種觀點相對來說比較接近於曆史的實際。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末期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生活的時代略早於孔子。曾在周朝做過管理圖書的史官，後因不滿於當時動蕩變革的社會現實而悄然退隱，不知所終。
《老子》，又名《道德經》，是道家的主要經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經》和下篇《德經》兩個部分，共八十一章，約五千字左右。從根本上說，《老子》是一部哲學著作，主要研究社會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但也有相當篇幅的論兵內容。特別是該書多從考察曆史和戰爭的角度來揭示其哲學命題，故所論往往對軍事領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經論兵要義述》中曾說，《老子》五千言“未嚐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
《老子》的軍事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兵者凶器”的戰爭觀。早期道家通過對曆史上興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認識到戰爭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進而在一般的意義上對戰爭持反對態度，這在《老子》一書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張“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與其清靜無為的政治立場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貴雌、以柔克剛的戰略思想。《老子》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即任何事物都包含著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麵：而在矛盾的統一體中，柔弱虛靜的一方總是占據著主導地位，製約著剛強動躁的一方，因而主張貴柔守雌，以退為進。這一“柔弱勝剛強”的剛柔論思想體係客觀上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戰勝強大而腐朽之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傳統戰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墨子》
《墨子》是戰國顯學墨家學派的論文集，未必盡是墨子自著。
墨子，名翟，戰國時魯國人(或說宋國人)，墨家學派創始人。
據孫詒讓考證，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無君子之子，下無耕農之難”，可能是一個接近手工業勞動者的讀書人。因而養成了注重節儉、勞身苦誌的作風，“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蹺”。他注重實踐，善於製作，相傳他的木工技術，與魯班齊名。在學術上，初受孔子影響，“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逐漸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創建了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學派。儒和墨兩派互相駁辯，在先秦首先揭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人們常把孔墨、儒墨並提。墨子在戰國時代乃是流譽四方、最具影響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為萬民興利除害”為自己使命，並為之孜孜奮鬥，遊說諸侯，謀求製止戰爭，安定社會，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跡所及，則嚐北之齊，西使衛，又屢遊楚，前至郢，後客魯陽，複欲適越而未果。”(孫詒讓《墨子傳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說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主”的精神。兩千多年來一直流傳著他止楚攻宋的傳說。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堅定和見義勇為博得了曆代人民尊敬。魯迅根據《公輸篇》寫成了著名小說《非攻》，再現了墨子的傳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