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漢代，隨著儒學統治地位的確立，墨家學派漸趨式微。但體現墨家思想精華的《墨子》一書得以保存下來，並一直流傳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漢秘府藏竹簡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漢魏間改寫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於日本宮內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於北京白雲觀)；⑥明唐堯臣刊本；⑦清畢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書由曆代墨者薪盡火傳，一再加工整理或集體創作而成，時間跨度從戰國初至戰國末，即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決不可能成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因而內容比較複雜。據專家考訂，其中《尚賢》、《尚同》、《非攻》、《兼愛》等二十四篇代表了墨子和前期墨家思想，《備城門》到《雜導》等八篇是墨家專論城守防禦的著述，《耕柱》等篇記錄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經上》、《經下》等六篇是墨家後學著作，《親士》等篇內容混糅，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在墨家整個思想體係中，軍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軍事思想是處於弱者地位的自衛學說，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一)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當時進行的戰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爭，在《非攻》諸篇中，反複申訴非攻之大義，認為戰爭是凶事。他說，古者萬國，絕大多數在攻戰中消亡殆盡，隻有極少數國家幸存。這就好比醫生醫了上萬人，僅僅有幾人痊愈，這個醫生不配稱之為良醫一樣，戰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曆史上好戰而亡的統治者不可勝數。這無異於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來開疆拓土吞並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所以墨子主張，以德義服天下，以兼愛來消弭禍亂。在墨子眼裏，兼愛可以止攻，可以去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
墨子主張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的掠奪性戰爭。墨子以是否兼愛為準繩，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爭，如禹攻三苗、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爭。反之，大攻下，強淩弱，眾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爭，是非正義的。
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當時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①貽誤農時，破壞生產。農業生產以時生財。而大國興兵專挑春秋，耽誤了春種秋收，等於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搶劫財富，不勞而獲。竊人桃李，搶人犬豕雞豚、牛馬，殺人越貨者，“謂之不義”，攻小國，“入其溝境，刈其莊稼，斬其樹木”，同樣是“不與其勞就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義行為。③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墨子指出，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民之格者，則逕殺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丈夫以為仆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二)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墨於“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從“非攻”出發，《墨子》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禦的問題。墨子深知，光講道理，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爭的，因而主張“深謀備禦”，以積極防禦製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這些研究防禦作戰的論述，集中在《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禦理論體係。概言之，包括三個方麵內容。
一是倡導積極準備，力爭做到有備無患。“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必無備慮，不可以應卒。”隻有在戰前進行後勤、城防、軍備、外交、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麵的充分準備，才能造成守城防禦戰鬥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贏得防禦作戰勝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的積極防禦指導思想。墨子認為在守城防禦中，應守中有攻，積極殲敵。“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傷敵”的具體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確布置兵力；以國都為中心，形成邊城、縣邑、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禦，層層阻擊，消耗敵人；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
三是在防禦作戰具體戰法方麵，提出了一整套防禦作戰戰術原則。《備城門》等篇，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禦。如高臨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墨子對以刑具匠心的應對措施，並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製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禦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世有關防禦原則和戰術的記述，多祖述《墨子》，以至於一切牢固的防禦也被籠統稱為“墨守”。如果說範蠡是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禦理論，墨子則更多從作戰角度探討防禦，形成了較完備的防禦作戰理論體係，而這一體係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理論形成互補關係，對傳統兵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管子》
《管子》一書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約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漢代劉向編訂時定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經商，公元前685年為齊卿，輔佐桓公，在經濟、政治方麵有很多革新，齊國因之富強，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
《管子》一書的軍事思想十分豐富，它全麵地反映了齊國法家學派對戰爭理論問題的理性認識。在戰爭觀、治軍理論、國防建設思想、作戰指導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論述。
一是戰爭觀上強調戰爭的重要作用，肯定戰爭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認為戰爭直接決定著君主地位的尊卑，國家處境的安危，是實現君尊貴、國家安定的重要途徑。“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參患》)反對無條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廢置。同時，也主張“慎戰”，反對輕易發動戰爭。認為戰爭是本身充滿危險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二是在治軍上把軍隊建設與修明政治、發展經濟緊密結合起來，互相配合，共同促進。“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治國》)把嚴明賞罰作為治軍的中心環節。“賞罰不信，五年而破。”(《八觀》)“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兵法》)主張加強軍隊的教育和訓練。“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選士，勝。”(《幼官》)重視軍隊的武器裝備，把完備而精良的武器裝備看作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主張，“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參患》)強調要在武器裝備方麵勝過敵人，做到“器無敵”。重視對將帥的培養和使用，認為國家的安危往往取決於將相大臣，所以必須重視對人才的培養和羅致，“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七法》)三是作戰指導方麵主張把握時機，利用形勢，精於籌算，爭取主動。“為兵之數……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七法》)所謂“明於機數”，就是指對戰機的把握和對情況的籌算。主張知彼知己，明察敵情，了解全局。“為兵之數……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七法》)“遍知天下”，不單是指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還包括對所有相關國家的態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動等情況的全麵了解。主張用兵行動詭秘，變化無方，靈活自如，因敵製勝。高度推崇“無方，勝之機。”(《幼官》)“無方”即用兵打仗無固定的模式，“機”即關鍵之點。主張用兵避敵強點，乘隙蹈虛。“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易。”(《霸言》)
《商君書》
商鞅(前390～前338)，複姓公孫，名鞅。戰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
商鞅出身於衛國貴族，早年做魏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商鞅在秦國執政近20年，使秦國一躍成為當時最富強的國家，為秦而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功被封於商邑，稱商君，故又稱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殺了他，並車裂其屍，滅其全家。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一是積極主張戰爭。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開塞》)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戰爭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稱王稱霸，就必須從事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反對所謂“非兵”、“羞戰”的論調，明確肯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戰去戰，雖戰可也。”(《畫策》)二是農戰結合。它認為，農耕為攻戰之本，因為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人民致力於農耕，才會安土重居，從而為保衛國土而戰。農、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三是重刑厚賞，以法治軍。“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通過刑、賞要造成人民“樂戰”的風氣，“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四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主張明察敵情，量力而行，權宜機變，靈活主動。強調用兵作戰要“謹”，反對盲動。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討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則和方法。當然，《商君書》的軍事思想必然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戰，將戰爭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顯然是片麵的。至於“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畫策》)的觀點，則反映了它與廣大民眾尖銳對立的階級立場。
《韓非子》
韓非(約前280～233)，韓國貴族，與李斯同師於荀子，口訥，不長言談，善著書。曾多次上書勸諫韓王變法圖強，但未被采納。秦王嬴政讀其書，大為讚賞。公元前234年為韓王出使秦國，受到秦王重視。後遭李斯等人讒害，次年被迫服毒自殺於獄中。
《韓非子》，也稱《韓子》，共55篇，絕大部分為韓非所著，少數由後人編成，是集先秦法家學說之大成的著作。
韓非沒有專門的軍事著作，他的軍事思想主要散見於很多篇章中。作為法家學派的政治家，他和商鞅一樣，主張法治，厲行賞田罰，獎勵耕戰，富國強兵，但他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內容更為豐富。
一是肯定戰爭的必要性，主張以戰爭兼並天下。他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曆史現象，在當時大國兼並，天下趨於一統的社會大前提下，戰爭作為一種暴力手段將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這個“力”，主要指的是武力，也即戰爭。“當今爭於氣力”，其含義就是主張通過戰爭方式建立統一的專製主義集權國家。二是主張富國強兵。他認為發展經濟，加強軍備，才能在兼並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心度》)三是厲行賞罰，以法治軍。他認為賞罰不明、法紀鬆弛是軍隊建設的大敵，是導致國亂兵弱、作戰失敗的罪魁。“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奸劫弑臣》)所以必須嚴肅法紀，使士卒勇於作戰。強調執法嚴明。“刑賞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四是在作戰指導方麵主張“兵不厭乍”出奇製勝。
《荀子》
荀子(約前313—前238)，名況，字卿，趙國人。繼孟子之後的儒學大師、學者和教育家。曾遊學於齊，三為“祭酒”(學宮之長)。考察過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後來到楚國，為蘭陵令，並著書終老於此。
《荀子》，今存32篇，基本上是荀子自著，少數篇章是其弟子的記述。
荀子的軍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議兵》篇裏。它的內容非常廣泛，從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一脈相承的觀點，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勢下對傳統思想的發展，顯示出荀子自己的特色。
一是論述了禮治和強國富兵的關係。認為禮治是治國的根本，“禮者，治辯之極也。”(《議兵》)；因而也是強國強兵的基礎，即所謂“強國之事”、“威行之道”可以一統天下(《議兵》)。二是闡述了用兵和行仁的關係。一方麵，荀子繼承了孔孟“仁者愛人”的思想和學說，指出“兵”的實質是行仁的手段。另一方麵，治國必須行仁義、愛百姓，才能用兵。“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議兵》)三是論證了富國與強兵的關係。荀子認為重視農業，發展生產，節用裕民，是富國的根本，富國然後可以強兵；舍本逐末，就會招致滅亡。四是荀子全麵地論述了將帥應當具備的政治軍事素質。
《鬼穀子》
鬼穀子是戰國時期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其真實姓名、生卒年月、生平事跡均不可考。因隱居於鬼穀，故自號鬼穀先生。後人因以鬼穀子相稱。相傳，戰國中期的軍事家孫臏、龐涓，後期的縱橫家張儀、蘇秦都曾是鬼穀子的學生。然孫、龐之於張、蘇，生活年代相去約百年，似不可能從師於同一人。
《鬼穀子》一書，不見於《漢書·藝文誌》，自《隋書·經籍誌》始見署量。曆代題為鬼穀子撰的著述達20餘種，然皆為偽托之作。至於《鬼穀子》一書，比較可信的說法是，該書主要為戰國晚期以後的縱橫家所著，其中不排除依據鬼穀子言論的可能。
今本《鬼穀子》共16篇，篇目依次為：捭閩第一、反應第二、內苧第三、抵峨第四、飛鉗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權篇第九、謀篇第十、決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轉丸第十三、勝篋第十四、本經陰符七術和中經。現在主要版本有：明正統道藏本、清四庫全書本、乾隆五十五年江都秦氏刊本、嘉慶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清《百子全書》本等。《鬼穀子》雖非一部純粹的軍事著作，但它立足於戰國中、後期軍事外交鬥爭的實際，所述多為縱橫捭閨、遊說諸侯的方法和策略，因而對中國古代聯盟戰略和外交鬥爭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孫武撰。孫武字長卿，春秋末年齊國人，生卒年月未見史載，約與孔丘同時期。他是陳國公子完的後裔，陳完因內亂逃奔齊國，並改姓陳為田。田完的五世孫、孫武的祖父田書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今山東惠民)”(《新唐書·宰相世係表》)。後來，因齊國政局動蕩不安，孫武由齊國到了吳國。經伍子胥引薦，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晉見吳王闔廬，得到吳王的重用，任為將軍，幫助吳王經國治軍，“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吳列傳》)《孫子兵法》竹簡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簡稱《孫子》，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書，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兵書，宋代朝廷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它係由孫武草創，後經其門弟子整理而成，約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原書十三篇。《孫子兵法》在戰國末期和漢初已很流行，當時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史記·孫吳列傳》)到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定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根據山東銀雀山西漢墓發掘出的竹簡《孫子兵法》和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西漢墓發掘出的木簡《孫子兵法》佚文，以及流傳至今的《史記·孫吳列傳》，均有“十三篇”的記載，說明“十三篇”是《孫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圖九卷可能是後人附益的內容。東漢末年，曹操刪去了附益的部分，專為“十三篇”作注，恢複了“十三篇”的本來麵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傳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圖九卷先後佚失。但從銀雀山漢墓竹簡和上孫家寨漢墓木簡的《孫子》佚文以及散見在史書、類書中的《孫子》佚文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也確實存世過，任宏、班固的著錄是有根據的。
今存《孫子兵法》約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孫子”石碑：第一《計篇》，主要論述研究和謀劃戰爭的重要性，通過戰略運籌和主觀指導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對戰爭勝負的預見，提出了“五事”“七計”、“兵者，詭道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軍事原則；第二《作戰篇》，主要討論物力、財力、人力與戰爭的關係，提出了“兵貴勝，不貴久”的速勝思想和“因糧於敵”的原則；第三《謀攻篇》，主要論述“上兵伐謀”的“全勝”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著名軍事規律；第四《形篇》，主要論述戰爭必須具備客觀物質力量即軍事實力，中心講“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第五《勢篇》，主要論述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如何正確實行作戰指揮問題，通過靈活地變換戰術和正確地使用兵力，造成銳不可當的有利態勢；第六《虛實篇》，主要論述作戰指揮中要“避實擊虛”、“攻其必救”、“因敵而製勝”，中心講用“示形”欺騙敵人，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第七《軍爭篇》，主要論述爭取戰場主動權的問題，提出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軍事原則；第八《九變篇》，主要論述根據各種戰場情況靈活運用軍事原則的問題，提出了“必雜於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軍篇》，主要論述行軍、宿營和作戰的組織指揮及利用地形地物、偵察判斷敵情的問題；第十《地形篇》，主要論述地形的種類與作戰的關係及在不同地形條件下的行動原則，還提出了“視卒如愛子”的觀點；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論述九種不同作戰地區及其用兵原則，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襲擊的作戰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論述火攻的種類、條件和實施方法；第十三《用間篇》，從戰略的高度論述了使用間諜的重要性及其各種間諜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敵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孫子兵法》詞約意豐，內容博大精深，揭不同版本的《孫子兵法》示了戰爭的一些一般規律。在軍事哲理方麵，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它十分強調政治、經濟在戰爭中的作用；貫穿於全書始終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學真理；它重視人事，反對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於強、強生於弱的矛盾轉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辯證分析的思想、“兵無常勢”的發展變化思想等。在戰略戰術方麵，它重視戰略謀劃，反對輕易用兵，主張“慎戰”、“全勝”，“不戰而屈人之兵”；它把戰略的內容歸納為“道、天、地、將、法”五個要素，並指出將帥隻有深刻了解、確實掌握這五個戰略要素，才能夠打勝仗；它強調戰術的靈活性，提出“兵無常勢”，“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因敵而製勝”，要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作戰對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於人”等。在軍隊建設方麵，非常重視和強調將帥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嚴”五個條件的將，看作是決定戰爭勝敗的五個戰略要素之一；主張文武兼施，刑賞並重，以法製原則治理軍隊等。當然，《孫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認識論、方法論方麵，夾有某些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成分；在曆史觀方麵過分誇大將帥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應該進行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