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書通覽7
《國防新論》
作者楊傑(1889—1949)字耿光，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外交家。
楊傑出生於雲南大理，自幼家境貧寒，但天資聰穎。1905年，年僅16歲時考入雲南陸軍小學堂，因成績優異，次年被保送到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一年之後，又考取赴日留學生，入日本振武學校學習陸軍。在日期間，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發後，毅然回國，參加推翻滿清王朝的鬥爭。先後任貴州第1騎兵團團長，滇軍第九旅旅長。此後又赴日本學習軍事，1921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日本天皇贈予寶刀。1926年，以國民革命軍第6軍總參議身份，參加北伐戰爭，立下了許多戰功。1931年12月，就任陸軍大學校長，在培養人才的同時，從事軍事理論研究。“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楊傑呼籲加強國防建設抗擊侵略，並加緊軍事理論研究，探索建設中國國防的途徑，力圖改變現狀，建設強大的國防以拯救民族危亡。1933年，日本侵占了東三省後又進攻熱河，他作為第9軍團司令官，指揮3個師在古北口奮勇抗擊日本侵略軍。“七七事變”後，受命率中國軍事代表團以“考察實業”名義趕赴蘇聯，會晤伏羅希洛夫元帥，商議向蘇聯購買軍火，改善中國軍隊裝備以抗擊日本侵略。此次出訪獲得了成功，國民政府晉升他為陸軍上將，又任命他為駐蘇大使。1940年，楊傑卸任回國，因他在蘇三年，常與斯大林、伏羅希洛夫接觸，親眼目睹並切身感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在思想上不斷進步，所以蔣介石對他頗為不滿，僅予以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虛銜，使之閑居重慶。抗戰後期，他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主張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因而受到國民黨迫害，多次遭特務威脅，不得不轉移到昆明，繼續民主運動，宣傳反對蔣介石內戰的思想。1948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指導雲南人民自衛軍發動蒙自起義，並參予動員雲南實力派人物盧漢起義反蔣。蔣介石對他非常惱火，必欲殺之而後快，多次布置特務進行暗殺。1949年9月，楊傑自昆明乘飛機往香港，擬由香港轉往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不幸於19日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楊傑一生適逢災難沉重的近代社會，目睹中國遭列強宰割，立誌要振作中國軍事，建立現代國防。為此，他自抗戰前即潛心研究軍事理論，寫過《國防軍事必讀》、《戰爭抉要》、《蒙古騎兵之性質及使用法》、《歐洲各國軍事考察報告》、《兵工業根本建設之計劃》、《現代國防的基本條件是什麼?》、《世界陸軍軍備》等論著。四十年代，又寫了《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孫武子》等軍事理論著作，闡發自己思考積累起來的國防觀點和主張。其中尤以《國防新論》代表了他立足傳統兵學、吸收外國軍事理論精華，建立中國國防理論體係方麵的重要貢獻。
楊傑在《國防新論》中係統闡述了他的國防理論觀點。關於國防的本質，他認為隻要戰爭存在，就不能沒有國防。因為國家組織在戰爭中並沒有消亡，而是加強了，所以“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還有階級存在，要是這種文化還歧視、排斥並企圖消滅另一種文化，要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還進行著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侵略戰爭在世界上仍舊不會從此消弭的。”“國防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各種力量的結晶體，”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機械化力量的增強，新式裝備的出現，戰爭的總體性更明顯，所以必須從事總體國防建設，才能使國家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整體。為此，他主張改善政治，以加強社會的組織性，發展實業，增強國防實力，宣傳國防觀念和愛國主義，實行人民國防。總之，國防建設必須同國家其他建設同時並舉，寓國防於國家建設之中。要重視“國防人”的培養，要立足中國現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中國國防，同時，也不可排斥必要的外國援助。
在國防戰略上，楊傑在《國防新論》中提出，中國國防應屬戰略防禦性的守勢國防，麵對敵人的“速決戰略”“閃擊進攻”，應該充分利用“時間與空間”，平時積蓄國力，包括人力、物力、軍事組織及三者的綜合效力，建立穩固的後方基地，拖得時間久了，抓住有利時機進行反攻，由被動轉為主動。他還提出要以優勢兵力和火力集中打擊敵之的弱點，主張多打一些殲滅戰，反對“徒博戰勝之名”的擊潰戰。認為中國隻要以上述方法，就可以以弱勝強，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
楊傑《國防新論》中的觀點，結合了中國當時的實際，適應當時中國反侵略戰爭的形勢，所以其理論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對於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抗擊侵略，加強國防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被譽為民國國防理論的代表作，豐富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寶庫。
《國防新論》初版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刊印，時間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一時“洛陽紙貴”，所以次年由中華書局予以正式出版。1947年4月，國民黨國防部新聞局又予重印，由新中國出版社總經銷，僅新中國出版社就先後出了五版，共印行一萬冊。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偉大的軍事著作，是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成的。它是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而寫的。當時作者曾在陝北紅軍大學作過講演。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也就是說，是為了總結戰爭經驗，總結黨內鬥爭經驗，為了肅清和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