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化百謎2
歌唱始於何時
歌唱是一門藝術，同時也是一種享受。歌唱藝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這還要深入探索一番。
有一種說法較早，說歌唱在三皇之一葛天氏時期就開始了。
據《呂氏春秋·古樂篇》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所謂八闋，其民俗五穀、天常功德無所不有。不僅歌唱，而且載舞，足見其歡娛之情。
另一種說法，稱歌唱始於帝舜。
據《史記·樂書》載，舜本是一個孝子，他為了表達思親之情，做了一把五弦琴，以琴伴唱他的思親曲——《南風》。
舜還下了一旨命令，任命夔為樂官，令其譜歌作曲，誘世人性情剛直而不盛氣淩人，態度簡約而不傲慢自恃。舜還諄諄教誨，賦詩是用此表達思想感情，歌唱是用旋律將感情釋放出來。歌唱要符合音律，使之優美動聽。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看到，是顓頊的重孫長琴，“是處瑤上，始作樂風”。原來，是長琴在為人們創作各種樂曲。
各個曆史時期的記載，都對歌唱的產生下過結論。但究竟誰的看法更準確呢？
布滿疑謎的《易經》
近年來，我國掀起了研究《易經》的熱潮。實際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200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熱衷於《易經》研究的人一直很多很多。
《易經》的第一個謎就是它的屬性。有人憑直覺說它是古代的卜筮書，也就是一本算命的參考書。也有人把它看作是曆史書。還有人研究了《易經》內在的深刻含義後，得出它是一本哲學書。
我們今天所說的《易經》，指的就是《周易》。它通篇都是在講解八卦以及由此演繹出來的64卦，描述各卦的卦象和相對應爻辭。八卦相傳為伏羲所創造，後來周文王又演繹八卦成64卦。
如果對《周易》的《易傳》部分進行考究，人們不難發現，解釋卦象的爻辭和其他注釋，都是有關古代戰爭、祭祀、婚姻、農事等內容的記事。一些學者也就根據這一特點認定《周易》是一本曆史書。
《周易》除了屬性難定之外，它成文的時間和作者是誰也都讓人難以確定。古代曾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說，而伏羲、神農、夏禹都曾榮幸地被認作是作八卦的人。
現在，學者們把《周易》成書的時間縮小到西周時期，可這是一個長達300多年的時間段，而《周易》中《易傳》的成文時間段被延至漢初，又增加了500～600年。實質上還是沒有確認。
《易經》雖然布滿疑雲，但對後世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反映出中國古代文明的不可思議和博大精深。但願《易經》疑謎能早日解開。
傳世古籍的難解之謎
《山海經》是一本著名的傳世古籍，最早把《山海經》整理成文，並且公諸於世的是西漢時的劉向、劉歆父子，他們是把此文作為禹、益治水的記載來看的。現在學術界認為《山海經》的材料來源可能比禹、益時代更早。
而對《山海經》一書的定性，則古往今來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給它分類並劃定歸屬的當屬漢代班固作的《漢書·藝文誌》，本書把《山海經》劃在數術略中的那種根據地域、人、物等形狀判斷其吉凶貴賤的“形法類”書籍的開頭。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它卻又被看作是經典地理書。到了清代學者編修《四庫全書》時，《山海經》已被定作小說，並說它是最古老小說。當然，這裏提到的“小說”並非今日狹義的小說，而是指中國古代廣義的小說。
與此同時，道教徒們又一直把《山海經》看作神仙方士之言，並把它收入《道藏》。
茅盾認為《山海經》是“一部雜亂無章的神話總集”。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的《神話與傳說》篇中則幹脆把《山海經》列作古代封建迷信的書。
有人兼顧兩派觀點指出：《山海經》“是一部巫術性的地理書”。
早在南宋時，儒學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經》的文字之前是圖畫形式，它是根據圖畫來寫成書的。而明代的胡應麟、楊慎，清代的畢沆也都認為《山海經》是《山海經圖》的文字說明，這種說法，至今還沒有被證實。今天所見的《山海經圖》都是《山海經》成書以後所繪製的插圖。不過古書記載中，確實經常可見有關《山海經圖》的線索，好像是古代曾有過一部《山海經圖》，但是，現在人們既無法確定這部《山海經圖》所屬的年代，更無法確認它是否真實存在。
古怪離奇的《山海經》確實存在著令人解不開的謎，它的性質、作者、創作年代以及創作意圖都需要人們繼續探索。
《左傳》和《國語》的作者是誰
《左傳》是《左氏春秋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一部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至魯哀公27年，比《春秋》多13年。
《左傳》一書內容豐富多彩，其主要內容為春秋各國的政治、外交、軍事等各方麵的活動及其言論。再者就是天道、鬼神、災祥、占卜、占夢之事，作者認為可以借鑒和勸誡的都進行了記載。人們普遍認為《左傳》作者應為左丘明，班固還肯定地說左丘明是魯太史。唐代以後的學者對此說法持有異議。有的學者認為《左傳》記事到智伯滅亡為止，它的作者應是戰國初年或稍後的人。至於這位作者是否是左丘明，而左丘明又是否是魯太史，則無從考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左傳》的作者一定是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學者。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的事情，它主要是記言。《國語》的記載起始於周穆王，終結於魯悼公。司馬遷、班固、韋昭等都認為《國語》是左丘明所作。但是也有許多學者持懷疑否定態度，認為《國語》與《春秋》根本不是一類書，從內容上看兩書有許多重複、抵觸的地方，從風格上看，《左傳》很像出自一個人的手筆，而《國語》則不是出一時一人之手。因此可以說《國語》和《左傳》的作者並非一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國語》的作者一定也非常熟悉戰國初期的曆史史實。
《左傳》和《國語》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如果不是，它們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還需要考究更多的史料才能得以解答。
《木蘭詩》是什麼時候所作
《木蘭詩》是我國古代的一首優秀民歌。該詩描繪了少女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征戰沙場十年，立下赫赫戰功，最後，竟不圖功名利祿，還回女兒身，棄官回鄉務農的故事。
隻是關於《木蘭詩》作於何時，在史學界上還存在著爭議。
《古文苑》曾題有：“唐人木蘭詩”。《文苑英華》記載：唐代韋元甫作。
但有人提出反駁，從收藏的曆史資料中看，《木蘭詩》在陳釋智所撰《古今樂錄》中已經錄有，因而可以說這不是陳以後的作品。北朝戰爭頻繁，詩的內容正好反映了這一特定的社會背景。根據對詩歌本身的分析表明，詩中君主稱為可汗，出征作戰的地點均在北方，都充分說明它是北朝作品。
那些認為《木蘭詩》是隋唐以後民歌的學者，認為《古今樂錄》不十分可靠，而詩中反映的風俗習慣等都和隋唐的相符，根本與北朝無關。
雖然兩種觀點對立多年，但無論《木蘭詩》產生於何時何代，都不能抹煞詩歌本身的藝術成就，更不能無視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兩種觀點，都有它自己的依據，不能互相說服，因而我們隻能等待新的、更有力的證據來解開《木蘭詩》產生時代之謎。
《西遊記》是否是吳承恩所作
長篇小說《西遊記》是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也是我國古代一部著名的奇書。如此一部巨著人們對其作者是誰卻一直有爭議。
現今比較通行的說法，或者是被我國學術界大多數人認可的說法，認為江蘇人吳承恩是長篇小說《西遊記》作者。在20世紀初期，魯迅先生在他的《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一文中指出：
世人多認為《西遊記》是元朝道士邱長春所作，其實不然。邱長春自己另有《西遊記》三卷，是紀行，今尚存道藏中，隻是因書名一樣，人們就誤以為是同一本書，實際作《西遊記》（指小說《西遊記》）的是江蘇山陰人吳承恩。
胡適先生也在1923年發表了長篇論文《〈西遊記〉考證》，認定“《西遊記》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複善諧謔’的大文豪”，這文豪即指吳承恩。
魯迅與胡適的觀點被我國學術界大多數人所認同，並一直延續數十年。
然而，20世紀80年代初期，現代學者章培恒先生以《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為題，發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章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主張《西遊記》是吳承恩所作的人，主要依據來自吳玉的《山陽誌遺》和阮葵生的《茶餘客話》。但阮、吳二人的立論又是根據《淮安府誌》中的《淮賢文目》。據考證，《淮賢文目》這樣記載：“吳承恩：《射陽集》四卷冊；《春秋列傳序》；《西遊記》。”這裏並沒有說明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是否是小說。但在清初黃虞稷所撰寫的《千頃堂書目》中卻明確記載，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並非通俗小說，而是遊記著作。
長篇小說《西遊記》的作者究竟是誰，還需學者們繼續探討。
西天取經第一人是誰
人們認為唐僧便是西取經第一人。然而，根據對史料的考究，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據史料記載，唐代和尚玄奘，對佛學造詣頗深的玄奘，深深地感到國內佛教經典有許多不足之處，立誌去西天求取真經，以完善中國的佛教經典。於是，公元627年玄奘毅然決定踏上西行之路。經過兩年千辛萬苦的艱難曆程，終於抵達佛教發源地印度。16年後，玄奘滿載而歸，完成了西遊取經大業。唐玄奘歸國之後，又把西遊取經的過程一一寫下來，完成《大唐西域記》的文稿。
而許多的曆史學家則認為，東晉時代的法顯和尚，應是我國僧人西行取經的先驅者。
法顯和尚是山西武陽（現山西襄垣）人，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顯從京城長安出發翻山越嶺一路西行，曆經14年，途經斯裏蘭卡、印度尼西亞等30多個國家。其間，法顯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律，撰寫了許多篇旅行傳記。其中《曆遊天竺記傳》一書，對中國與東南亞的陸海交通，做了極為詳實的記述。是一部研究南亞古代曆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不僅如此，在史學界有人還提出，最早西行取經的先行者是三國時期的佛家弟子朱士行。
朱士行西行是在公元282年，比法顯要早100多年，比玄奘要早上380多年。遺憾的是朱士行未能親自將搜集到的經典送回國內，而是由他的弟子弗和完成了他的意願。他自己卻死在異鄉。
據此，人們對西天取經第一人為唐僧的說法產生了懷疑，西天取經第一人究竟為誰？這還有待於進一步考究。
《聊齋誌異》是何時成書的
《聊齋誌異》這部作品，使蒲鬆齡躋身於優秀文學家之林，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研究《聊齋誌異》的過程中，學者們對小說創作年代及成書年代這一問題發生了爭論。最早提出《聊齋誌異》成書年代的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到：“小說初刻，多有序跋可知成書年代及其撰人”魯迅先生根據研究認為：《聊齋誌異》的成書時間應為“康熙十八年己未”。遊國恩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也持這一觀點，認為《聊齋誌異》“在蒲鬆齡40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蒲鬆齡四十左右也就是在康熙十八年前後。
但是隨著對《聊齋誌異》研究的不斷深入，特別是蒲鬆齡親手寫定的半部手稿的發現，使人們對《聊齋誌異》的成書時間產生了懷疑。袁誌碩先生認為：蒲鬆齡從康熙初年（公元1661年）剛剛成年便開始記異事、撰狐狸故事。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初次總結手稿，取名為《聊齋誌異》，而真正的成書時間大約在康熙四十五年（分元1706年）前後。《聊齋誌異》的創作曆程有四十年之久，在蒲鬆齡還沒有最後擱筆之時，就已芳名遠揚了。
鄭雲波與袁誌碩持同一觀點，他們推斷的主要根據是蒲鬆齡兒子的《祭父文》。鄭雲波認為，不管怎麼解釋，都不能說《聊齋誌異》成書於作者40歲前後。章培恒先生通過對《聊齋誌異》原稿本與鑄雪齋的手抄本進行了對校，認為該書全部成書應在康熙四十六年以後，其創作前後曆經40多年。
學者們對《聊齋誌異》的成書時間各執己見，爭論不休，這一問題成為文壇上的一個疑謎。
真有武鬆其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