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反磨擦鬥爭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3方麵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14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3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占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12月29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仲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其賣國乞降的真麵目。
在此階段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認為，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卻不斷發展壯大，這使他憂心忡忡。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的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麵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幕詞中談到現在是第2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隻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製異黨活動。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隻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采取十分克製的態度。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製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麵對步步進逼的這種逆流，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3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8月上旬，乘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劉伯承接電後，在8月24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27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4500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