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查爾斯·斯特裏克蘭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我似乎沒有必要贅述。但是，為畫家樹碑立傳終歸要看他的作品。我自然要比其他人更熟悉他的為人，第一次跟他見麵時，他還不是畫家；他在巴黎窮困潦倒之際，我常和他相見。但是，如若不是因為戰爭的風險讓我去了塔希提的話，我想我絕不會把這些回憶記錄下來。眾所周知，他正是在那裏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幾年光景，我在那裏遇到過不少對他熟稔的人。後來我發現，他悲劇人生中那段最寂寂無名的日子，我再清楚不過。如果人們堅信斯特裏克蘭是偉大的，那些跟他有過親身接觸的人的敘述顯然就不會多餘了。如果有人對格列柯的熟稔如同我跟斯特裏克蘭一樣，那他所寫的格列柯回憶錄定然彌足珍貴。
不過我可沒打算以此多做辯解。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這樣的話：要想修心養性，人們每天須做兩件他不喜歡的事情。要說此人還真是個聰明人。我把這話當成訓誡，每天都會一絲不苟地遵循，因為我每天都要起床，都要睡覺。但我的性子裏天生就有點苦行主義的意味，每個禮拜我都會讓我的肉體經受一次更為嚴苛的苦修。《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我一期也沒落下。想到有那麼多書可以寫下來，作者又對書的出版翹首以盼，等著這些書的又是怎樣的命運，這種苦行僧式的磨煉還真是有益身心。一部作品要從浩如煙海的書籍中脫穎而出是多麼渺茫啊！即便成功了，那也可能隻是刹那輝煌。且不知作者為寫成這本書花費了多少心血，才能讓讀者放鬆幾個鍾頭，或是調解其單調的旅途。不才如我鬥膽根據書評得出定論，許多書都是不錯的，而且寫得極為細致。不少書都是作者絞盡了腦汁才完成的，有的書甚至窮盡了作者一生的心血。不過，我倒是從中得出了教訓，作者應該從寫書中尋找樂趣，從思想的重壓中解脫出來，對其他的事情都應當淡然處之，無論是褒獎還是非難，成功還是失敗。
戰爭來臨時，也帶來了一種新的態度。年輕人轉而求助於我們老一代人過去都不甚了解的神靈，如此也就不難看出新一代追尋的方向。年輕人察覺到力量和騷動，已經懶得敲門，而是直接衝了進來，一屁股坐上我們的位置。空氣中充斥著喧囂的喊叫聲，一部分老年人模仿起了年輕人古怪滑稽的姿態，竭力說服自己，他們的時日還未到頭。於是乎，他們也抖擻精神，大聲嚷嚷，但他們發出的呐喊卻是那樣的空洞。如同楚楚可憐的放蕩女子，雖然韶華已逝，卻希望憑借描眉畫鬢、塗脂抹粉，憑借那恣意輕狂來挽回青春的幻影流光。聰明一點的人則會擺出端莊的姿態，淡然一笑中帶著一份寬容的嘲諷。他們還記得當年也曾將位居寶座的一代人踏於腳下，看到年青一代這般鼓噪，這般傲睨一切，他們仿佛看到了這些高舉火把的莽夫不久也會讓位於人。任誰也不會蓋棺定論。尼尼微盛極一時之際，新福音書卻已變得老舊。那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像是從未被人說起，其實早已是陳腔濫調，如同來回晃蕩的鍾擺，總會周而複始地循環。
人生漫長，有時人會從他功成名就的光景中進入一個全然陌生的新世紀，這時，好事者自然會看到人間喜劇中那幕最奇特的景象。比如，現在誰會想起喬治·克拉布呢？在他的時代，此君享負盛名，當時人們一致認為他有曠世之才——這樣的共識在日趨複雜的現代生活中並不常見。克拉布寫詩的技巧師從亞曆山大·蒲柏一派，他曾用雙韻體的形式寫了不少道德故事。後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拿破侖四處征戰之時，詩人開始吟唱新的詩歌。克拉布先生仍以雙韻體寫他的說教故事。我想他必定看過年輕人寫的那些風靡一時的新詩，而且我還能想象他一定覺得那些詩歌皆是糟粕。當然，多數新詩的確如此。但濟慈和華茲華斯寫的頌歌，柯勒律治寫的一兩首詩，還有雪萊寫的一些詩，確實讓人耳目一新。克拉布先生早已風光不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繼續寫他的道德故事。我倒也偶爾看過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寫的詩篇。如若說他們中某位的才能超過熱情奔放的濟慈和超凡脫俗的雪萊也說不準，有人已經出版過必定會流芳百世的作品。當然，這種事情我也無法斷言。我羨慕他們的那份優雅，盡管他們還很年輕，卻已滿腹經綸，倘若我仍然說他們前途無量，那顯然要貽笑大方。我驚歎於他們巧妙的文風，但是，盡管他們辭藻豐富（從他們掌握的詞彙來看，像是在繈褓中便翻閱過羅傑的《詞彙寶庫》），但於我而言這算不得本事，在我看來，他們了解的東西過多，感覺卻太過想當然。他們拍我後背的那股熱誠和撲向我懷裏的那份激動，是我消受不起的。他們的激情在我看來似乎有些蒼白，而他們的夢想也有些平淡。說實話，我不喜歡他們，想必我也是早已過時。我仍會繼續用雙韻體寫我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除了自娛自樂，還有別的非分之想，那我必定是個十足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