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
西部頭題·西部中國小說聯展（六）
一、新疆和四川同屬西部，卻相距遙遠；兩地都有大山、盆地，卻文化迥異。但兩地人民來往密切，川菜館在新疆遍地開花，更有“川疆飯館”這樣簡約的命名，用紅漆大大地書寫，在綠洲、團場的路邊，在城鄉結合部，兀自存在，執著地飄出回鍋肉的豆瓣醬香味。羅偉章老師一直在四川生活，盧一萍老師也是地道的四川人，卻有著二十多年的新疆生活經曆，也可以算是半個新疆人了。新疆和四川，各在你們心中有一個怎樣的位置？如何理解文學與地域的關係？文學又如何超越地域性？
羅偉章：從小說題材和氣質看，一萍大概有大半截都是新疆人了。他是嫁接過的。嫁接的果子長得大。我前幾年也到過新疆，到過重要，也不重要，新疆早就存在於我的想象中了。去新疆隻是印證我的想象。太遼闊了。盡管四川也很遼闊，但新疆的遼闊是沒有遮攔的那種，天山隻是視線的一種休息，一個停頓。我生長和生活在四川，我的許多小說，都是四川特別是我的故鄉川東北給的，雖說人人都在想著逃離故鄉，可回過頭想，才發現許多東西一輩子也逃不掉，承認之後，才懂得感激。感激給予你的，或者說你擁有的。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員，特定的土壤和氣候，必定孕育特定的生命。然而，一棵樹長起來，是為了看得更遠，它興風刮向別處，也迎接別處刮來的風。反過來說，一棵樹無論怎樣開枝散葉，高入雲天，你也知道它的根在哪裏。
盧一萍：從目前的狀況來說，我還是個新疆人。雖然回到了四川，但我還沒有回過神來。這是在新疆沉浸太久的原因。我畢竟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那裏。其實，四川和新疆屬於同一個地域，有著同一種命運的底色。我的情感在二者之間，很難選擇，新疆更具父親的特性，四川更像母親。對父母的感情是沒有深淺輕重的，你沒法說你更愛父親還是更愛母親。但從內心來講，兩個地方都不是我肉體所需求的故鄉，他們都外化成了精神層麵上的事物。
文學與地域的關係如同精神與肉體的關係，他們是相互依存的。一個作家的寫作一定會受他所生活的地域的影響。那個地域供給作家寫作的素材、想象的空間、筆墨的品質。寫作者是個受惠者，作為報答，他的文字會塑造出那個地域的文化特性，賦予它新的活力、意境和詩意。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特征，都帶著養育過他的那個地域的文化基因。一個好的作家總是能使文學和地域的文化品質同時提升。
作家總麵臨著自己的寫作如何超越地域性的難題。有些人會舍棄地域性，去追求所謂的超越，這是舍本求末。要超越地域性隻有把屬於自己的地域表達得更充分、更透徹。使它從一個無名之地變成一個眾所周知的、響亮的名詞。
二、羅老師的小說多涉底層生活，甚至有人將你命名為“底層作家”的代表。而盧老師是一名現役軍人，時常被稱為“軍旅作家”。你們是否認可這種文學命名？這種命名是否會讓你們的文學創作受到局限？
羅偉章：命名是為了闡釋的需要，它與寫作者當然有關係，卻是一種外部的關係。不僅是外部的，還是臨時的。寫作者的任務，是不要把這種外部和臨時的關係，當成了某種本質。“隻有非時間性的東西才是可以被定義的”，這意思是說，當你還在時間的路上，還在寫作的路上，就沒有人能夠為你命名。所有命名都是鐐銬，如果你願意接過這副鐐銬，當然就受到局限，否則就說不上。這全看自己。聶魯達說，任何藝術工作者實質性的敵人，都隻在於他自己的無能。臣服於鐐銬是無能，主動申請鐐銬，是更大的無能，而且不止是無能。
盧一萍：這些命名更多的是為了界定的便利，是評論家經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實很多命名是經不起深究的。比如說“底層作家”，可以說絕大多數小說家的寫作都是以底層為主的。比如說魯迅先生的小說，差不多都是寫底層的。即使《紅樓夢》中的奢華生活，也需要底層人物的映襯。這是小說家的良知使然，也是小說這種文體的特性所決定的。重新提出這個概念，無非是想倡導一種寫作方向。但我相信，小說家的目光從來都是向下的，從未離開過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