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公私論
人在社會生活中，一方麵作為個體而存在，另一方麵又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而存在。因此，公私關係問題就成為認生麵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從而也成為道德的基本問題。
在中國古代倫理道德文化中，公私這一對範疇非常複雜，其含義比較籠統、寬泛而不穩定。“公”字原來指天子、諸侯，以及他們的權益，“私”字相當於個人或自我。《詩經·豳風·七月》裏所說的“言私其 ，獻 於公”，《小雅·大田》裏說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後來，談公與私主要從兩個層麵來理解：一是被理解為全體與局部、社會整體與個別人、社會集體與自我，這裏主要是指利益問題；二是主要指公正、公平與自私、偏私等。這兩個層麵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禮記·禮運》裏講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公”，兼有兩個層麵的含義；法家所講的“明於公私之分”，“公私相背”，亦複如是；而宋明道學家所講的“公私之辨”、“破私立公”，主要是從價值角度著眼的。無論從哪個層麵看，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主流都主張“立公去私”、“大公無私”，對於“公”充分肯定。這是我們民族倫理道德的精華所在，具有較多的真理性因素，至今也應當肯定和弘揚。而對於“私”的貶低和否定，則應作具體分析：自私、偏私的價值指向應當貶斥，但是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卻不宜一概否定。
公和私，不是抽象的。在古代等級製社會下，“公利”往往隻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集團甚至家族的利益，與被統治的下層民眾的利益相對立。以私利服從公利，在一定條件下對於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發展是必要的，有其合理的一麵；然而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這一原則在多數情況下又意味著對自身物質利益的漠視以至否定。明末以後一些思想家對這種現象予以揭露、批評，他們對“私”，也就是對個人正當權益積極肯定，而對於家天下即“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這不僅在當時有重要意義，今天也可供借鑒、吸取。
一、天下大同 聖賢至公
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關於理想社會、理想人格的思想。《禮記·禮運》中對於天下大同的描述，突出地體現出一個“公”字；生產資料公有，沒有等級差別。這是對原始社會氏族公有製的懷念，也是對現實社會不公的抗議，更是對未來社會的美好幢憬。這一理想，幾千年來，一直為我們民族的先進人們所追求，直到近代，康有為、孫中山都以此號召和鼓舞人民。由於這種社會理想，也就產生了相應的理想人格，即聖賢，他們至公，即能夠公而無私地對人對物，對國對家，並對待自己。古人認為，聖賢至公的“公”字，包含有公共（公有）、公平、公正等內容。他們之所以能做到“平”、“正”，原因是他們能“公”，即能以整體的利益，以全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來考慮和處理問題，而不是以個人或少數人的狹隘私利決定一切。這個思想深刻地抓住了道德的關鍵——公私之分。這是中國古代傳統倫理道德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最優秀部分。
“天下為公”的思想值得我們借鑒、繼承。需要注意的是，“公”並不是抽象的，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那裏有著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含義。今天我們繼承“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要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這就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二、公私相背 善惡所由
在中國的道德傳統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把公私與道德上的善惡聯係在一起。唐代獨孤及一針見血地指出：“善惡生於公私。”（《對詔策》）把公私的道德意義明確地揭示了出來。到了宋明道學家那裏，這一思想得到進一步論證和發揮。他們把公私與義利、理欲、善惡諸範疇密切聯係在一起，認為公就是義，就是理，就產生善；而私就是利，就是欲，就是惡。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也在於公私。在某些道學家眼裏，凡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統統是“私”，私是萬惡之源。明代的呂坤甚至認為，“人一生大罪過，隻在自私自利四字”（《呻吟語·修身篇》）， “隻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隻一個私字，擾攘得不成世界”（《呻吟語·治道篇》）。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公私相背，善惡所由”理論，抓住了個人和集體、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倫理學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並研究了其中的主要內容和意義。以公為善，肯定了人應該從“天下正大的道理”去處置事，不應隻局限於一己之私意、私利，這是合理的有意義的。但是，除了極少數思想家之外，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誇大了公私的對立，而且抽象地看待公與私的相互關係，這就有失偏頗了。其實公與私的關係是具體的，它們不但有對立的一麵，還有在一定條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一麵；“私”有導致惡的一麵，也有其合理的積極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