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私之交 存亡之本
這是從政治道德的角度談公私的。其根本的思想在《商君書》裏用最簡練、最準確的語言表述出來：“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先秦時期不僅儒家提倡“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法家更強調“公”。他們主張法治，而認為法的功用就在於“去私立公”，把立公去私看作治國的根本原則。他們這樣做，主要是反對當時宗法製度基礎上的“親親而愛私”現象。當然，他們所主張的“公”也並非真正的公，韓非就將國君的意見、利益等同於“公義”。但他們提出的去私立公的原則卻有普遍意義，因此也成為重要政治道德原則。它為後代政治家所繼承、發展，有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如對人君要求“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荀悅：《申鑒·政體》）。對人臣要求“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劉向：《說苑·至公》）等等。到宋儒又有人提出“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隻在公私之間爾”（《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可見這一點已成為政治道德的傳統。這種思想理論，對於限製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調整和緩和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生廠發展起到過積極作用。今天，已經消滅了等級製度，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國家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立公去私、大公無私的原則已有了實現的可能。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發揚這種優秀傳統精神，以反對一切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建立起真正公正廉明的政治。
四、破私立公 克己遷善
提倡“破私立公，克己遷善”，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色。首先提出公私關係問題是先秦時期的法家，如管仲、商鞅、韓非等，他們提出“明於公私之分”（《韓非子·飾邪》）。但是，他們主要是從反對血緣家族關係，堅持專製集權的法製著眼。漢唐以後的儒者，特別是宋明道學家，對於法家的去私立公理論進行了儒家式的改造，建立了一套“破私立公”的理論，與其“義利之辨”、“去欲存理”相呼應。在他們看來，人心之公同義理一樣，是人天生而有，隻是被私欲所蔽，才違背道德，釀成禍害。用王陽明的話說便是：“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陷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對於私心，必須痛下省察克治功夫，“防於未萌之先”，“克於方萌之際”，定要“掃除廓清”，使人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可。
“破私立公，克己遷善”，突出了人們思想中公和私的矛盾，要求把公義放在第一位，以公勝私。這對於堅持道德修養，保持人們的道德情操，提高道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但問題是，不能把公私的矛盾、對立絕對化，抽象化。特別要看到，作為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私與公之間，除了有對立的一麵之外，還有統一的一麵，對於“私”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不可一味反對。要克服傳統道德思想在這方麵的片麵性。
五、公重私輕 公而後私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雖然有“滅私”、“無私”的觀點，而且是思想上的主流，但是也有比較全麵的認識。特別是明末清初以來，一些思想家提出，“私”並不隻是私曲、私意、偏私、私情等。每個人都有其個人的意誌，有追求其個人利益的權利等，這些不可能去除。問題是如何處理公與私的關係。像李贄、黃宗羲以及鴉片戰爭以後的龔自珍等，他們一方麵揭露當權者（包括君主）的偽善，批判當權者用“無私”來掩飾自己的“私”，要求群眾無私以實現他們自己狹隘的“私”，另一方麵，他們也肯定了“私”的合理性，肯定了個人的利益和權利。與此同時他們也讚成並繼承了中國曆史上以公為重的傳統。顧炎武強調公私統一，王夫之提出公私相對說，公重私輕說，指出個人應該服從全體，暫時應當服從長遠，在處理公私關係上，這些看法達到了一定理論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