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人生論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對人生的關注，也可以說是教人如何做人。在這方麵，前人積累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如何做人的問題，除了首先要回答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與禽獸的區別和怎樣認識人性等問題以及處理好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等之外，還要回答和解決人生路程中必然會麵對的一些重要問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而這種回答就體現在他的每一個言行中，指導著他的人生。例如，人們對生死、苦樂、榮辱這三個問題的態度，能夠集中地反映出每個人對於人生價值的認識和人生的根本態度，這也是其義利觀、公私觀的具體體現。再比如，義命關係，即是人生追求於命運、機遇的關係，或者說是必須如此去做的與可能做到的之間的關係，這個主客觀之間的矛盾，是人生旅途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從對於人禽之別的認識出發，中國傳統思想對於人生價值有一個根本觀點，就是以“義”為人生價值之所在，如荀子所說：“義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這一根本觀點，體現在義利觀、公私觀中，也貫穿在生死、苦樂、榮辱這些問題中，成為處理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則。義，是道德的追求。所以，以義為上的人生態度，體現出極強的道德精神，反映了我們民族的道德傳統。這一點是今天值得大大提倡和發揚的。當然，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義”，在內容上與古代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沒有精神的追求，而隻知追求物質享受，那就把人降低為禽獸，失去人生的意義了。
對於命運，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除了有聽天由命的消極、迷信的傳統外，還有另一種積極的傳統，即對事物采取盡人事、知天命的態度。一方麵，對人生理想和一切應做的事，充分發揮主觀努力，盡力而為，不稍懈怠，這就是盡人事；另一方麵，承認由人力所不可及的領域而安之若命，既不作必成的妄求，也不因挫折失敗而怨天尤人，這就是知天命。這種積極、合理的態度，也值得提倡。
義命關係的又一層含義，則是具體闡明對義與利的態度。強調人道本之於天命，從而自覺修養，要由義而行。而且，要人們意識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個人的進退，事業的成敗，全在一己的努力。它鼓勵人們以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孜孜以求成人成己、利國利民，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而在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上，則清醒地認識到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求其必得而須安之若命。這是對義利觀得進一步闡明。它直接聯係到人們得修養，對於指導人們得道德修養，對於把義利觀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去，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生死自然 唯義所在
古往今來，生死問題是困擾著人生的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哲人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最主要的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生死的現實態度，二是對人生意義和不朽的思考。
對於生死的現實態度，表現為兩種思想：道家從萬物都是一氣之化的觀點出發，把人的生死看作是氣的聚散，是自然之道，“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莊子·大宗師》），甚至以死為歸真。後儒也吸取了這種思想，張載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載集·正蒙·乾稱》）就是一個代表。另一種思想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為代表，重視現實人生問題而對死取淡的態度。兩種思想的共同點，是不為生死問題所累。這樣的態度是合理的。
在對人生意義和不朽的思考方麵，從春秋時期叔孫豹提出“三不朽”的思想以來，代表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主要是儒家思想。他們主張把個人的生命投入到社會人群的大生命中，以對社會、曆史作貢獻為人生價值之所在，以“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為不朽。孔子提倡“殺身成仁”，孟子提倡“舍生取義”，都是強調對仁義的追求重於生命。“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取舍的標準“惟義所在”。這種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成為我們民族精神中愛國主義精神的思想基礎，培育了無數誌士人仁，激勵他們創造出無數整齊磅礴、可歌可泣的事跡。這是我們民族在幾千年漫長曆史中經曆磨難而能巍然屹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近代以來，社會發生了根本變革，人們的理想追求也有了根本變化，“義”的內容雖然更新了，但是“生以載義”的精神傳統卻被繼承了下來，並獲得了新的意義和生命力。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更需要繼承、發揚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