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仁樂道 苦樂自得
苦與樂，乃人所共有；但是，以何為苦，以何為樂，如何對待苦和樂，人們的看法卻各不相同。中國古代的苦樂觀，形形色色：有《列子.楊朱》所反映的享樂主義思想；有墨子“自苦為極”的思想；也有道家不以苦樂而傷其身的思想；居於主導地位的則是儒家憂道不憂貧，由道義看苦樂的思想。在以上各家學說中，大體上以下幾方麵的思想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不以物質享受之多寡衡量苦樂，追求道德精神上的完成。道德精神上得到滿足，即使“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論語·述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論語·雍也》），物質生活嫉妒貧困，也不該其樂。這也就是所謂“仁者安仁”和“孔顏樂處”。這與以“義”為生命意義之所在的觀點相一致。
第二，以天下為己任，以人民的苦樂為苦樂。墨子的自苦為極，利天下為之；孟子提倡的“與民同樂”；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屬於這一類。其實這是第一點思想的展開。因為所謂義，是代表了社會的（儒）或人民的（墨）利益，以義為生命的意義所在，就是要求把個人的小生命融入社會和人民的大生命中去。墨子以自苦為極，言苦不言樂，悖於人情，難以實行。但是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崇高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和發揚。
第三，以艱難困苦為人生之磨練，激勵自己奮發進取。孟子所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說的聖人發奮而由所作，張載說的“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於汝於成也”（《張載集·正蒙·乾稱》），都體現了這種態度。這種思想、態度，培育了我們民族不畏艱險，堅忍不拔的品格。
第四，以超然的態度對待苦樂，苦樂不入於心。這是道家的態度。與前幾點相比，這種態度雖嫌消極，但不失為一種重要而高明的人生藝術。當個人遭受困厄、身處逆境之時，這樣一種態度有助於解除煩惱，保持心理平衡，而不致陷入苦惱不能自拔。在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矛盾複雜的環境中，這種修養尤其有價值。
三、榮辱在己 仁重義榮
凡人都有榮辱感和羞恥心，如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說，“好榮惡辱……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因此，怎樣對待榮辱是人生一大問題。他們反映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不以權位財富論榮辱，而以義為榮，以不義為辱。這種榮辱觀，與前麵反映的生死觀、苦樂觀是一致的。把這三個方麵聯係起來看，就可以深刻地體會儒家人生觀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精神。而莊子的榮辱觀，也與他在生死、苦樂問題上的態度一致，是一種超然的態度，不以世人的毀譽為意，隻求自己的精神自由。
四、義命有別 行義安命
義者宜也，指人應該如此去做；“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命是指人力所無法支配的，即命運機遇。中國古代思想家以義為生命的最高要求，提出“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己”，盡心知性，“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等等，要求人不懈地去追求仁義；同時他們也承認，人生中道之是否能行，利之是否能得，很多是人力所不可左右的，此可謂之命。
對於義命關係，儒家的基本態度是盡性知命，或者說盡人力知天命。這有兩層含義：其一，一方麵克盡人力，不懈地修養和弘道行仁；另一方麵，如有不得，安之若命。其二，區別求有益於得與求無益於得，對仁義禮智、道德修養，強調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要求盡心修養，不稍懈怠；對物質享受則強調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要求人們不作妄求，安之若命。在前一層意義上，他們把充分發揮主觀努力與承認客觀條件的限製統一起來，鼓勵人們努力奮鬥，不為挫折、失敗灰心喪氣，怨天尤人，是一種積極合理的人生態度。在後一層意義上，盡性知命就是要求人們安貧樂道。它雖然在曆史上是為維護當時的等級製度服務的，但是它強調道德修養要靠自覺，沒有止境，而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則要受到客觀條件的限製，並非“求則得之”，這一點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