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知行論
知行關係問題是哲學認識論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同時也是道德理論中的重大問題。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中，對知行關係的探討，首先是在道德領域裏提出，並且主要也是在道德領域裏展開的。它討論的對象主要是道德意識、道德認識與道德踐履、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致知”和“力行”的關係。中國古代道德領域裏知行觀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其主要內容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知行相須，知行互發。這是關於知行關係的一個基本認識。盡管古代思想家們對於知與行的具體關係，知行的先後、難易等等問題，有許多不同的認識，但在這個基本點上，多數思想家卻是一致的，即認為知與行是道德問題上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麵，它們雖然功用不同，卻互相促進，“並進而有功”。
第二，知行兩端，不離不一。在知行關係上，王陽明曾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他反對把知和行分為先後兩個階段，認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兩件事”，強調了知與行的統一。王陽明反對把知與行割裂開來，對知行統一的論證是深刻的，但他否定知與行的差別則又是錯誤的。後來的王夫之等人糾正了他的錯誤，指出知行二者“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奇效，故相資以為用；則於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一方麵肯定知與行的統一，同時又指明知與行是兩回事，這樣就使認識全麵了。
第三，知然後行，行是知功。
第四，行而後知，行以驗知。這裏將第三、第四的內容合起來說。關於知與行的功能、地位及相互關係，古代也有過很多探討。這種探討，表現在知行先後的討論上。一部分人強調知對於行的指導作用，強調知在行先，知難行易，認為行不過是知的功用；另一部分則強調行對知的作用，提出行而有知，離行之知非真知，行是真知的基礎，也是檢驗是否真知的標準。這兩種觀點，分別闡述了知與行的重要作用，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知行關係，但都各有其片麵性，又各有其合理成分。不僅對於道德修養，而且在一般認識論的意義上也都有可供借鑒繼承之處。
第五，尚行習動，勤於實踐。從總體上說，在中國的道德傳統中，有重行的傳統。雖然某個時期的某些學派也有忽視行的偏向，但總的說來，普遍強調行的重要、鼓勵人們勇於實踐與勤於實踐的思想占主流。這一優秀傳統至今仍然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知行相須 知行互發
在知行關係上，中國古代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把致知和力行看做道德修養中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麵，正如朱熹所說：“大抵學問隻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猶如人有目與足，行步須目視足履；猶如人有兩隻腳，行路左右均不可缺。精於學問道德者，必須知行兼備。朱熹還指出，知與行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對於一個具體的道德活動來說，這個論點是對的。但從人類總的道德活動來說，仍然是行先知後。中國古代思想家還認識到了知與行是相互促進的。朱熹說：“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朱子語類》卷十四）王夫之則概括之為“並進而有功”。這是很深刻的思想，不但在人的道德實踐活動中是這樣，在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領域裏，知和行（認識和實踐）都是相互依存而又互相促進的。
二、知行兩端 不離不一
知行是合一，還是相互聯係的兩個不同方麵？圍繞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中國曆史上有過一番討論。明代王陽明在批評“知先行後”的同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指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隻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王陽明全集》卷二《傳習錄中》）。這種學說強調了知與行的統一關係，在倫理學上尤其具有價值，因為道德本來就應該是知行統一的。但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在沿著真理的道路前進時，超越了一步，他的“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等觀點，實際上變成對行的否定，陷入了謬誤。後來的王廷相、吳延翰、呂坤等從重視實踐的角度出發，對他的理論進行了批評。特別是王夫之，一方麵肯定了“知行合一”學說的合理因素，指出“知能同功而成德業”，“知行始終不相離”；另一方麵也尖銳地批評了“知行合一”說，指出其錯誤在於不懂得知與行的統一正是因為它們的相分和不同，否定知行差別的結果必然是“以知為行”，“以不行為行”，最終和佛家一樣，“銷行以歸知”。王夫之認為，“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行比知更重要。這些觀點十分精彩，達到了中國古代對知行關係認識的最高峰。近代以來，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孫中山等，又用當時掌握的自然科學理論，補充和豐富了王夫之的知行理論，使之更趨完善。當然，真正用唯物辯證法完美解決這個問題的，還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寫出的《實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