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然後行 行是知功
中國古代思想家曆來重視“知”的作用，對此作出過許多論證和說明。《禮記·大學》就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條（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首。宋以後儒者多以此為根據強調“致和”的重要。程頤提出“須是識在所行之先。壁如行路，須得光照”（《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從而肯定了認識的重要性。朱熹也說，“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他們還談到“知亦難”。從明代後期到清初，思想家們在知行關係的認識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顏元等人特別強調“行為知功”，“行有知之效”。這些認識和當時強調實踐的風氣是一致的。進入近代以來，像譚嗣同、孫中山等人，本身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們特別強調知難行易，知無窮。盡管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不盡一致，各種論述中都有某些片麵錯誤之處，但是他們從不同方麵對“知”的重要性所做的說明，都包含著真理的顆粒，值得我們珍視。
四、行而後知 行以驗知
在道德問題上，中國有重行的優秀傳統。從先秦時期孔子、墨子、荀子等開始，就強調言行一致。孔子提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強調以行來檢驗言；荀子強調學要“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荀子·勸學》），“學至於行而止”（《荀子·儒效》），把行列入了“學”的範疇。宋以後，一些思想家進一步提出“行而後知”，“實體之則實知之矣”（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二）。指出先行然後才有真知。據此，其強調人的道德習慣的養成，是靠“人也，非天也”。提出“行而後知有道”（王夫之《思問錄·內篇》），“力行而後知之真”（王夫之《四書訓義》卷十三）的觀點，進一步說明“知”來源於“行”的道理。一些思想家還把重視力行的思想推廣到道德修養利於之外，顏元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惟靜、敬、頓悟等混不得，即讀、作、講解都當不得。”（《顏員集·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三代》）必須從“格物”著手，而格物就是“犯手摶弄”，也就是親手去做。魏源強調要“親曆諸身”。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更強調革命行動的重要意義。章太炎主張應以革命開發民智。孫中山則強調“不知而行”，是人類進化的“門徑”。這些思想非常傑出，它們不僅包含有真理的顆粒，而且在鼓舞人民起來革命，推翻黑暗勢力，鼓勵人民發明創造，改造自然和發展生產上，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尚行習動 勤於實踐
尚行是我國傳統優良道德中的一個重要方麵。從孔子提出“聽其言而觀其行”，就已強調了道德修養要落實到“行”，要言行一致。古代思想家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並批評了脫離實際生活空談心性修養的偏向。陳亮和王夫之、顏元等人，批評宋明道學家們隻談道德性命，“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顏元譏笑朱熹叫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並質問說，一天十二時辰，有多少是留給治國、平天下的？他們提倡“習行”、“習動”，認為隻有在不斷的實踐中，道德才能得到提高。至孫中山，更試圖從認識論的角度總結知與行的總規律，認為“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已知而更進於行”（孫中山：《孫文學說》）。這些思想雖未能科學地解決知行關係問題，但其中包含許多寶貴的真理，不但對於人們的道德修養、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是對認識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