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一封家書
中國常州網·家書征文
作者：童方雲
編者按：這些年來，網絡轉變了我們書寫的習慣，在外忙碌的我們，已經慢慢忘記了家書，似乎一條短信、一個電話都遠遠要比家書來得更親切，家書已變遷，對家書的那種熱切期盼，書寫時的那種暢快淋漓，已成了往事……2015年1月，翠苑雜誌社和中國常州網共同舉辦了“家書”征文活動，現將刊登部分優秀征文，以饗讀者。
我珍藏著一封家書，不是我的情書。但這封信對我的成長有著特別的意義，現在看來也許對網友也能觸發深思。
這是我在1959年讀初一時，上海電機廠職工子弟小學班主任楊珣老師寫給我的一封信。楊珣老師是我小學時候的班主任。1957年，我們上四年級時，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反右運動”。我們那時小，根本不懂社會，不懂政治。明明昨天老師還好好在給我們上課，突然第二天楊老師卻成了右派分子，隻見她拿著掃把在掃地。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右派分子，但卻興災樂禍地跟著她，嘴裏喊著“楊右派，楊右派”。隻見她含著眼淚，幽幽地看著我們這些孩子，無言以對。沒有多久，老師從學校裏消失了。小學六年級快畢業前，忽然，楊老師又出現在學校裏。老師很淡定，我們卻愕然，不知道喊她什麼好。很快我們畢業了，考上了中學。沒有想到，楊老師會給我寫信。要知道，那個年代，和爸媽在一起，會代爸媽給老家的親戚寫信，自己從沒有給別人寫信，也沒有收到過信。所以當郵遞員送到我手上這封信時，我的表情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後來我才知道，老師給我寫信是因為我是老師最疼愛的學生，一是成績好，二是班長，三是楊老師的老公是我爸的部下。老師用此種方式給我上人生課。老師當然在信上說起了我們喊她楊右派的事，她說你們年齡小，不知右派稱呼如何來的？老師說，你們喊我右派，我不怪你們，以後長大會懂的。
老師是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她的一生被白白過去，原因是因為給校長提意見。當然，我知道這個社會悲劇發生的前因後果，那已是80年代了。幾十年來，這封信我經常讀它， 而今，我雖已是奔70高齡的老人，但我仍然時常重讀這封信。雖然這次要求是“家書”，我寫的也許不切題，但我把老師當自己勝過父母的親人，老師坦蕩的胸懷，遠矚的理念，懇切的言辭，舐犢之情、愛生之心永遠跳躍在我心中。老實說，我把老師的這封信是作為我的人生中重要的教科書來看待的。因為是她教會我懂得了：在人生路上要如何看待自身遭遇到的委屈；如何學會關愛別人。
我剛讀此信時，還不懂得“右派”“委屈”是什麼概念，老師在信中並沒有怨恨，自棄。老師信中有兩段話，一直銘記在我心中，對我人生道路起到了指引作用。
老師在信中寫道：“人生不如願的事情十常八九，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有時候總會受到點委屈，這是我們無法預料和控製的。”
一要如何看待自己受委屈：“即使自己真的是被“冤枉”了，要用平常心去麵對，受到同事無端的指責、誤解、挨領導錯批等，對待這些委屈，我們需要心胸開闊一點，用微笑與忍耐去對待，讓時間去證明事情的是與非。現在的委屈，很有可能是以後成功的鋪墊。一時的委屈不等於一輩子的委屈，黑夜過去，迎來的就是黎明。”
二是老師引用了格言——“關愛是世界上最好的禮物，當你給人時，別人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回敬你。告訴我，人生路上，關愛他人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學會了關愛，你便是領悟了人生的意義，便成了愛的使者，生命還得到了升華。學會了關愛，就是學會了理解、學會了關心，學會了做人。”
當我懂事後我才知道，老師是在那場反右運動中是受了極大委屈的。後來徹底為她平反是若幹年以後的事。我們喊她“楊右派”，她是多痛苦，但她諒解了我們，反而給我寫此信，繼續盡一個教師的責任。幾十年來，我會常常去讀老師的這封信，努力地去實踐。學忍受委屈，學對他人關愛。記得我在擔任常州文化局局長、黨委書記時，常州滑稽劇團團長殷延平，常州評彈團長周玉峰為了文藝團體改革中如何考慮位置待遇等問題，對我拍台拍凳大鬧一場。還到處告狀，讓我心裏確實委屈，靜下心來想想，他們有想法是正常的，他們發牢騷也是允許的，所以，閑言碎語並不會影響我什麼，反而對黨員幹部是一種考驗和修養鍛煉。我主動和他們溝通，而且在工作上支持幫助他們，他們倆最終為常州贏得了榮譽，殷延平獲得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周玉峰獲得中國曲藝最高獎“牡丹獎”。
關愛是一座橋，搭在心與心之間；關愛是一片天空，我們都在它溫暖的懷抱。在人生匆匆幾十年裏，我明白了，溫暖別人，也溫暖了自己。當你關愛他人的時候，不僅能感到心與心在交融、碰撞，還能讓愛紮根在你人格的土壤裏，茁壯成長。
我永遠要珍藏老師的信，並傳承弘揚樸實的為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