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可以窺見，與以簡牘文契（出賣土地）和敦煌文書（出售土地和住宅）為代表的貨賣方式相對立的，還有另一種專賣方式。後者的功能很簡單，與交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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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書》卷二四，9頁。白樂日先生把“散估”譯作“加價”，並於上引書注210中提供了其解釋的原因。但因為這裏指的是一種稅，而稅始終都是在價錢之外另加的；“散”則具有“成比例”之意。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把“散估”簡單地譯作“累進稅”呢？
後唐時代的一部文獻《冊府元龜》中，提到了成交稅的問題（卷五O四，天成四年，即929年7月的法令），由仁井田陞於《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第94頁引證。其中指出，在有關出售“莊”和“宅”的情況下，京師的人為了以官印證實其契約，而應在每貫（千文）銅錢中，向官吏交納20文，即占售價的2％。但這種稅似乎僅僅是在京師的地麵上征斂過，那裏對交易的控製，似乎始終比其他地方更為嚴格。
②參閱上文有關由兩京市署為出售牲畜和奴婢而訂立的官契。大家還可以參閱上一條注釋中提到的929年的法令。
③參閱有關出售車小頭釧的第4號文契。
④參閱勞榦《居延漢簡考釋》卷一，82頁，有關賒賣3匹布和賒賣1件衣服的契約。
⑤請參閱《史記·高祖本紀》卷八，7頁（百納本）；布匹，參閱上文和《南史》中的《邵陵攜王綸傳》，卷五三，7頁，6世紀中葉賒買布匹的文契。
是相吻合的①。一般都用現款支付，交易不要求訂立文契。但使用文契，可以使人延期付款，甚至還有可能延期交貨。相反，出售具有家產特點的財物，仍保持了某種嚴肅性。在這種情況下的貨賣，仍忠於古代模式，即同時交換物品和價款，同時付款和交貨。在本文所彙集的一組專賣文契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明確地指交換貨物和售價的問題：“其牛及價，當日交相分訖”；（其宅及穀）“即日交畢”。我當然也應以同樣的方式，來解釋漢代簡牘文契中出現的術語②：很明顯，這種如同真正契約一樣的專賣觀念很古老，指出其持續性是很有意義的。我於此將舉出一種買主欠賒貨價的契約，因而事實上是賒賣。但是，文契卻聲稱貨價當日交相分訖③。因此，本處所指的專賣種類，最為惹人注目的特點之一便是其形式主義。
這一特點首先出現在訂立文契本身之中。其中都是一些套話，書寫契約者深受其影響，或者是原文照抄。使用契約樣本的做法，在元代曾出現過④。另外，敦煌的抄寫人明顯不會背離他們熟悉的一、二種專賣文契的樣本。
我們甚至還會從文字契約之外，窺見一部分切實可行的形式。其中重要的是雙方要“對麵”，他們的出場以及他們對麵而坐的事實，為使契約具有充分的效力，則是必不可缺的⑤。但在移交貨物時，也可以伴有某些言行。宋代一項出賣奴婢的契約是這樣寫的：“有女十二三，自寫卷係奴臂雲，永賣此女與本宅。”⑥值得注意的是，我發現其中有一種從古老時代就出現過，無疑還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的形象：奴婢或大罪犯的雙手倒剪背後。當然，其中還有其他可行的象征表示，如丈量土地⑦，在敦煌文書時代，雖然文字契約是確立義務的唯一方式，但這種文契的訂立和簽字畫押，尚不足以創造這種作為貨賣目的的新局麵。我於存在有證人這一事實中，發現了上述局麵的兩個例證。這些證人的作用，遠不是偶爾證實出售，而是為了使出售具有充分的真實性⑧，交易可能是以一次宴會而告結束的⑨。
交換產生的後果，是使物品的所有權轉移到買主手中。事實上，在某些契約中，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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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兩種專賣似乎是以術語而區別。請參閱我們可以在《唐律疏議》卷一三，2頁疏議中，發現的“賣”與“貿易”之間的對立。其中的“賣”是指各種出售。
②分別作“即日畢”或“即日交畢”。在辭典中，“交”解釋為“互相授受”。
③參閱第2號文書及其考釋。
④仁井田陞於《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中引用了許多例證。
⑤在習慣法中，人們對這種兩相對麵的重視，不僅僅出自文契中所使用的術語，而且也出自上文所引《宋刑統》文獻。其中考慮到了這一習慣法，與世俗習慣之間的對立。當其中有一方為女性時，便安排一道布簾，以把他們隔開。
⑥見宋代（12世紀）李元綱的《厚德錄》卷一，《說郛》本。仁井田陞於《唐宋法律之研究》第179頁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如下：“有女十二三，自寫券係女臂雲，永賣此女與本宅。”
⑦由《唐本法律文書之研究》第111頁引證的一卷向神購地的文契，在參加者中提到一名“量地神仙”。大家還可以參閱古代的情況，封地是於“分封”時創立的。見馬伯樂《商周社會》，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46卷，第2期，373—376頁。
⑧1832年於江西出售不動產的一卷文契（由哲美森於《中國的家庭和商業法》中引用，1921年上海版，第88頁），強調了賣主作為防止被剝奪所有權的保證，而向參加者敬酒和向神仙上供品的情節。
⑨在近代，中國仍流行以席宴慶祝商定的重要交易。
許買方炫耀“主人”身份的術語前麵，緊接著是有關交換的資料：“自賣已後，任求朱家
男女，世代為主①。”然而，買主對企圖獲得的東西之所有權，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權力，賣主也無須證實他對該物的權力。這種權力可以是不存在的。如果貨賣中使用了某種公開宣傳，如果它特別需要借助於證人（在某些簡牘文契中是指神為證），那麼這種公開宣傳也不在於為買主確立一種全麵的權力，它僅僅是為了使雙方接受相互的義務。在開始時，肯定是唯有主動提出交易的一方才具有義務（買主不能要求退還貨款，賣主不能要求索回賣物）。因此，貨價的交換似乎是確立義務的必要條件。得到貨款的賣主，在思想上要堅持不能幹涉買主占有該物。人們也可以用文契的方式，嚴格地迫使他這樣作。沒有獲得任何東西的人，也沒有任何恪守契約的義務。但獲得東西的人就是受惠者，於是就要受文契的約束。所以，在貨賣中交換物品和價款，就可以確立雙方的義務。我於此將提前強調指出，防止追奪所有權之保證，具有新穎特點之一。由於這種保證不是以自動的方式提供的，因而它不形成專賣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而是表現得更如同是處於真正的貨賣之外的一項條款。無論如何，在遇到追奪所有權時，所采納的解決辦法，可以說明賣主義務的特點。如果買主被第三者追奪了所有權，那麼賣主就要向買主提供同類物品，可以使他用作同樣的用途。我不認為買主可以通過退還價款和交付賠償利息，就可以獲得脫身。他承擔的義務，在遇到任何追奪所有權時，仍繼續存在。買主獲得某種物品的目的，是因為它可以為他服務；如果無法占有所賣物，那麼賣主就應該保證他能占有一種對等物。因此，買主付價款並不像是為物品出資（價款是其經濟價格的真正反映），而是確立義務的一種必要手段。
有一件事實可能會證實付價款的這種特殊功能，即賣主和出租人在交貨和訂立契約之後，擁有要求補價的自由。這種補價也可能是由買主或承租人自動提議的。
在伯希和敦煌特藏中，有一份出租契約②。文中聲稱租價已全部付齊，“更無交加”。然而，契約中又補充說：“又麥一碩，粟二鬥，恐人不信，押字為憑”。③這段補充文字之後，緊接著便是保人之一的署字。
另一件租契④是以這樣一種文契程式結尾的：“伏恐後時交加，故立此契，用後為憑。”
因此，人們都在設法預防一種常見的作法，即在出賣或出租之後，要求補價。如果根據上引契約來看，那麼這甚至有時就是訂立一件文契的主要目的。晉律迫使各方，必須明確規定，價格是最終性的，還是允許賣主事後再索求補價。這種補價是以“安慰或屈尊性援助的名義”支付的⑤。因此，這裏涉及到的不是物價本身，因為雙方已對其合理價格達成了一致意見。買主同意向賣主補交價款，無疑是將此看作一種近乎徹底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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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我還將要指出，這種與防止追奪所有權有關的條款（在契約中，於陳述之後，立即就考慮了這個問題），僅出現在出售奴婢、田產和宅院的契約中。我們可以由此而得出結論認為，奴婢比不動產更應該為祖產，他們是由買主的家庭世襲占據，並要求得到明確肯定的財產。對他們的占有，也如同對耕畜的占據一樣經常受到威脅。事實上，在出現這一措辭的時候，人們並非僅僅害怕第三者追奪所有權，同時也害怕，尤其是害怕賣主的親屬追奪。
②P. 3150號敦煌寫本。
③其價為22.2碩，加價為1.2碩。
④P. 3964號敦煌寫本。
⑤G·布賴《中國法典手冊》第1卷，227頁。
他，並使他完全放棄占有該物的手段。
我們已經看到，作為物與價交換的貨賣結果，是使所有權轉移到買主手中。在出售土地的情況下，土地稅轉由買主負擔；而在出租土地的情況下，土地稅仍全部或部分地由出租人承擔。買主或租主，必須尊重由賣主承認的地段。最後，土地上的果實及其他產品，也成了買主的財產①。
但是，我們發現，人們一般都把土地本身與可能引起增值的整治（樹棵、圍牆、道路、建築）區別開了。在付價款時，這種區別有時可能會起作用。部分付款的目的，是為了交付不帶附加物的土地價格，差額是補交建築物的價格。在本文發表的第10號文書（有關帶有補足金的一次變換）中，補足金的目的，是為了交納由於一眼井、一條私宅甬道和一座花園的圍牆而引起的土地增值。另外，第9號文書是指購買一塊分兩次付款的土地，第1次付款代表著土地的價值，第2次則代表房宅本身的價值。
從一般規則來看，土地的價值可能要超過由人工增加的附屬物的價值，這一事實在專賣的功能中，占有重要地位。每當分成兩期付款時，僅僅交付代表土地價值部分的價款，就可以最終訂立賣契。當物品的價格顯得難以分割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從交付部分款之時起，出售就算徹底成交了。首次部分付款始終都應高於全價的一半。
交付部分價款，立即就會使買主獲得物品的占有權。這種作法，從本文發表的第5號敦煌文書中，得到了可靠的證實，奴婢的身價確定為5匹絹。買主在訂立契約的當天，就交付3匹，並答應分期付清餘額。然而，有關奴婢身體缺陷的條款，立即起作用了：在立契之後的10日內，允許休悔。因此，這並不是說，唯有交付全價，方可導致占有權的轉移。
但是，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未提到分別支付餘額的問題。當伴有交換貨物和價款（即使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也罷）時，貨賣的固有特點之一，便是包含雙方的義務，雙方都保證不要求解除契約。其結尾的程式用語“不許休悔”，同樣也出現在租賃契約中，但僅僅在這樣的契約中，才會同時交貨和付款②。因此，我們可以承認，交換使契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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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以參閱171年的木簡文契（刊布於《地券征存》）：“根生土著、毛物皆屬孫成”；178年的木簡文契（由仁井田陞刊布於東京的《東方學報》第8卷，第54—55頁）：“四比之內，根生伏財，物一錢以上，皆屬仲成。”
1188年的一項文契（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第106頁）是賣地契，其中具體解釋說，竹子和樹木種植園，不包括在售價之內：“地內竹竿樹木，不係賣數。”
在有關地下出土物的問題上，存在有一種特殊的製度，它應在地主與發現者之間平分（在公地之中，便把承租人視為地主；相反，在私地中，承租人對於出土物沒有任何權力）。一項附屬條款規定，如果出土物是古物（鍾、鼎之類）或呈奇特形狀，必須上交官府，而官府又負責為此付價。參閱《唐律疏議》卷二七，14頁。
②請參閱S. 1897號敦煌寫本，租物契據（刊布於《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第440—441頁）。物價必須按月支付，但承租人當時就交納了全價的一部分：“見分付多少已訖。”文契包括有一條禁止雙方之一解除契約的條款。
S. 6063是租地契。物價是在立契時交付的。其中含有一條禁止解除契約的條款。
P. 3155號是一項為期22年的租地契（已由那波利貞刊布於《史林》第21卷，第4期）。全部租價當時付訖，雙方保證不悔約。
一般來說，借貸不會使債主作保。在於闐地區發掘到的一卷文書，證明了一類無期生息借貸（斯坦因：《古代於闐考》附錄A；第5號文書），其中允許債主在樂意時，要求停止執行契約。但即使是在定期借貸的情況下，似乎也不要求一直到到期時，方可要求還本。但是，對於債主來說，由於債務人在貸款時已付了部分款，所以借貸本身就變得不可逆轉了。這就是在保存於北京圖書館的一卷敦煌借貸文契（刊布於《敦煌雜錄》第134頁）中出現的情況：借貸人當場就向其債主支付一張羊皮。該文契包括有最後一條款，即禁止解除由罰金保證的契約，我從中發現了一些與賣契相同的術語和條款：“貸絲一匹，長二丈七，黑頭。現還羊皮一張……共對麵平章，更不許休（？）悔。（先悔者？）罰麥五 ，充入不悔人……”
為不可逆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