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宋刑統》卷一三，4頁。有關參與的定義，參看下文的疏注文。
⑦我們既可以理解作“中人和保人”，也可以理解作“中保人”。在宋代，這兩種職務是由同一人承擔的。
⑧《宋刑統》卷一三，4—5頁。
⑨同上，4頁。
代初期，還可以區別出兩類不動產：一方麵是桑田和麻田、園圃和宅基地；另一方麵是大麵積耕作地、種植糧食的土地。第一類土地是可以世襲的。官府僅僅行使監督，以使其麵積不低於家庭需要，僅允許出售多餘的麵積。第二類土地，是按照耕種者的人數和年齡，進行分配的，不能出售：
諸賣口分田者，一畝（5.4公畝）笞十，二十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還本主，財沒不追。即應合賣者，不用此律。①
即應合賣者，謂永業田家，貧賣供葬；及口分田賣，充宅及碾碨、邸店之類。狹鄉樂遷就寬者，準令，並許賣之（《唐律疏議》）。②
這條農業法令在很早以前就變成純理論性的了。我們通過史學家們的資料，更主要是通過在敦煌發現的文書而獲悉，從8世紀末葉開始，口分田和永業田的區別，就已經沒有現實意義了③。然而，在9世紀的敦煌，土地買賣交易，還必須在稅冊上登記。本文發表的第10號文書，是852年的一份附有結清差額的交換。它甚至說明，雙方都曾請求官府的批準。但我們將要指出，10世紀的文契相反，既不強調登記，也不強調允許出售的決定④。在出賣奴婢時，原則上也要獲得官府的一種公券。這一整套法律，都在於阻止以良民作交易⑤。但本文中發表的出賣奴婢的991年的契約，似乎是在雙方沒有申報官府時，就訂立了。⑥
唐天複元年（901）的一道赦令中指出：“舊格買賣奴婢，皆須兩製署出公券。仍經本縣長吏，引檢正身，謂之過賤⑦。及問父母見在處分，明立文券，並關牒，太府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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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律疏議》卷一二，9頁。
②同上。同樣還可以參閱《通典·食貨》卷二，第1段，開元二十五年（737）的一道詔令，1902年版本，第6頁。
③在宋初，肯定不會分配田地，除非是在剛剛開發的地區。因此，我感到驚奇的是，《宋刑統）逐字轉抄了《唐律疏議》中的條款。當時維持了一種純屬理論性的立法，完全如同中國法律條款中的習慣一樣。
④《通典》（同上）引用的737年的土地法指出：“凡買賣，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⑤但當時存在使買賣自由人，變為合法交易的特殊情況。在遭受嚴重饑荒的地區，出賣親人，是由某些詔令所特許的。同樣，當賣主想得到為舉行殯葬儀軌所需要的資金，而出賣一個孩子時，法律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但作為純利潤交易的倒賣，卻受到了譴責。參閱王伊同《奴隸和其他可比社會集團》，見《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16卷，第3—4期，314頁注釋；510年，阜城人費羊皮將其7歲親女賣給張回作婢，以圖獲得為其母舉行葬禮所必需的一筆款項。張回又把她轉賣到另一個縣，卻又沒有公告其原來的身份。於是便發生了一場訴訟。結果宣告費羊皮無罪，因為他有急需才被逼賣女。但張回知道女婢的來曆，卻又未曾把轉手倒賣一事，告知奴婢的父親，所以被判有罪（《魏書》卷一一，11—13頁）。
⑥這裏指的是“兩京（洛陽和長安）諸市署”。有關這場官司，請參閱戴何都《百官誌和兵誌》譯注本437頁；有關太府寺（市署無疑是下屬它），參閱同書434頁。
⑦其字麵意義為“使人處於僅婢地位”（“賤”與“良”相對，後者指自由人）。事實上，隻有被出賣才能真正成為奴婢，並沒有生來就完全是奴婢的人。
兵戈以來，條法廢壞。”①
在唐代，這是一條特殊的法令，適用於在兩京（長安和洛陽）市場上出售奴婢與牲畜。文契可能是在那裏，由市署官吏們訂立的：
“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②，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笞三十，賣者減一等”（《唐律疏議》）。③
其疏議含蓄地承認，在中華帝國其他部分流行做法的獨立特點和有效性。同時也在“公券”或“市券”與私券之間作了區別。《唐律》確定在公券訂立之後的第3日，為允許廢棄患病的奴婢或牲畜交易的期限，《疏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
“令無私契之文，不準私券之限”④。
所以，已有成文法典的唯一領域，是兩京市署法。但這種立法，可能僅限於批準習慣規則。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對交易的控製和維護公共秩序，而不在於保護各方的權力。
但當時的立法正向民法過渡，這種立法的主要新穎特點，則是非常關注保證在交易中不產生舞弊。不僅僅是在出賣奴婢的交易中如此，而且在出售牲畜時也應如此。⑤
法典僅僅規定，對信義不佳的賣主實施懲罰。從法律觀點來看，一塊偷來的土地，或者是一個所謂奴婢的買主，無權要求任何賠償，當時似乎不允許在法律方麵追究賣主。在立法者心目中，追奪所有權的問題，完全屬於私事，買主本人應預防這種危險。⑥
物品與價款的交換
從中國曆史時代的初期開始，用以指“買”的名詞，就屬於由“貝”幣組成的一批方塊字的範疇。它與賞賜、常例的貢賦和商業活動有關。⑦因此。在“買”（ ）字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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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詔令集》卷五，原文由仁井田陞於《唐宋法津文書的研究》176頁引證。
②我將要指出，屠宰場中的牲畜（豬、羊）被排除在這張名表之外。它們與耕田、拉套或馱貨的牲畜及奴婢，不屬於同一類財產。
③《唐律疏議》卷二六，6頁；《宋刑統》卷二六，26頁，參閱《唐六典》卷二O，6頁（1895年廣雅書局本）。《宋刑統》中轉載的《唐律疏議》的條款補充說：“即買賣已訖，而市司不時過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④《唐律疏議》卷二六，18頁。參閱《唐六典》，同上。這後一句話令人聯想到，雙方利用兩京市署中出售的機會，而訂立私契，其中的術語可能與法律條文相矛盾。這一點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明白一件具有雙重用途的私契，有何意義，況且它是由市署負責訂立的。因此，疏議者是想重新提一下，在兩京之外，還存在有另一種製度，允許反悔的期限，是由各方以共同商定的形式確定的。
⑤在敦煌出售牲畜的文契中，事實上並未寫明考慮防止殘病的保證。
⑥法典在有關於兩京市署出售奴婢和牲畜的條款中，沒有考慮防止追奪所有權的保證問題。
⑦在未經宮府允許而訂立賣契的情況下，我發現唯有買主受懲罰。參閱《通典》（同上）：“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然而，當東西被盜時，法律中也沒有注意到有信譽的買主的權力。它僅限於懲罰賣主，和賠償物品的真正主人。
“諸妄認公私田，若盜貿賣者，一畝以下笞五十，五畝加一等；過杖一百，十畝加一等”。據疏議認為，價款歸還了真正的主人，同時也要把土地歸還給他《唐律疏議》卷一三，2頁；參閱《宋刑統》卷一三，3頁）。
“賣”與其反義詞“買”之間的現有區別，僅是聲調的不同。這些詞最常用，本處所研究的文獻中也正是出現了這些詞。但我們在古代還可以發現其他詞：“鬻”（表示“賣”）和“沽”。我將同時指出其雙重意義（“買”或“賣”）和專門意義，“沽”主要是用來買賣酒（“沽”的另一種寫法為“酤”）。我們還可以發現“售”和“ ”（儥）、“糴”和“糶”，後兩個字僅限於指買賣糧食。
老的字形之一中，買的觀念似乎一方麵與錢幣有關，另一方麵又與交付貨款有關。所以，在中國，專賣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特殊的製度，與以貨易貨根本不同。但有時也有人竟把這二者等同起來；同樣也曾有人試圖在以物易物和出賣之間，找到前後的演變關係，但又沒有任何證據。即使有時缺乏貨幣，用實物來支付物價，賣物也與以物易物不同；用以指交換的術語（“博”和“換”），①與用來指賣和買的名詞不同，並非毫無道理。因此，我們應該承認，用貨幣支付物價，是中國專賣製度中的固有特點。用實物來代替物價，僅僅是原始買賣中的一種靈活做法②。在這一問題上，所提出的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甚至超越了專賣本身的範疇—貨幣的特殊價值的範疇。在中國，付款可能是古代的一種建立和消除債務的特殊方式③。但是，我們恰恰將會看到，中國的專賣不會導致財產的轉移，僅僅是在各方之間產生了義務，特別是對於要求出售和獲得物價的一方更為如此，也就是不幹涉買方使用所買物的義務。因此，物價不能看作是賣物簡單的經濟等價。
我首先要探討，在敦煌發掘到的賣契之性質。它們都是有關其價值較高財產的：土地、住宅、奴婢、耕畜。我們可以認為，在買賣雙方所在的農村社會中，以及在他們所屬的小官吏等級中，獲得這些財產是相當重要的行為。從而說明了證人和保人的存在，以及訂立一篇文契的必要性。非常有意義的（或者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卻是沒有關於可以替代財產的賣契。
每當涉及到的利潤相當大時，這種活動無疑會在商業界產生許多文書。但這裏涉及到了商業法領域，我對這一領域幾乎還一無所知。我有一定把握可以承認的是，出售耕畜或駕車牲畜、奴婢、土地和房宅具有獨特性④。
《隋書·食貨誌》中的一段文字，提供了東晉時代的一種很有價值的資料，對有文券和無文券的專賣作了對照：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⑤四百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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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敦煌，“博”字指不動產的交換，“換”字指交換消費性財產。還可以參閱“買賣”與“貿易”之間的區別。
②參閱舀鼎（最多不超過公元前8世紀）中有關出售奴婢的第2篇銘文，價款要用銅錠支付。馬伯樂《古代中國法律程序中的誓詞》，載《漢語和佛教論文集》第3卷（1934—1935年版），273—276頁。但對這方銘文的釋讀和翻譯，仍有很大的冒險性。
③我可以指出銅錠在刑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銅錠是古代的貨幣。其用途至少從理論上來說，一直沿用到唐代，以用來贖罪。在羅馬，從一開始起，盡管存在著各種流傳很廣和合乎情理的解釋，但金屬貨幣在交易和贖罪中，還起義務性和貨幣之外的作用。
④我們於上文已經看到，唐朝非常注重對這類財產的立法。
第一個千年紀末的史籍《周禮》（卷四，16頁）就已經認為，在由官府控製的市場上出售奴婢和牲畜，形成了一類特殊的專賣。出售奴婢、馬匹和黃牛，被認為是“大市”，其中要使用被稱為“質”的長契；出售兵器、器皿和“四時時物”（一位疏注者用“四時時物”來解釋“珍異”，但絲毫無法令人接受這種奇怪的解釋）被認為是“小市”，其中要使用被稱為“劑”的短契。我們不能借口《周禮》是一部偽托之書，便忽略其中的資料。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它提供了一些不可能是憑空杜撰的細節。
⑤由白樂日（E.Balatzs）所作的校勘，見《<隋書·食貨誌>譯注》，載《通報》第42卷，第3—4期，173頁，事實上必須讀作“估”而不是“侶”。
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①。
由於稅收嚴格地控製在百分之四，所以我們看不到這種具體解釋的必要性：“隨物所堪”，它似乎是多餘的或自相矛盾的；除非是承認稅收在第2種情況下是用實物征斂的，即不是根據價值而是根據實物征斂。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無文券的貨賣（本處即指這種情況）是有關生活用品，主要是消費性財產的。如果在第1類貨賣中（出售奴婢、牲畜和房產），一般都要借助於文券，甚至還可能是官府要求這樣作②；那麼在第2類貨賣中，就可以擺脫這一切，一般都不用文券。
我頗感興趣的是，在本文獻中發現了一張名表（奴婢、牲畜、田、宅），這些恰恰就是敦煌有文契的出售對象。此外，我還高興地看到，其中肯定了有關這類財產出售的固有特點：人們主要是認為訂立這類貨賣的文字契約，是必不可缺的。我從中洞察到，這種區別的原因：出售時一般立有文契的財物，恰恰是形成家產主要成分的東西；轉讓或獲得這些東西，可以深刻改變家產的麵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文契的作用是在兩個主要方麵提供保證：首先是為廢除貨賣作保，其次也是為了追奪所有權。然而，這類保證的需要，隻有在出賣具有家產特點的財物中，才會真正感到需要。因為在此類貨賣中，涉及到了下麵這一重要內容：通過那些其存在本身在經濟上和感情上都有聯係的物品，而依戀某個家庭集團。我們不應忘記，賣主和買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農業經營者。
對於其他類財產—在商品範疇內（消費品和工匠的產品），我們可以承認，“占有即為主人”的貨賣，可以簡單成交，甚至沒有必要訂立文契。但這並不是說這類出售，從來也不使用文契，由於其他原因也可能使用文契，如當涉及到產生有關付款或交貨方式的義務時。這樣就可以解釋在敦煌專賣契約中，存在一卷關於購買手工業品的文書③。一種特殊的付款方式—價格是由第三者（他無疑可以對訂立的文契作出解釋）提出來的。
賒賣在中國也出現過，而且自漢代起就已經在那裏存在了④。它甚至還被視作是一種特殊的貨賣形式，因為要用一些特殊術語來稱呼它（“貫”和“賒”，複合詞彙“貫賣”和“賒賣”）。但它似乎是僅僅指一些生活用品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