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附錄
亞洲民族研究所藏卷號碼與注記目錄中的號碼對照表691—706頁）
K·K·弗魯格未出版的注記目錄與本注記目錄中的編號對照表（707—708頁）
漢文標題索引（709—721頁）①
漢語民族、地名和某些術語索引（722—737頁）
用俄文字轉寫的某些漢語術語和有關寫本特點資料的索引（738—741頁）
古體字、星象、漢字、與藏書有關的資料和記載，折頁裝訂、變文、占卜書、時間、刪改符號、曆書；克拉特科失、馬洛夫和奧登堡等人的收藏品；醫書、非漢文文書（用回鶻文、藏文和梵文所寫的15片小殘卷）、印章、刊本文書（8卷左右）、書信、字帖、草書、跋文、各種墨跡的標誌、修複的寫本、圖案、普通書法、辭彙、狀態、裝訂本、黑城子文書、禪經、講經文、藏書章、押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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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引部分是由B·L·斯米爾諾夫和I·T·佐格拉夫所編製的，其中的漢文方塊字是根據瓦西裏耶夫—羅申貝的辦法書寫的，V·S·科洛科洛夫（1935年奧濟茲版）和I·M·奧薩寧（1955年莫斯科版）的漢—俄辭典就是采取了這種辦法（參閱Ⅲ，第169—170頁）。這種辦法可能是對羅申貝在《佛教研宄導論》第1卷辭彙部分（1916年東京版）中所使用的“選擇結尾”法的改進。我不知道這種改進究竟在什麼地方，但我再次否定那些試圖在注記目錄中使用羅申貝的辦法，而進行分類的發明者。當他還在世的時候，我就是因為使用了他的佛教辭彙而遭人奚落的。
梵文尊稱、姓名和術語索引（742—745頁）
參考書目（746—748頁）
圖版（16塊完全可以解讀的文書圖版，發表了16篇文書殘卷）。
目錄在列舉參考書目時，出現了某些嚴重的遺漏，尤其是一些西文書目（如A·魏禮的《敦煌民謠與曆史故事》在1960年就已經問世了）和日文書目。如1932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5卷，是至今所發表的最大型的敦煌文書合集本，但目錄中都隻字未提，而且把許多日本學者（諸如秋山光和、藤枝晃、入矢義高、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貞、小川環樹和其他許多人）那些不可不讀的著作都遺漏了。令人遺憾的是，1962年5月北京出版的王重民著作《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出版得太晚了，因而作者未能參閱。至於那些用各種文字出版的有關全部或某幾卷敦煌寫本中的文學作品，我們也不要指責他們僅僅是草草地提及了一下。因為直到1964年，尚未出版過一份比較完整的書目，陳祚龍目前正在巴黎編寫。
該注記目錄的主要目的是大致介紹列寧格勒藏卷的內容，即使粗線條介紹也罷。這就是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迅速完成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彌補過去長時間的耽擱（但列寧格勒的拖拉比其他地方還更容易得到人們的諒解）。所有各國的研究者們都會對他們感激不盡，並且如饑似渴地等待著這套優秀作品的續輯。
Ⅱ
以上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列寧格勒藏卷的基本情況，但我沒有在這批收藏品中發現令人震驚的藏品。從質量觀點來看，它們沒有倫敦和巴黎的那一批優秀，但似乎要比北京和日本的藏卷略勝一籌。然而，列寧格勒藏卷中，也包括有某些非常重要的文書，尤其是“俗文學”方麵的文書。在由孟列夫主編的1963年版《敦煌漢文寫本，佛教俗文學研究》中，共剖析了15卷之多的這類寫本。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清晰易讀的影印圖版。前麵附有一篇導言，導言中對這些寫本作了介紹和注釋，但沒有全文譯出。這批寫本分屬於3大類：A，讚；B，講經文；C，懲罰性戒律。
（A），據導言分析（第9頁），這本集子中包括有關“讚”文一類中的所有文書，它們都是在列寧格勒藏卷的前1800號中發現的，此外還包括有一些“近似於這一類”的文書①。這類文書共有12卷之多。
1，《金剛經讚》（DX.296號，注記目錄1770號，第25頁影印圖版）②。
2，《十空讚》③（DX.1358號，注記目錄第1372號，第26—27頁影印圖版）。
3，同上（DX.922號，注記目錄1371號，第28—29頁影印圖版）。
4，《太子讚》（DX.1230a號，注記目錄1373號，第30頁影印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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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記目錄中共指出了24卷有關“讚”的文書，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其中沒有包括任何敦煌邈真讚。因為在伯希和敦煌特藏中，它占的比重卻相當大。
②據注記目錄記載，在任何有關敦煌寫本的編目中，都沒有提到過這卷文書。然而，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440頁）卻提到了兩卷帶有此標題的寫本（P. 5464和P. 3645）。
③注記目錄中隻指出了其他搜集品中的兩卷帶有這一標題的寫本。然而，王重民 （同上引書）卻指出了8卷。我不想進一步指出該注記目錄中所引證參考資料的不完整性了，因為現在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參閱王重民的《總目索引》。
5，《五台山讚文》①（DX.1009號，注記目錄1362號，第31—33頁影印圖版）。
6，（a）《淨土法身讚》，（b）《往生極樂讚》，（c），《寶鳥讚》，（d），《蘭若空讚》（DX.883號，注記目錄1361號，第34— 37頁影印圖版）。
7，《淨土法身讚》②，參閱上文6a條（DX.1047號，注記目錄1376號，第38頁影印圖版）。
8，《兒出家讚》（DX.109號，注記目錄1265號，第39頁影印圖版）。
9，（a）《金鋼五禮》③（注記目錄1401號）；（b）《涅槃讚》（注記目錄1364號）；（c）《出家讚》，與上文第8條是同一文獻（注記目錄1364號，F.107，第40—41頁影印圖版）。
10，《南宗讚》④（F.171，注記目錄第1363號，第42頁影印圖版）。
11，祈禱普賢和文殊師利菩薩的四偈，緊接著為散文；已經殘損的其他偈句可能是祈禱觀世音和彌勒菩薩的（DX.144號，注記目錄1381號，第43頁影印圖版）。
12，（a）《入山讚》⑤；（b）《五台山讚文》⑥；（c）一篇無標題文書的結尾部分⑦；（d）《長安詞》⑧（DX278號，注記目錄1369號、1184號等，第44—47頁影印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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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卷寫本僅包括該讚文的開始部分，約為全文的三分之一。全文已由我根據Φ·q3563號（全文由那波利貞發表，載《江南大學文學會論叢》，1955年版，第10—11頁）、北京藏卷堿字第18號（由許國霖發表，載《敦煌雜錄》，1937年上海版，第75頁）和 P. 4608號而複原。參閱1965年《法蘭西學院年鑒》第290頁。
②在王重民的《總目索引》中，這一標題付闕如。
③據注記目錄的作者認為，這是指因陀羅（Indra），但實際上更可能是指金剛。
④這篇文獻似乎具有一首迭句歌曲《五更轉》的形式，在倫敦（S. 4173）、巴黎（P. 2963）和北京（周字第70號）等地的藏卷中，都有與之相同的文書，任二北在《敦煌曲校錄》（1954年上海版，第123—125頁）就是根據最後兩卷寫本而發表的。列寧格勒藏卷中具有一些非常珍貴的不同之處（孟列夫根據劉複的版本指出了這一點，而劉複則是以巴黎藏本為基礎的）。所以，在最後一句詩中，巴黎藏本中寫作“一年川”，而倫敦寫本中則為“一連全”，任二北建議修改為“一連川”，但列寧格勒藏卷中的寫法“一言論”肯定為最佳形式。我們千萬注意不要將這一篇無署名的文獻，與另外兩件同一標題和同一形式的文書相混淆，人們一般認為後者是神會（670—762年）所作。請參閱筆者於《塚本紀念文集》（《佛教史學論集》，1961年京都版，第4頁）發表的文章；胡適在《董作賓紀念文集》（196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版，第22—23頁）中發表文章 （請參閱《法蘭西學院年鑒》，1963年，第331—332頁）。
⑤這卷文書的開始部分為：“好住娘，且須師僧戒伴……”。“好住娘”一句話曾出現在許多卷敦煌寫本中，其中“好住”一詞在唐代詩人的著作中經常使用（參閱 1954年上海出版的《詩詞曲與詞彙史》中所作的珍貴的目錄，第693頁）。我感到驚奇的是，注記目錄中從未提到過這本書，因為唐代詩人使用了大量的通俗語言編製。列寧格勒的這卷藏本相當於《[樂]入山讚》（又叫作《辭娘讚》等等）的一部分，後者分別為P. 2713（由劉複發表在《敦煌掇瑣》之中，1925年北京版，第42號文書）、P. 2919 （由那波利貞發表在《江南大學文學會論集》第2卷，第11—12頁中）、北京乃字第74號（由許國霖發表在《敦煌雜錄》第73頁中）和S. 19、S. 4175、S.6631。任二北曾對此作過一番考釋（根據3卷寫本，見《敦煌曲校錄》第98—101頁）；列寧格勒所藏殘卷收編在該書第99頁的前5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