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卷中發表和翻譯的變文寫本，共有3卷：
1，《維摩詰經》變文，篇名叫作《維摩碎金》（F.101號，注記目錄第1473號，第5—18頁影印圖版，譯文第69—102頁）。這是一個長5.17米的卷子，開始部分已殘損了，共有9頁和279行文字，其中包括鳩摩羅什的譯本《佛國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1卷，第537頁）中的第1卷的前14行。正如孟列夫在第35頁中所指出的那樣，這是該卷變文中已知的唯一一份附有（卷末）標題的寫本。《佛國品》是少有的幾卷真正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得以立足的佛經，而該部經文的通俗漢語文本是很多的，本標題是所有多種譯文的共同書目。無論是從其散文和詩相混合的文體來看，還是從其中充滿著的史詩氣魄以及其真正的“方廣”（共包括幾十卷）來看，它在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③。
原寫本的跋文中寫有：“靈州龍興寺講經沙門匡胤記”。緊接著又是第2篇明顯是沒有署名的跋文，但卻出自同一人之手，孟列夫僅僅提供了一種簡譯本：根據原宗的緊急建議，我前來休息，並在數日之間寫完了這卷經文；由於我是僧侶，所以沒有人想扣留我。朔方釋家（？）派④。由此看來，這卷文書原作於宋代之前，因為大宋朝的開國君主太祖皇帝就叫作趙匡胤。另外，它肯定又是707年之後的，是為龍興寺是於那一年營造的⑤。靈州即今寧夏之靈武縣，離敦煌已經相當遙遠了⑥。
2，同一部著作的另一殘卷也闕標題（F.252，注記目錄 1474號，影印圖版19—28，譯文第103—125頁）。此卷長達 3.23米，首尾兩部分均已殘缺，共有10頁，117行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第45—46頁對“上下吟”（“上”係指不合韻的第一部分，而“下”則是指合韻的第2部分）一術語與“平、側、斷”等音韻的解釋是令人尋味的，或者說是令人信服的。
②孟列夫在其文第28頁注50中傾向於采納孫楷第的解釋：“變”的意思是指神奇的不正常的事件，但我認為這一點尚值得商榷。我個人對於這一術語在不同背景中的用法進行了研究，最後則傾向於應該譯為“故事”。相反，我卻同意孟列夫下述看法（第23—24頁），即承認賦與詩的形式雖然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事實上卻是通過印度佛教文獻的譯本演變而來的。
③參閱《法蘭西學院年鑒》，1960年，第319—320頁，1961年，第297—298頁。P.3079號的跋文（見《敦煌變文集》第633頁）指出，它屬於變文的第20卷，然而它卻出現在14卷本經文的第4卷中。
④在唐代，朔方是位於今陝西省一個州的名稱。
⑤見《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24卷，1924年，第184頁。其中的680年是由於疏忽而造成的錯誤。
⑥同一篇變文的另1卷寫本，於947年在西川抄寫，那裏距敦煌更為遙遠。
字，其中有7行引自《菩薩品》第4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2卷，第543頁）。這卷寫本與前一卷並非出於同一人之手。據孟列夫分析（第51頁），此文不會早於9世紀前四分之一年代，因為他發現其中用“玉妃”來指楊貴妃，因為“玉妃”一稱隻是從楊鴻在這個時代所作的《長恨歌傳》中才出現①。然而，事實上，這一稱呼早在生活於749—801年間的韋源牟的一首詞中，就已經出現了②。
這些寫本已被插入在現在已知的一批《維摩詰經》變文的寫本中間了，其形式大致如下：
S. 4571，即《大正新修大藏經》475號，第537頁，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517—560頁（第1卷）。
弗魯格編目F.101號，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37頁（第1卷）。
S. 3872，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38頁（第1卷），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562—587頁。
P. 2122，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頁數不詳，可能為第1—2卷），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589—591頁。
P. 2292，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42—543頁（第4卷），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592—619頁。
弗魯格編目F.252號，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43頁（第4卷）。
P. 3079，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43頁第4卷，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620—633頁③。
羅振玉藏卷，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5號，第544頁（第 5卷），也就是《敦煌變文集》第634—645頁。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樣，列寧格勒所藏殘卷，恰恰補充了這 14卷經文中的兩卷（第1卷和第4卷）的變文，第1卷殘卷也正好是倫敦所藏另一殘卷的續文。我希望能在其他地方零零星星地提到的寫本中，也能發現這部變文的其他部分，首先是在列寧格勒的寫本（DX.684號）中考定，本彙編中沒有包括列寧格勒藏卷④。
3，有關《十吉祥》的變文（F.472號，注記目錄第1472號，圖版29—35，譯文126—136頁）。原為無題卷子，長2.60米，共有4頁94行。其中的“吉祥”二字為梵文?ri的對音，如Ma ju?ri的漢文名字就叫妙吉祥（通稱文殊師利），而在本文中卻是指在該菩薩誕生時所出現的10種吉兆。從唐代後期開始，這尊菩薩在中國就享有盛名了，其原因是由於他居住錫於五台山，那裏當時是中國北方佛教徒們進香朝聖的主要中心（尤其是對於曆代王朝京師的居民更為如此）。每種吉祥的概念都用賦和詩所確定，並且附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該文已由H·S·列維翻譯發表在《天朝權貴們的愛妃》一書中，1958年台中市出版，第172—178頁。
②見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第7718頁。
③見北京藏卷光字第94號寫本。《敦煌變文集》第633頁注①中誤寫成P. 2292號寫本，實則應為P. 3079號。
④見注記目錄中的第1475號。這是一份22厘米長的殘卷，共14行文字。有關其他殘卷，鄭振擇在《中國俗文學史》（1938年版，第207頁）中列舉了一些令人特別質疑的資料；王重民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469頁中，所列舉的那些資料也應該進行核對。
關於妙吉祥名字的導論，最後的結論部分同樣也是用賦和詩寫成的。詩都是七言八句詩，完全符合當時律詩的音律（第 58—59頁），這種現象在變文中是很少見的。另外，它實際上並非是真正的變文，因為變文主要是以佛教形式出現的，原則上是以對一篇正確引用的佛經的發揮為基礎的，而在這裏的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①。該文書第62行中提到了690—704年執政的武則天皇後。從其前後文來說，其成書時間是相當晚的了（第163頁注45）。
該彙編的結尾部分是一份價值很高的敦煌俗字對照表，列舉了從F.101、253號（第177—190頁）以及F.223號卷子（第191—195頁）中所檢索的俗字。這些字的前麵有一段說明（第169—170頁）和作者的解釋（第171—176頁）。這些說明特別是指出了某些其他參考資料，而在解讀俗體字的時候已經使用了它們。在對照表中則用星標符號來表示附有這類解釋的地方。
（譯自1964年《通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變文中（第4—5行）參閱了《文殊吉祥經》，但未錄引文。其他地方似乎沒有出現過這一標題，孟列夫也指出了這一點（第60頁注⑧）。在漢文大藏經中，有一卷《十吉祥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32號），但它與文殊師利（妙吉祥）沒有任何關係。在妙吉祥誕生時，所出現的祥兆一事，似乎曾在《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43號）中有所記載，但我沒有從中找到這一段文字，孟列夫也沒有具體引證（見第55頁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