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顧我的文學生涯，從早期的寫作起，我就把小說的舞台放在了位於日本列島之一的四國島中央、緊鄰四國山脈分水嶺北側深邃的森林山穀裏的那個小村落。我從生養我的村莊開始寫起，最初，隻能說是年輕作家頭腦中的預感機能在起作用，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將會成為自己小說中一個大係列的一部分。
這就是那篇題為《飼育》的短篇小說。太平洋戰爭末期，前來空襲日本的美軍飛行員因為飛機被擊落，落到了村莊四周的森林裏，成為村民(主要是農民)們的俘虜。這便是故事的開端。
根據通常的看法，至少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空軍裏還沒有黑人飛行員。所以，我的依據隻能是少年時代村落裏流傳的“新的民間傳說”。據說，在九州(四國旁邊的一個很大的島嶼)的山地裏，一個從轟炸機跳傘下來的黑人士兵被農民們殺死了。事實是否如此呢？這是值得懷疑的，但這些流言作為民間傳說式的敘事，卻是具有其真實性的。
在小說裏，那個黑人漸漸成了村民們特別是村裏的少年們狄俄尼索斯神話般的崇拜對象。少年們充滿了節日般的昂奮，而高潮則是黑人被殺害的悲劇來臨。想像力在這裏所展開的，與其說是民間傳說式的，倒不如更應該說是神話式的內容。同樣內容的民間傳說，原本就會在世界各地同時流傳。
這個短篇在我的文學生活中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首先是它屬於我的文學母題係列之一：“太平洋戰爭時期一個少年在極端國家主義的日本社會裏的體驗”。但是，比這更具根本性意義的，則是這個短篇所描寫的想像世界裏的“結構”與“場所”。
這個場所的地形學特征，確實與養育了我的山穀裏的村莊很相似，但是，對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從寫作這個短篇開始，故鄉的風景開始退隱，而小說裏的地形則變成了前景。
我那個位於四國山穀裏的現實的村莊，由於這個短篇的寫作而被“無化”了。對於我來說，此後，在傳說和神話的結構裏，惟有小說描寫的想像世界鮮活而真實地存在著。
(二)
《飼育》之後，我寫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掐去病芽，勒死壞種》。在我以前談過的所謂轉換的意義上，我認為寫這部作品的時候，自己處於半自覺狀態。之所以說是半自覺，是因為對於編織到地方民間傳說中的當地“曆史”，我還沒有什麼自覺的認識。在《飼育》中，突然闖進村子裏的是膚色與日本人迥異的敵國士兵，這個人物，作為村落“外部”的人，得到了徹底的寓言式表現。而在《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中，則是在都市的空襲中逃生，從疏散村子來的感化院裏的一群少年。
他們到達村子的時候，正碰上一股不大的洪水把村子和下遊的市、鎮隔斷，而且疫病也開始流行，至少村民們是這樣認為的。這裏的洪水和疫病，顯然是戰爭的隱喻，但實際上在小說寫作期間我並沒有意識到。
村民們害怕疫病，暫時逃離了村子。當惟一一條和村外世界連接的狹窄小道也被封鎖之後，少年們發現，隻有他們自己是繼續存留在這森林山穀裏的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開小差藏在森林裏的青年士兵，因發病而被拋棄的少女以及當時自己的國家已被日本吞並，作為朝鮮人的國家已被剝奪，但在日本社會中又被歧視的旅日朝鮮少年。總之，他們都是被日本社會擠壓出去的一群。
於是，少年們主動接收了這個“場所”，決心負起責任。從村民們整體逃亡到重新返回村莊，對他們認為是乘其不在毀壞了村子的少年們進行審判為止，所謂的鄉村社會已經不複存在。在這裏，少年們首先發現的是地形學的結構。
大雪飄飄，野鳥從森林飛落到村裏，森林也因此作為地形學結構的一個環節，和少年們產生了關聯。少年們舉行了狩獵活動、獵物紀念慶典。他們和纏繞著這片土地地形學意義的新神話的誕生直麵相逢。
我將疏散到山村後立刻被村人們遺棄的感化院裏的一名少年賦予第一人稱“我”，從他的視點開始這部小說的寫作。山村“場所”在“外來者”的視域裏被重新發現，而作為作者的我，則是在這樣的“場所”內部長大成人之後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夠寫作小說的教育。小說作者和小說中講述故事的敘述者因與“場所”的關聯分成的內、外兩重性，後來也反複出現在我的小說裏。
從外來孩子的視點敘述出來的山穀裏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壞種》裏顯露出了整體麵貌，小說內正在進行時的故事時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而小說寫作的敘述時點則設在了這之後的第十五個年頭。這個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時代的內心體驗血肉相連。
這兩者本來很不相幹，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樣成為可能的？坦率地說，這首先因為我自己在少年時代就是被村落共同體所疏離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謂地道的農村，但我的家卻不是農家。我們家所從事的行業，是收購農家農閑時作為副業生產可做造紙原料的植物，販運到城市裏去。既然我家控製著村落裏的農家現金收入的途徑，和農民們的關係自然就很微妙。所以，當父親突然死亡之後，我們家在村子裏立刻陷入孤立。這在我的生活中，無論是在學校內外，還是在孩子們的社會裏，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來就被看做是一隻顯眼的“黑羊”——因為我從母親那裏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閱讀的書。
因此，我的感情，沒有傾向那些因為一個從城裏來的孩子發燒而擔心疫病流行，全體離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們，反而完全融入了從“外部”來到這個村落，從理解村落的地形結構開始到全麵接管這裏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辦自然產生的節日賽會)的少年們，還有一小部分被這些新村民作為夥伴接收的人——在村落裏一直被歧視的旅日朝鮮人的孩子(村民們緊急逃跑時也沒有帶上他們)和因為生病而被丟棄的少女、開小差的士兵。
在小說的後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慮消除，村長和村民們返回村子，開始追究他們不在期間侵犯村落的犯罪行為(不僅是物質方麵的所有權，據說孩子們主辦了節日賽會，這關聯到精神方麵的權力)，多數孩子屈服於村長的威脅而承認有罪，隻有一個堅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將被整肅的危險關頭逃出村外，小說在此告終。可是，在小說的初稿裏，我寫的是這個少年被殘酷地殺害了。
伴隨著構成《掐去病芽，勒死壞種》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個從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後的作家生活的一貫主題，這是順理成章的。
“從凶殘的村民中逃脫，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能免遭殺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繼續奔跑的氣力。我隻是一個疲憊至極，憤怒至極，在饑寒交加中顫抖流淚的孩子。突然，起風了，追趕而來的村民們的腳步聲隨著風聲愈發迫近。我咬緊牙關，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樹叢、更加黑暗的草叢跑去。”
1935年，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一個島嶼上，在那裏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後來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科，學習現代的法國文學與思想。雖然從大學時代起我一直視為恩師的渡邊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專家，但對於一個以遠離法語圈的語言為母語的大學本科生來說，法語特別是十六世紀的法語實在是太難於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見到龐大固埃王時曾口若懸河地曆數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語言，但即使在這一著名的篇章裏，也沒有提到和日語近似的語言。
不過，雖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作家，但隨著經驗的不斷累積，仿佛這些經驗本身推動我接近了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並從中多方麵地獲得豐富自己小說的內容。總之，當我還是一個在校學習的大學生時，就已經發表了小說。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從寫作短篇小說起步，我以《飼育》獲得被視為登上文壇標誌的文學獎，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也在這年完稿，我由此開始了作家生活。
在寫於1967年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裏，我分身為兩個人物，返回在前麵說到的兩部作品裏初步形成的森林村莊的地形結構之中，重新認識這一“場所”。而就在一場洪水把村莊和山下的村落、小鎮、城市隔絕開來期間，兄弟兩人(哥哥是旁觀者，弟弟則是一個行動者，戲仿式(porody)地重新發動在東京未能實現的革命，或許也可以說他是一個表演者)共同經曆的悲劇過程，這就是小說的故事內容。
在小說裏，兄弟兩人重返幾年前離開的故鄉，乘坐巴士在森林裏長時間穿行的情景，極富象征意蘊。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話般的地下世界——黑夜與死亡的世界——墜落。兄弟兩人將要回歸的“場所”，正是將近一百年前發生過重大社會事件——農民暴動、給他們的父祖們帶來家族悲劇的地方。
1960年，弟弟作為新左翼學生運動的領袖參加了大規模的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市民運動，親身經曆了運動的失敗。由此上溯百年以前的萬延元年，正是推行開國的外交政策的領導人被暗殺的年份，也是由日本人負責駕駛的蒸汽船首次到達美洲大陸的年份。
對於弟弟來說，學生運動的受挫經驗，化成了心靈深處的創傷，而這又因為他參加一個向美國公眾謝罪的青年劇團在美國各地巡回演出而變得複雜。
他回到村子，組織起一夥年輕人，準備襲擊在這地方新近出現但將要控製村民經濟生活的超市。作為訓練這夥青年人集體行動的方法，他組織了一支Football球隊，在村子裏的小學操場上練習。
在這個襲擊超市的計劃中有一個帶有神話意味的插曲。這個超市的經營者，是當地(四國島上有代表性的小城市也包括在內)一個勢力廣泛的資本家，被稱作“超市天皇”，據說是個在日本的朝鮮人。
在《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中，從“外部”闖入的少年們，和被封閉在這個“場所”裏的朝鮮少年，還有這個“超市天皇”，共有一個隱秘的符號(被標記上的正、負對立的符號)。兩個主人公的長兄，就是在戰後不久爆發的朝鮮人村落與這個村子的年輕人的衝突中喪失了生命。
襲擊超市的暴動(弟弟曾將之稱為“想像力的暴動”)失敗了，弟弟自殺。哥哥決意再次離鄉外出，尋找新生之路。臨行之前，他拆毀了在這座森林山穀的村落裏發揮象征作用、被稱為“老倉房”的老屋。
這本來是為了賣給正在籌劃把廢舊材料運到小城建造餐廳的“超市天皇”，但當房子拆毀的時候，兩兄弟的作用也清楚顯現了出來：除了上溯百年前的原型，也就是作為旁觀者和現存秩序維持者的哥哥和行動者、革命家的弟弟相互對照的存在形態，實際上還存在著第三種功用。
死了的弟弟就那樣死去了，但這件事情卻給僥幸生存的哥哥以具體啟發，促使他發現新的生存方式。
哥哥這個人物在小說中以第一人稱充當故事記述人的角色，是導致我以後的小說敘述保持連續性的原因。
(四)
前麵已經提到，在寫作《掐去病芽，勒死壞種》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小說家，我與其說是在構想小說，不如說是受到森林內部的地形學結構所衍生出來的神話世界的誘導，開始了那個故事的寫作。很明顯，戰爭的陰影作為現在進行時的社會事件(同時也是曆史的一個斷片)投射到了其間。
但是，我當時未能切實抓住此間顯露的“曆史”頭緒，並沿著這個線索進而描述村落地形學結構和人的“曆史”是如何糾結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說寫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終固定在現在視點上的攝像機拍攝的電影(雖然登場人物的內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畫)。
不過，到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曆史”粗野地闖了進來，和村落地形學結構中發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結構。萬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綿綿不斷地相互激發出意義。而正在進行時的悲劇性社會事件，幾乎都已經落幕，現在正當頭尾相距一百年的兩個事件餘波(aftermath)即將平息之際，一個可以重新解釋小說整體意義的暗示被發現了。
這暗示就是拆除“老倉房”時發現的秘密地下室。農民暴動領袖在暴動失敗後，應該是離開了這片偏僻閉塞的土地去開放的城市，參與到了日本現代化的社會進程中，因為他寄回來的信件所傳遞的信息，不僅談到本國的社會形勢，還有同時期國外發生的事件等內容。
但現在終於明白，事實上，這個人一直幽閉在秘密的地下室裏，以寫信結束了餘生。小說最後一章的題目是“複審”，也就是說，在小說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小說二重結構之一端的“曆史”，在這裏又呈現出了二重結構，向那些在小說內部的現在仍然存活的人們昭示，麵向未來，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從而鼓勵他們去選擇。當然，實際上如何選擇，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自己決定的。
而促成我把“曆史”引入《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動因，是故土那些伴隨我長大的民間傳說。如果說，作為小說舞台同時又深深浸入小說主題的村落地形學結構，是我童年時代的視覺環境，那麼，我同時也是在由這些民間傳說形成的聽覺環境的結構中長大的。這是在寫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時我從兩個層麵重新認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