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經久不衰、碩果累累的“柏林講壇”上講話，我深感榮幸。同時，也向為我做介紹的曼弗雷德·蘭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謝。
在八十年代這一歐洲的重要時期，赫爾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們日本人在內都十分清楚。蘭茨施泰因教授就是當時的財經大臣。在東京的德國使館，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長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會上，我曾見到過施密特先生。大概是從中曾根先生那裏了解了我的一些情況吧，施密特先生對我說：“像你、還有君特·格拉斯這樣的作家，拿我們德國人的話來說，就是‘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愛的同輩作家，被如此相提並論，我感到十分自豪。
對於我來說，柏林這座城市的名字是與文學有關的兩件事一起留在記憶中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必須先介紹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相關事實。
標誌著日本近代文學起點的理論書寫於1885年。尤其在文體方麵，與舊文學截然不同、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的文學從此開始。將這種變化具體地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並致力於歐洲新文學翻譯的，就是當時知識界的代表人物森歐外。歐外出身於舊體製下的一個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東京受的教育，為了學醫，於1884年秋來到了柏林。
二十二歲的歐外，在他的旅德日記第一頁寫下了他到卡爾廣場的托普夫飯店拜訪住在那裏的前輩時被拒絕按照日本方式行禮的事。“前輩急忙擺手說：‘別再行那種頭都快碰著地的禮了。’後來聽說，因為在歐洲凡是受過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師那裏學過標準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隻跟當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鄉人粗野的舉止便會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歐外就是從這種程度開始在德國學習醫學的。他作為高級官僚在致力於實現國家近代化的同時還革新了日本的文學。從歐外在德國的最初經曆算起，迄今僅僅過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處於近、現代日本文學史中間的1936年，一位學過德國文學的年輕詩人、小說家在東京出版了一部寫亨利希·海涅的評傳。雖然日本當時已經進入了超國家主義的時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還是勇敢地寫道：
……盡管他是那麼深受德國和世界人民愛戴，但他的作品還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劇院的廣場上焚燒了。了解這位猶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說，對於這樣一個人的生平，我們有想要詳細了解的願望。
而且，對於中野重治來說，在那個時期寫海涅的評傳還有一個隱藏著的切實的政治動機。中野是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曾因從事非法的政治運動於1932年被捕，後於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決。他獲得緩期執行並回到社會上，是因為曾向國家權力機構發表了所謂“轉向”的誓言。在這種情況下，他於1936年出版了這本《海涅評傳》①。翌年，發動了日中戰爭的國家機構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剝奪了中野重治的寫作權。雖說此後的執筆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掙紮在籠罩著整個日本社會和文化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重壓之下。
①原文《海涅人生讀本》——譯注。恰如麵對苦難的日子預先表示出自己的決心似的——實際上，也正如他準確地預見到的那樣——中野在這本書的後記裏，長長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們所說的愛國心和對祖國的真愛裏，包含著某種特殊情況。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終愛自己的祖國，也可以在對祖國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愛自己的祖國。但是，這種對祖國的愛隻能是在不離開故鄉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質，隻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裏最美的讚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爐邊寫成。對自由的愛，是監牢裏的花朵；隻有身陷囹圄，才能體會到自由的價值。因此，對德國的愛國心，也隻有來到德國的國境上才會萌芽。尤其是當身居國外看到德國不幸的時候。
在此，中野一邊凝視著日本而非他國的不幸，一邊傾訴著他那在當時絕不會被當做愛國心的對日本的真摯的感情。雖然他還不得不痛苦地看著日本的不幸將很快地擴大成亞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過海涅來表露真情的那個年代裏，在日本闖入超國家主義的世界大戰時期度過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從慘痛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也就是在重新出現的國家主義社會氛圍中被批判地稱作戰後民主主義的時代思潮中成長為青年，並開始了文學活動。
如此經曆的小說家，為什麼有時卻不得不成為“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呢？我想談談這個問題。其實，我本來也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搭建一個確實屬於自己的、普通的、清潔的、有發展的巢，並把它傳給下一代。
我剛才說過，日本不僅給亞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災難，也使本國人民經曆了不幸。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那也是日本的超國家主義在晚於歐洲起步卻想迅速實現近代化過程中的必然歸結。
在國家近代化的大趨勢下，始於學自德國的森歐外、學自英國的夏目漱石和學自俄國的二葉亭四迷的文學近代化，雖然存在著對其自身的內在性批判，同時也是當時近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刻，站在這裏講話的我，正是百餘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禮而受到批評的年輕的歐外的直接的後裔。同時，我還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與海涅密切相關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而成為作家，並作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從事實踐活動的中野重治的文學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盡管我並不曾從屬於他所在的黨派——影響的人。
○柏林講演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階段，還有一些主張提高日本民眾的主權意識的思想家。但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大，以福澤諭吉為首的許多先驅者們漸漸迷失了方向。於是，超國家主義時代來臨，繼而闖入了與亞洲和世界的戰爭之中，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過程。
因此，以1945年戰敗為契機，日本的知識分子們，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領導下所進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與對近代化初期民權思想的發掘同行並進的。同時，應該如何償還對亞洲各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個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課題。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須樹立的民主主義，則是站在核武器帶來的廢墟上卻對得以恢複充滿希望的日本人的奮鬥目標。大戰期間曾一度中斷的與西歐文化的接觸也隨之再度頻繁起來。
這種接觸並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文化新情報的輸入和以此為基礎的技術性再生產的水平上。對於魏茨澤克前總統向德國周邊國家謝罪的行為，多層麵的眾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發自內心道德深處的敬意。盡管沒有如此廣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國統一前後連續發出的批判性的聲音，依然是日本知識分子關注的重要對象。
我是寫小說的人，所以，從小一些的、個人的視角來談這個大主題也許更合適一些。可我想要說的是，那個始於百餘年前、由於戰敗而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認識的日本國家主義又出現了新的複興的跡象。麵對這種現狀，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講出來，就是因為希望它們也能發出一些實在的響聲。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時，我還隻是一個住在日本列島四個島中最小的四國島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裏戰敗的那天，我從廣播裏聽到了此前一直作為“神”而成為超國家主義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樣講話的聲音。那是我在少年時期經曆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變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島嶼、現在仍是美國戰略基地的衝繩之外，日本本土沒有成為戰場，所以，占領軍的進駐也進行得很順利。戰敗後不久的一天，我從森林的高處看見乘坐著美國兵的吉普車也開進了我們的小村莊。還有，在四國的一個地方城市的占領軍文化中心，借助日語的譯文，我讀了《哈克貝裏·芬曆險記》。那是我接觸過的第一本外語書籍。
繼而，我被在美軍占領下的那些日子裏實行的民主主義教育征服了。現在的日本新國家主義者們，把對於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的戰敗後五年間的時代思潮的批判作為他們的戰術。就我自身而言，我認為，直至今天，我的文學世界以及以此為中心的我整個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質的部分，正是戰後民主主義所賦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學受到來自勢力不斷增強的新國家主義陣營——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亦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