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也曾參加過幾次有關核武器問題的研討會。在這些研討會上，往往會發生與正題無關的別的事情，我想先談談這些事情留在我心裏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幾年前我在廣島經曆的事情。那一次大會邀請了世界各國的知識界人士聚集在廣島，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耶利·維澤爾主持，主題是展望二十一世紀。會議的最後部分是分組會，向公眾開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來聽演講。來自國外的參加者的關注點並不在於廢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強調核擴散的危險性上——雖然本來不會沒有意識到這是終極的課題，但關於核武器問題的研討會往往都是如此，視之為在未來的某個時候終會實現，對實現這個目的的期限說得含糊曖昧，從而引起廣島聽眾的不滿。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與會者感覺到這一點。
在討論差不多進行一半的時候，坐在二樓的來賓席最前排的一個看似從事腦力勞動的五十歲左右的人站起來——我之所以這樣敘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為在場的外國與會者似乎都如此感覺，但是我知道這個人曾經出版過記述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災難的著作——他有點粗野地大聲嘲弄道——
“這樣可安慰不了‘廣島的心’啊！”
我把他的話翻譯給外國人聽。他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於無法立即改變討論的方向，我們都沉默不語，分組會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進行下去。
從廣島回來的路上，我雖然對這個批評懷有同感，但是又覺得用這種方法拒絕外國人來參加討論——我在別的場合有時也會遇到這種事——恐怕不會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原子彈轟炸已經過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廣島的心”，其心情尤顯迫切，但是我不會向廣島的朋友們推薦這種做法。因為雖然“廣島的心”這句話絕非原子彈受害者的責任，但現在世界上對此未必明確。
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中死於非命的人們；在經受傷痛折磨後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們；雖然在戰後的極度困難時期保住性命，卻死於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礙的人們；原子彈受害者的第二代控訴痛苦悲慘的心靈；以及對廢除核武器的渴望，把這一切綜合地稱為“廣島的心”，為什麼會是含義曖昧的呢？這不是不可能的嗎？如果有人這樣反問，這的確完全可以理解。
在原子彈轟炸以後，醫生本身雖然也是受害者，卻開始積極拯救傷員，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死去。我在由原子彈受害者的各個團體合並而成的“被團協”機關報上發表文章，也使用“廣島的心”這個詞，其中也包括後來長期一直從事醫務工作、大多數保持沉默的醫生的內心狀態。
然而，一切語言、一切格言，一旦反複使用，就會產生自我破壞的作用。不論原先多麼真切的語言，聽起來都會覺得是陳詞濫調。在此之前，在橫濱也召開過探討廢除核武器的理論性根據的國際研討會，邀請其他國家的學者參加。記得一個來自非洲國家的與會者發言道：所有小國都擁有原子彈——他除了主張比國家更小的團體擁有核武器這個設想之外，對核擴散的噩夢基本上采取漫畫性的說法——可能反而會出現和平。
為了讓“非洲的……”這個說法不會對不負責任的人產生影響，我想說，曾經研製擁有核武器的南非後來銷毀了這些武器。這個與會者刺傷我的心的發言是他的補充部分，他說，日本把廣島、長崎變成一種聖地，在這個國家召開的研討會上，絕對不能對核武器表現出絲毫擁護的言論。這才是他真正想說的話。因為我經常碰到與他一樣的爭論方法。
就是說，如果受到“難道你們根本不理解‘廣島的心’嗎？”的大聲質問，那麼實際上就成為無法認真進行關於核武器問題的討論的一種遁詞。因為形成了來自外國——本國也有很多——的批評不無道理的氣氛，這也是一個事實。
上麵說到“本國也有”，其實，美俄兩家核大國自不待言，就是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每次進行核試驗時，政府都會發表抗議聲明，要求考慮日本國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會反過來利用上述那樣來自外界的批評，作為向外國的辯解之詞。我有這樣的印象。坦率地說，我根據實際情況認為我國政府的駐外官僚靈活使用這種雙重手法。
日本政府在表麵上始終如一地表現出廢除核武器的意誌，據我觀察，外國的有關人員對日本政府的印象大概認為在國際關係場合為真正廢除核武器而努力。這可以與日本堅持無核三原則的立場、賴肖爾無視無核三原則的發言以及最近可作為旁證的外交文件的連續解密聯係起來進行考慮。
我懷疑，這種感覺方式在國際新聞記者之間也已經成為固定的模式。例如我在後麵將要詳述其工作情況的美國著名記者喬納桑·舍爾著有一部關於在全世界廢除核武器或者進行核裁軍新構想的書籍，提出很負責任的報告。這部著作根據廣泛範圍的采訪寫成，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該書根本沒有采訪聽取曾經參與製定日本戰後的政策，以及現在在職的政治家、官員、專家、社會活動家等人的意見。我不知道他出於什麼意圖，隻是稍微涉及到與美國政府的智囊團圍繞這個課題的工作班子接近的日本記者的一些情況。
我認為，日本政府聲明中在核武器問題上要尊重日本國民感情的陳詞濫調，以及廣島、長崎發出的實際上內容繁雜的“廣島的心”這個詞語，都沒有被認真地接受和理解。這就是現狀。
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如上所說，也暴露出國內外對無核三原則的不同理解。高知縣等地方自治體主張要求進入港口的外國軍艦和民間船舶提交沒有裝載核武器的證明書，外務省對此一直采取十分冷淡的態度。日本政府實際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如此——在考慮隻遵守無核三原則中“不運進核武器”這一條原則，這個態度現在已經暴露無遺。《周邊事態法》的製定明確了日本在國際上作為運載核武器的美國軍艦的後勤基地予以合作的立場。冷戰結束以後，裝載核武器的軍艦成為核武裝的關鍵，整個日本列島以衝繩為先頭被卷入美軍的戰略裏去。
我在另一次國際研討會上還經曆過這樣的事情。那是一次與具體的裁軍問題有關的研討會。研討會采用“網絡”這個可以在全世界進行交流的最新手段，並且邀請呼籲在世界範圍內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的喬第·維阿姆茲前來參加，但是會議的主題是圍繞電子媒介新時代的文化，並沒有正麵討論廢除核武器的問題。然而，一位在我看來屬於“新一代”的優秀的電子媒體專家的意見使我深感興趣。
我對他的發言的總體理解是：禁止使用相對來說屬於小型武器的對人地雷是可以實現的問題，而核武器已經發展到具有神話性的規模，關係到毀滅人類的問題。如何廢除核武器，這與禁止使用對人地雷不可同日而言，很難造成對核武器日常性恐懼的市民感覺。
不言而喻，這位電子媒體專家基於對市民日常感覺的深厚積累，認為必須走向通往徹底廢除核武器的道路。另外，還有像哈曼·卡恩這樣的專家，出於“想像無法想像的事情”的構想，以核武器毀滅全世界的可能性為前提，設想出把人類推向毀滅邊緣作為威脅手段的核遏製政策，提出“逐步升級的梯子”理論。但是，他非常了解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悲慘情況，就是說，他具有在日常生活感覺上對核武器威脅的認識。我並不認為這位電子媒體專家也是哈曼·卡恩這樣的人。這位電子媒體專家所說的核構造規模的巨大性是實體是存在的，在正視這一點的基礎上，也要注意到日常性的感覺。他的這個想法當然是很重要的。我也認為，在市民的日常感覺中意識到核武裝——借用他的話說，具有神話般的巨大、魔鬼般非日常性的惡——的現狀，是一條日益困難的道路。
尤其是美國市民具有反抗的力量，並向世界滲透的“核冬天”的形象；還有在歐洲使用戰術性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大的時期，從柏林開始的要求廢除核武器的大規模市民運動。這些都是啟示錄般的巨大性與日常感覺緊密結合的具體例子。它們的起點就是杉並區的婦女在深刻了解滲透到廣島、長崎的日常現實中的核災難悲慘的基礎上發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
但是，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這能否說是顯示出導致核裁軍的碩大果實呢？不能這麼說。雖然在現實上推進了廢除核武器的進程，運動卻造成近於後退的停滯狀態。看到這種情況，我們和那位電子媒體專家一起深感憂慮。
對於實現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的問題的認識，在哈曼·卡恩開展活動的前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冷戰最激烈時期的核武器狀況——全世界核武器的總儲藏量、裏根總統提出的——雖然大體上沒有實現——稱為“星球大戰”的戰略防衛構想(SDI)、現實中保存的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MIRV)、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配備有水中發射核彈頭導彈潛艇、指揮核彈頭導彈的相互確認破壞係統、實戰的“警報即發射”體製，等等——其啟示錄般的最終破壞景象自然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難以抵抗的神話般巨大的結構。上麵已經說過，在冷戰結束以後，這些舊態依然如故，而且核擴散正在不停地進行。
我聽著這位電子媒體專家的發言，他審視世界的方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我心中浮現出另一個想法，就是通過我的職業所積累的專業體驗而產生的“想像力”。
我的關於想像力的思考如果和電子媒體專家的思考結合一起，就變成這樣的結果：重新自我把握他所說的“神話般、魔鬼般”——如果換成我的話，就是“啟示錄般”——的核裝備狀況，顯然就是我們想像力的發揮。讓缺乏想像力的人——令人吃驚的是，在軍事專家裏、在把軍事專家的構想製度化的政府官員裏、在以此為基礎執行政治的領導人裏，都有名副其實的此種類型的人，這又是一個魔鬼的現實——實際感覺對核武器現狀的日常性恐怖是極其困難的。隻有承認這一點，我們才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想像力的本質問題。
我們根據公開發表的信息，對現在覆蓋在這個星球上的核武器狀況進行各自的理解。綜合各種情報，想像其總體構造以及“無法想像的事情”一旦變成現實的狀況，就是想像這位電子媒體專家所說的“魔鬼般狀況”。我們這種想像力的發揮首先是可能的。
但是，這隻是想像力發揮的第一階段。的確，如果沒有兩個大國(及其國民)發揮這個階段的想像力，就不會產生指導冷戰時代的核遏製理論。自己以核武器構築攻擊敵方——攻擊的內容逐漸變得徹底化——的體係，威懾對方，使之害怕。因此，對手也構築相同或者更強的體係予以對抗。當兩個陣營周邊的國家也被卷入建立起相互確認破壞戰略體係的時候，這個星球上的整個人類都成為核大國的人質。
如果站在戰略頂峰控製核武器的少數人的腦子裏沒有充滿恐懼感的想像力，認為對手的核武器會毀滅本國所有人民，就不會製定這樣的戰略。或者如果沒有以本國的核武器毀滅對方全體人民的可怕的想像力，也不會製定這樣的戰略。而且，由於害怕、懷疑對方的想像力會超過自己的想像力，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對方會對自己進行先發製人的核打擊，這種想像力的發揮導致雙方把核體製推向不斷的膨脹。
這樣的反複導致建立起一旦受到先發製人的打擊後能立即使用核武器進行徹底反擊的體製——雙方毫無鬆懈地不斷進行更新——導致兩個陣營構築起相互確認破壞的真正“啟示錄般”規模的核武庫。這就是權勢者半個世紀的想像力的劇本或者遊戲。
那麼，對於成為人質的兩大陣營——從環境的角度來說，應該是整個地球——的處於權力以外的市民來說，這種想像力會產生什麼作用呢？我想，把這種想像力作為自己的體驗進行回顧應該具有很大的意義。
對核大國以及它們的核不擴散條約持有異議的比較小的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還有目前還不擁有核武器的一些國家，對核武器都有一些動作。每當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核試驗時，我國就發出抗議的聲音。一方麵是以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團體為主的靜坐示威——這完全體現了在這個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擊的受害者的聲音，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它的說服力。即使有人責問道：日本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怎麼還批判核體製？原子彈受害者們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麵，政府也發表抗議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