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25日，向達先生從渝抵蘭，10月1日始西行，3日從武威至張掖，5日下午抵酒泉。10月8日自酒泉西行，下午抵安西，10月9日中午抵達敦煌。向達先生在他的《西征小記》中記載：
自安西至敦煌，舊為四站，二百八十裏。（民國）三十一年（1942）尚無公路，汽車即循大車轍道，順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路頗崎嶇。出安西西門，沿飛機場西南行，七十裏瓜州口。瓜州口北四五裏瓜州廢城，蓋清代之所築也。南行裏許一小廟，四壁壁畫殘存少許，藻井畫亦未全毀，尚是五代之物。自瓜州口西南行七十裏甜水井，水苦澀。貳師將軍之懸泉據雲即在甜水井南十餘裏三危山下，俗名吊吊水，以其出自水崖，故名。又七十裏疙瘩井，又七十裏敦煌城。餘於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間凡九月。中於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訪陽關遺址，三十二年三月往遊大方盤、小方盤，探玉門之勝跡，訪河倉之舊城。其年四月複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訪玉關，然後東行以至敦煌。五月至安西，禮萬佛峽諸窟，曆時一周，複返千佛洞。七月遂東歸返川。
回渝後，先生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及其他連帶的問題》。
1944年，向達先生以西北科學考察團曆史考古組組長的身份再次來敦煌。這次來敦，他對千佛洞壁畫藝術進行了詳細考察。這年春天，他在敦煌南沙山中發掘，考察組的工作站設在沙山佛爺廟內。
兩次敦煌之行中，他還發現了一個石刻經幢殘石，一個經幢殘本。“1943年旅居敦煌，偶過黨河，訪沙州舊城，閑遊近村，至岷州坊的一座廟裏，因發現這一塊殘石。此外，地上還有被鄉人打破的殘石兩塊，中間鑿一小窩，作為搗香末用的石臼。石麵上殘存夔龍紋和一些字，字是六朝人隸書，筆勢甚為飄逸。”“1944年在敦煌，從一位私人那裏看到又一個古刻文字，也是與《緣生論》有關係的文獻，據說這也是一個經幢，上斷刻文字，文字下有菩薩六尊，每尊上分別刻有六封記號，菩薩線條極為遒麗，書法亦是北魏一派。原石大概是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左右，發現於千佛洞南之老君堂，後為當時敦煌士紳埋之於千佛洞對麵三危山上王母宮的後閣下。埋葬之前，有人將原石的佛像和文字拓了一份拓本，我所看到的就是那一個拓本。”遂於1963年第一期《現代佛學》上發表了《記敦煌出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
1944年在敦煌時，他還在一位叫榮甫先生處看到一個六字真言石碣拓本。當他看到這個拓本中功德主西寧王速來蠻的妃子及子之名在《元史·宗室表》中未有記載，而在此找到答案時，欣然提筆，在拓本上邊寫下了一段題記：
元至正八年莫高窟造像碑，在今敦煌城東南四十裏之千佛洞。千佛洞初建於晉穆帝永和九年，苻秦元魏繼為恢弘，李唐一代始臻極，盛唐人稱之曰莫高窟，易名千佛洞，當在明清之際也。碑具梵、藏、漢、西夏、八思巴蒙古字及回鶻文。凡六體書皆崦（an）、嘛（ma）、呢（ni）、八（ba）、米（mi）、吽（hong）。六字真言各種文字對音，字內唯居庸關石刻應備此六種文字。而幅钜盈丈，氈墨匪易，是以其流傳反不若絕塞。此碑之廣幸欲？抑不幸欲？吾鳥得而知之，碑中功德主速來蠻西寧王名見《元史·宗室表》，顧未著其妃子及子之名。此碑題名適可以補史之缺，金石文字有蓋於史於此，又獲一證矣。卅三年六月重遊敦煌。
榮甫先生出此新拓墨本，屬題目為漫識數語還之。六月十一日湘西向達謹記於沙州故城。”
1943年至1944年向達先生寫成了《西征小記》，1950年發表於北大《國學季刊》上。
（《敦煌學大辭典》）
橘瑞超（1890—1968）
日本人。生於名古屋。1908年在京都市真宗中學就讀時，奉大穀光瑞之命，參加大穀探險隊第二次中亞探險，與野村榮三郎同往新疆，在吐魯番、樓蘭等地考察並進行發掘。1910年至1912年，再次前往中亞，在和田、吐魯番、樓蘭等地發掘，並至敦煌搜購經卷。後在京都、旅順等地整理大穀探險隊收集品，編有《敦煌將來藏經目錄》，是第一部分類編排的敦煌漢文文書目錄，後由羅振玉發表在《雪堂從刻》。著有《中亞探險》等旅行記；還編成《二樂叢書》四號，整理刊布所獲重要佛教文獻。自藏五十五件文書資料，捐贈龍穀大學圖書館，被稱作“橘文書”。因參加探險隊時乃青年僧人，無考古經驗，故對西域古物多有損壞；研究水平亦不甚高。中央公論社1989年出版的《中亞探險》新版卷末，有金子民雄所編《橘瑞超略年譜》，記其生平事跡頗詳。
橘瑞超在1910—1912年參加大穀探險隊第三次中亞探險時，與吉川小一郎來敦煌。根據吉川小一郎的《支那旅行記》（《新西域記》下卷），現將其在敦煌的活動輯錄如下：
明治44年（1911）
9月15日，（西安）電報局長拿來了唐代經卷。贈他刺繡品一塊、罐頭四個、茶葉一筒。經過努力得到了這個經卷。
9月17日，爭取到了有三藏法師題名的唐經。
9月22日下午，（踏實堡）村民拿來了維吾爾文書斷片，說是從橋子南塔得到的。我立即收買了。
10月5日，晚6時到達敦煌。
10月10日，向東南行約40華裏，來到了千佛洞。與道士商量，想要所藏唐經。後商談長時，終於達到了目的，同意改日仔細調查，6時半回到住所。
10月14日，夜，從纏頭的“阿彌陀洪”那裏得到唐經1卷。
10月16日，到（千佛）洞內，得到經文斷片。
10月19日—22日，這幾天粗略看完千佛洞。
10月23日，早上到洞窟詳細考察，從諸像中選了兩身最精美、又無什麼損傷的像，與道士交涉後，購買收入行李。
10月25日，千佛洞的道士來了，給了他11兩白銀，作前幾天得到唐經的謝意。
11月9日，拍攝唐經2卷。
12月23日，千佛洞道士來，說是為募集修理洞窟資金到肅州去了，似乎因處亂世從衙門沒有得到經費，因此想把所藏唐經賣掉。這次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我看他拿來的這些不好，要他把良品拿來，可他沒有答應。看來這個道士很狡猾，可能是與房東合謀搞的。
明治45年（1912）
1月7日，千佛洞道士拿來了像是蒙古文字的經卷，可我鑒定不了。期待橘氏早日到來。
1月19日，昨天農夫拿來了2本唐經，2兩2分銀子購買了。
1月22日，一位中國人拿來4件唐經，其中1件是從未見過的良本……遂以5兩買到4件。
1月26日，上午11時，一纏頭闖入，便是橘氏。
1月30日，下午同橘氏去千佛洞，6時半才到。
1月31日，夜9時，道士按約定的那樣拿來40餘件唐經。道士的表情和動作宛如賊在搬運贓品似的。問他還有嗎？他又拿出40餘件。
2月1日，兩位（吉川、橘）赴道士室看櫃子裏收藏的經。有好多唐經，與道士交涉，得到唐經169件，裝在馬背上。下午3時20分離開千佛洞。
2月2日，下午4時千佛洞道士來。終於用300兩買下了這169卷唐經。
今天先交付100兩，約定等拿來更好的經卷時再交付其餘200兩。
2月3日，晚7時道士拿來200件經卷。好象故意夾進了假的，因此，一直幹到半夜才分出上、中、下三類。房東很狡猾，拿出1件唐經，說是值150兩。我說給3兩作為附加也帶回去。
2月4日，晚上道士來訪。道士孤獨無援，起初強硬提出，300兩少1錢都不行，最後還是以50兩成交。（在這天日記的上欄小標題上記有“又購入唐經200件”。但是估計這天的交易是指2月2日交涉過的200件經卷的價格。）[譯校者注：2月2日應為2月3日。]
2月6日，下午2時，離開敦煌。
（《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李丁隴（1905—1999）
原名玉聲，出生於河南新蔡，祖籍甘肅隴西。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八法草堂總堂理事長。1937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被劉海粟譽為“第二‘八大山人’”。先後任《藝陣》月刊社社長兼主編、伉儷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中華藝術專科學校校長、陝西省立商業專科學校教授等職。1937年秋，來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曆時8個月，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宏大浩繁的《極樂世界圖》臨摹草稿和一百多張單幅畫，以及許多飛天、藻井、佛手圖案和大量草圖。《在敦煌八月》詩中寫道：“紛紛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水土失常病侵體，火種須續夜焚香。莫高不畏君子顧，洞矮最怕狽狼狂。樹幹暫當攀天梯，幹草施作鋪地床。青稞苦澀腸不適，紅柳燒飯淚成行。”；“骨瘦如柴人顏老，發亂似麻可盡量”；“半載不務粟瓜菜，長天口福餅牛羊。衣服多洞雪來補，棉襖作裳我平常。”1939年6月，完成了臨摹計劃，離開敦煌。12月在西安舉辦“敦煌石窟藝術展覽”，其中高2米、長15米的《極樂世界圖》和長30米的《千乘千騎圖》巨幅長卷使人們大開眼界，畫展在西安引起轟動。1941年，又在成都和重慶展覽。在多次展出的同時，李丁隴極力呼籲保護敦煌文物。經過多方不懈努力，1943年終於正式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院。1944年，李丁隴再次赴敦煌，對第一次所臨摹的畫進行複核和編號，同時，還臨摹了一批新作品。1946年、1948年，李丁隴先後在蘭州、南京、上海等地再次舉辦臨摹壁畫展，對倡導和推動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護起了良好作用。敦煌藝術對他的畫風影響很大，巨幅長卷《成吉思汗遠征圖》、《白駿圖》、《黃泛寫生圖》、《開國大典》以及臨終前才完成的200米長的《和平世界圖》等，無不融有敦煌畫風的精神和技法，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他出版的著作有《丁隴畫綱》、《畫馬技法》、《統計製圖學》、《八法大綱》、《李丁隴書法氣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