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製度7
世職出身
俗稱“將門虎子”，這在中國古代倒也確實曾經成為一項製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確規定軍官子孫可以世襲軍職。即使沒有明文規定，武將的子弟往往也總是被朝廷任命為武將。
先秦時貴族爵位世襲，內文外武，世卿世祿。雖然秦漢時代已建立起職業官僚製度，但是爵位製度也同時存在，繼承爵位者往往也就會被皇帝委派一定的官職。尤其是有爵位的武將，其子孫襲爵後往往就會獲得武官的職位。比如西漢周勃封為絳侯，他的兒子周亞夫在襲爵後先是被任命為河內郡太守，但當匈奴入侵後，立即就拜為將軍，在細柳駐軍布防。他得到文帝的欣賞，在匈奴退去後，被任命為中尉，警戒長安地區。文帝死前告誡太子，說：“如果發生危急情況，周亞夫是真可以帶兵的將軍。”太子即位後(漢景帝)立即任命周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後發生諸侯吳王、楚王叛亂，周亞夫被提拔為太尉，全麵指揮平叛，以守待攻，隻用了三個月就平定了叛亂。
曆史上一些名將之子習慣上也總是被任命為軍官。如西漢飛將軍李廣有兩個兒子早死，第三個兒子李敢被任命為校尉，跟隨驃騎將軍霍去病出擊匈奴左賢王，在戰鬥中奪得左賢王旗鼓，又斬首多，賜爵關內侯。被任命為郎中令後，因為怨恨大將軍衛青害死自己的父親，有一次打傷了衛青，衛青沒有立即報複，而衛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宮廷圍獵時，射冷箭殺死李敢。漢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觸殺之”。李廣的長子長孫就是李陵，也因“善騎射”，被漢武帝認為大有李廣遺風，特命他帶800名騎兵深入大漠偵察地形，勝利歸來後被任命為騎都尉，指揮5000勇士，在酒泉、張掖一帶布防。以後李陵就以這5000步兵轉戰大漠，被匈奴大軍圍殲。唐朝開國功臣程知節的三個兒子有兩個都被授予軍職，他的小兒子程處弼任左金吾大將軍，程處弼的兒子程伯獻，後來也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另一位開國功臣段誌玄，唐太宗在他臨死前表示要授他兒子五品官，而段誌玄請求給他弟弟段誌感授官，唐太宗於是授段誌感左衛郎將。他的兒子段瓚，襲爵褒國公，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唐玄宗時的名將高仙芝，是高麗人，他父親高舍雞從軍後，屢建戰功，曾任四鎮十將、諸衛將軍。高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年時隨父親至安西，以父親的功勞起家就是遊擊將軍，到20歲拜將軍，和他父親同班秩。
少數民族皇朝統治時期，部族軍隊的軍官都是世襲的，而且一般都帶有較多的貴族政治色彩，有爵位者就有職權，繼承爵位往往也就繼承了官職。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將原來女真族遊獵作戰的猛安、謀克固定為軍職，有戰功者往往也授世襲猛安、謀克。金世宗統治時期，朝廷已相當漢化，有部門提出各地猛安、謀克依仗世襲身份，常常侵擾平民，建議改為和一般文武官員性質相同的“流官”，每30個月轉官。朝廷討論時，宗憲(宗翰，即兀術之弟)認為：“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猛安、謀克，現在若改為遷調，就違背太祖的誓約。不如對猛安、謀克進行考核，有不稱職的，選擇其弟侄中賢者代之。”被金世宗接受。這項製度一直維持到金朝滅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將百戶、千戶、萬戶之類的軍職作為世襲職位。
在漢族皇朝中，明確規定軍職世襲的隻有明朝。朱元璋或許是為了與世兵製配套，規定軍官都授予世職，軍官死亡或年滿60歲，由嫡長子承襲職位，如果自己沒有兒子的，允許兄弟繼承。在承襲職位前要經過騎射測試，第一次沒有及格的，隻能算是代理職務，領取一半的俸祿。第二年再試，仍然沒有及格的，就要充軍。但是後來製度廢弛，一有戰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軍職，而世襲者中冒名頂替的也不計其數，導致軍官數量猛增。到明朝建國後100年左右的時候，軍職增長了四倍，再到50年後的嘉靖年間，又增長好幾倍。當時有個叫霍韜的官員建議，嚴格實施製度，即使有戰功的也要區分大小，“或許世襲，或許終身，或許繼，或不許繼，各具冊籍，昭示明白，以為激勸”。當時一次性的大檢查，淘汰了幾千名軍官，但是不久就恢複了老樣子。不過明代確實也有不少名將是世職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將戚繼光就是世職出身，他家世職為登州衛指揮僉事，父親死後，他承襲職位，因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為代理都指揮僉事，主持山東防備倭寇的防務。後來改派掛浙江都指揮司官銜，而實際職務為參將，幾經反複，主持台州、金華、嚴州防務。他在實戰中痛感原來的衛所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因此重新招募4000士兵，在義烏組編新軍，嚴格訓練，屢戰屢勝，號為“戚家軍”。
清朝入關後，吸取明朝教訓，嚴格控製世襲軍職，即使是八旗軍職也隻有在臨陣戰死的情況下才可以由其子孫承襲，如果子孫尚未成年，可以先發放一半的俸祿。而綠營兵軍官戰死，子孫僅得“難蔭”(有一子可入國子監為監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發布詔書稱：“旗員及綠營人員，效命疆場，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視。”規定以後綠營軍官戰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孫世職。和明朝不一樣的是，清朝世職是一個做官的出身，承襲世職隻是掛一個官銜，實職仍然要從基層小軍官做起。
科舉出身
隋朝開始“開科取士”，但隻是選拔文官的途徑之一。唐朝科舉製度開始時“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則天當政，在長安二年(702)，首次舉行“武舉”考試，考試內容為射箭技巧，以及馬術、負重等等。以後武舉考試興廢不常，很少有軍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舊《唐書》的列傳中，提到武舉出身的隻有一個人，而這個人正是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出身寒素之家，年輕時“以武舉異等”得以起家為軍官，先是補左衛長史，後來逐步升遷為邊防軍將領。安史之亂爆發後，率軍平叛，成為當時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將。
宋朝建立後，進一步規範了武科舉的製度，考試內容除了武藝和體力外，還要考“策”(就時政提出建議)或考察對兵法書籍的熟悉程度。王安石變法時，正式在朝廷設置“武學”，每三年舉行一次全國性的考試，錄取名額以百人為限。各地最高級官員可保送一名免試入學，其餘的都必須參加考試：騎、射外考兵法和對策。按照考試成績，優等的直接送樞密院試用為低級武官；其餘的按成績進入武學上舍或外舍學習。武學講授“諸家兵法”以及“曆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學製三年。畢業考試及格後授予初級武官官職。以後還曾在各州設置武學。
武科舉考試以後單獨進行，1078年《大小使臣試弓馬藝業出官法》規定：第一等，步射1石弓，10發3中；馬上能射7鬥弓，並掌握5種馬上格鬥武藝；《孫吳兵法》10道題答出7道的，“時務邊防策”5題“文理優長”，法律題10道答出7道，就可以出任低級武官。第二等步射8鬥弓，10發2中，馬上能射6鬥弓，有3項馬上武藝，答出一半兵法題目和法律題目，可以見習低級武官。第三等，步射6鬥弓，10發1中，隻有兩項馬上武藝，兵法、法律隻能答3題的，記錄在案。每三年考試1次，任命武官不過30人，後來逐步增額，以至於3人取1，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舉得官還容易。1110年規定限額，每次考試隻能取10人，其餘的入武學。南宋進一步改革，1135年開始由皇帝親自“廷試”，合格的都賜予武進士，授予武官銜“保義郎”、“承節郎”等名目。但實授的職務往往並非軍官。1166年武舉進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後又規定參加廷試的都必須由各地方長官先行選拔，作為“武舉人”保送朝廷。這樣一來，武科舉體係與文科舉體係基本相同。1177年明確武科狀元之稱，狀元願意從軍，授予正將之職，第二、三名副將，第四、五名準備將。
兩宋正式建立武科舉係列，但是在當時重文抑武的風氣下，很多人隻是為謀一當官出身而已，考取後並不願從軍，因此兩宋時期由武科舉出身的名將極少。較為著名一點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選登第後即為軍官，在與遼朝邊境地區任巡檢，以善射聞名，號為“何巡檢神箭”，後來在“靖康之變”時受命防守汴京，戰死疆場。另一個是同時期的徐徽言，在1108年應“求材武士”詔，“武舉絕倫及第”。以後即擔任武職，長期在河西地區為軍官。1127年金朝攻破開封，而徐徽言率領本部軍隊堅守晉寧近兩年，最後這座孤城被攻破時，徐徽言將防禦器械全部燒毀，力戰被俘，寧死不屈，被殺害。兩宋時即使是武狀元，也並不一定擔任軍職，比如1235年武狀元朱熠，起家是“閣門舍人，差知沅州”，擔任了地方行政官，後來以擔任監察禦史敢於彈劾權臣而聞名。1260年升為“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算是主管軍事的副宰相級別，但仍然不算武官，不久也遭禦史彈劾而罷官。
武科舉製度後來也被金朝繼承。主要考試內容為騎射，要求挽一石力弓，射150步至210步遠的靶，並且要求策馬飛馳，在150步內接連用槍刺落四塊靶子。此外也有書麵考試，考兵法書。武舉入仕，都授予巡尉之類的軍職。到金朝末年，世襲軍官大多腐朽不堪一戰時，武科舉出身的軍官在軍隊中曾起過很大作用。比如金末將領古裏甲石倫，武舉登第後以勇武異常，提升很快，並建議組編“義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以抵禦蒙古軍隊。他長期在西北地區主持防務，最後兵敗自殺。另一個金末武舉出身的將領紇石烈鶴壽，原來是世襲猛安，但卻隻是一名親兵，中武舉後才得以擔任軍官。當南宋與蒙古約定夾擊金朝時，他負責防守金朝南部邊境，在與南宋軍隊的戰鬥中多次獲勝，最後戰死。
元朝科舉製度興廢不常，也沒有武科舉製度。明朝建立後，設置武學、武科舉，在京師以及衛所設置武學，訓導軍官子弟。凡10歲以上可承襲軍職的子弟應入學學習，教材為《武經七書》。地方青年可以通過考試獲得武學學生資格，號為武生，與文科舉生員(俗稱秀才)相同。武科舉製度與文科舉相仿，武生通過鄉試(省級考試)的武舉人，可以到京師參加會試。會試內容曾規定，“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就不可試弓馬。但以後改為三場考試，第一場試“馬上箭”，射35步遠的靶子；第二場試“步下箭”，80步的靶子；第三場才是筆試。每三年會試，錄取進士定額為100人。
由於明朝武科舉製度比較長久，武科舉出身的軍官相當多，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將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舉出身。他“少好讀書”，學《易》又學劍。考中秀才後因家境窮困，在父親死後，承襲了父親“百戶”世職。不過他並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進士，被授予“千戶”軍職，守禦金門。他上書對海防提出建議，卻被上級訓斥：“小校安得上書?”被責打一頓後罷官。1542年蒙古俺答入侵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禦史自薦，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總督翟鵬處，他和翟鵬論兵，翟鵬幾次被他說得下不了台，於是說：“我不應當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沒有用他。好在兵部尚書毛伯溫欣賞他，在他回到家鄉後任命他為汀漳守備，這位命運多蹇的武進士才真正成為一名帶兵軍官。以後他長期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靠戰功由都指揮僉事、參將，逐步升遷為備倭都指揮、總兵官。但仍然多次被降級、查辦，甚至被判死刑、戴罪軍前效力以贖死罪。與之齊名的另一名抗倭名將劉顯，原來是私塾教師，後來冒籍四川，得為武生。從軍以軍功升為軍官，調到東南沿海抗倭，為參將，也屢立戰功。
明朝武科起先沒有殿試，因此沒有武狀元之稱。比如嘉靖年間有個名叫尹鳳的，武科舉鄉試、會試都是第一名，但不稱狀元。他本身世襲府軍後衛指揮同知，考中武舉第一後，提升為署都指揮僉事，派到福建參加防倭作戰，以功升到福建參將。明末崇禎帝銳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會試因為考官不公，引起武舉人聚眾鬧事，崇禎帝派人複查，發現武舉中能夠揮舞百斤大刀的隻有兩個人，而其中居然有一個人沒能中進士。崇禎帝下令將考官全都抓起來治罪，將有關的兵部22名官員貶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試，錄取100名，仿照文科舉形式，也分為三甲。崇禎帝親自調閱前30名考卷，欽定一甲三名，頭甲頭名為狀元。這位明朝第一個狀元名叫來聘，正是能夠揮舞百斤大刀的武舉之一。他當即被授予副總兵之職。這個武狀元果然也能夠為皇帝盡忠，三年後就在攻打孔有德叛軍盤踞的登州時，身先士卒，戰死在城頭。當然絕不是所有的武科舉出身的軍官都會這樣對大明朝忠心耿耿，明末引滿清入關的吳三桂，也是一個武舉出身的軍官。
清朝入關當年就舉行武科舉考試，用以籠絡漢族好勇鬥狠之徒，以後一直與文科舉考試同期，每三年舉行。凡通過基層考試即獲得武生資格(俗稱武秀才)，可以參加武鄉試，另外綠營兵丁也可以報名參加鄉試。通過鄉試的武舉人。以及綠營的千總、把總，通曉文義的可以直接參加會試。滿族因有世職，開始時不得參加武科舉考試，雍正年間開始允許滿族人參加，以後時停時行，沒有定製。會試及格後進入無淘汰的殿試，排出三甲名次，一甲三人，和文科舉一樣有狀元、榜眼、探花之名。武鄉、會試都分內、外三場。首場馬射(35步遠靶子，10發3中)，二場步射(80步靶子，10發2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場是內場，考策、論(首題用《論語》、《孟子》，次題用《孫子》、《吳子》、《司馬法》)。清初明確，一甲進士授副將、參將、遊擊、都司，二、三甲進士授守備、署守備。以後武狀元授一等侍衛，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二、三甲進士授三等及藍翎侍衛，獲得這些官銜後，再到兵部選實職官。
清朝每次鄉試錄取武舉人名額，全國總計將近1000名，武會試名額300—100人不等，因此通過這一途徑成為軍官的人不少。據張仲禮《中國紳士》一書的統計，18世紀末清朝軍隊中有將近13％的軍官是武科舉出身。如鴉片戰爭中著名的“定海三總兵”之中，葛雲飛是1823年的武進士，王錫朋是武舉人出身。
和文狀元很少成為宰相或著名權臣的情況相仿，武狀元成為全軍統帥或一代名將的情況也很少見。清代武狀元中經曆比較具有戲劇性的是馬全。他是山西陽曲人，原來的名字是馬瓊，乾隆十七年(1752)考中一甲三名武進士(探花)，以二等侍衛出為福建撫標右營遊擊。可這位武探花當官不久就因為和同僚爭吵而被奪職，他就改名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興縣。1760年再次參加武會試，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見了馬全很眼熟，說：“你不就是馬瓊嗎?”馬全趕緊叩頭請罪，想不到乾隆皇帝愛才，居然欽點馬全為武狀元，授頭等侍衛。兩年後乾隆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鎮總兵，負責護駕警衛。馬全這次盡心盡力，很討乾隆皇帝喜歡，南巡結束就提升他為江蘇蘇鬆鎮總兵，以後提升為江南提督，成為綠營最高級軍官。1773年，乾隆皇帝發動征討金川戰役，又想起馬全，特意將他調來為領隊大臣，不料在木果木大營遭到夜襲時，馬全殿後掩護，於夜戰中戰死。乾隆皇帝知道後很是惋惜，說：“提督馬全乃國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戰死事，實堪軫惜!”
廟算
戰爭的最高指揮權毫無疑議一直是屬於國君的。傳說中國第一位世襲國君——開創夏朝的啟，在剛當上國君後，就發兵征討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個叫甘的地方舉行會戰時，啟發布“甘誓”，宣稱自己是代表上天實行討伐。從此以後，曆代國君、皇帝都沿襲夏啟的口吻，把自己宣布為是惟一的手握戰爭權力的上天代表。
大約從商朝開始，戰爭的策劃都習慣在國君祭祀祖先的祖廟大殿中進行，稱之為“廟算”。《孫子兵法》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於無算乎!”也就是說在進行戰爭前出土的戰國“杜虎符”先要在祖廟進行戰爭的推演，推演的結果是獲勝的，實際獲勝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結果是失敗的，實際獲勝的可能性就小。廟算當然應該是國君主持的，但國君一個人是無法推演戰爭過程的，所以總得找些人來幫忙。這種參與戰爭策劃和指揮的大臣，在春秋時是各國執政的卿大夫，到戰國時就逐漸變成一些受到國君信任的職業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國和統稱為“尉”的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