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日俄密約於1912年7月8日簽訂於彼得堡，共三條，主要劃定日俄在中周內蒙古和東三省西部的勢力範圍。要點為：①展劃第一次密約分界線，從洮兒河與東經122度交點起，界線沿交流河和歸流河至歸流河與哈爾達台河分水嶺，再沿黑龍江省與內蒙古邊界至內、外蒙古邊界末端，線南北分屬日、俄勢力範圍。②以北京經度116度27分劃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屬日本勢力範圍，西部屬俄國勢力範圍。這次密約使日俄進一步把侵略勢力伸入內蒙古，更加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主權。
第四次日俄密約是1916年7月3日在彼得堡簽訂的第三次《日俄協定》的秘密部分。俄國為應付歐洲戰爭，並保住侵華權益，急需與日本結成同盟，以便從日本得到武器和其他援助。日本則擔心大戰後西方列強重返東方，與其進行爭奪，也要求與俄國結盟。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密約共六條，主要內容是：①兩國為使中國不落入任何敵視日俄的第三國政治勢力之下，必要時開誠協商，製定辦法，以阻止這種情勢發生。②締約國一方如與上指第三國宣戰時，另一方一經請求，即予以援助，兩締約國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前，不得單獨媾和。③實行軍事合作的條件及方法，由兩國主管當局確定。④本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止。這次密約和公開的協定將日俄勢力範圍從中國東北和內、外蒙古擴大到整個中國，並準備相互以武力支援來“保衛”其侵華權益，從而日俄正式結為軍事同盟。
諾克斯東北鐵路“中立化”計劃
清末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方案。1909年(宣統元年)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提出中國東北鐵路中立化的計劃，企圖以此在中國東北打破日俄的壟斷局麵(見日俄密約)，從而為美國建立起優勢地位。
美國自19世紀末就把中國東北看作它在遠東的重要市場。日俄戰爭後，日本和俄國分據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並將這兩條鐵路所經過區域劃為各自的勢力範圍。美國為維護其在該地的商業利益和投資權利，以“門戶開放”政策為武器與日俄展開了激烈角逐。
1909年塔夫脫總統上台後，竭力推行“金元外交”，特別重視在華尋找投資機會，在政府授意下，美國幾家大銀行組成專門對華投資的財團。該財團駐華代表司戴德來中國後，極力謀取在東北投資築路的權利。這時清政府也正打算鋪設從錦州經齊齊哈爾至璦琿的鐵路以抵製日俄。10月2日，司戴德與東三省當局簽訂了《錦璦鐵路借款草合同》，規定由美國財團出資、英國保齡公司包工修築此路，建成後由中、美、英三國合組公司管理。
諾克斯在得到草合同已獲得清政府批準的不確切的報告後，立即利用這個以為已經到手的錦璦鐵路投資權作為籌碼，製定出東北鐵路中立化計劃。這個計劃共有兩個方案：①將東北所有鐵路置於“經濟的、科學的和公正的管理機構之下”，為此，由有關各國提供國際貸款，使中國贖回東北各鐵路，在借款期間由提供資金的國家共同監督管理。②如第一項建議不能完全實現，則由英、美兩國支持錦璦鐵路計劃，並邀請其他國家共同參加投資，修築此路及隨後的其他鐵路，同時貸款給中國，以贖回“願歸於這一係統的現有鐵路”。
諾克斯的這一計劃實際上是以“中立化”為幌子，迫使日俄將南滿、中東兩鐵路交出，使美國得以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力量在東北鐵路的“國際共管”機構中及在錦璦鐵路合營公司中居於領導地位，以擴張自己的勢力，達到獨享東北鐵路權益的目的。
11月6日，諾克斯首先把他的計劃以備忘錄形式照會英國政府，希圖得到英國的支持。但英國的遠東政策是以英日同盟為基礎，因此在複照中對第一項方案建議“展期考慮”，對於修築錦璦鐵路一事，主張邀日本參加。盡管遭到英國冷遇，諾克斯仍將該計劃於12月14日分別向日本，俄國、法國、德國和中國提出。日俄兩國對“中立化”方案斷然拒絕，對第二項建議則分別提出各自的對案：日本提議參加修築錦璦鐵路，並由該路某站起修建一條到達南滿鐵路的支線；俄國建議取消錦璦鐵路計劃，而另築一條從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鐵路。法國因與日俄有盟約關係，表示非日俄讚同，法國不能參加。列強中惟有德國對諾克斯計劃表示支持，但它在東北沒有左右大局的勢力。清政府對美國提案極表歡迎，同時深知中立化計劃“須視錦璦為基礎”，便批準了經改訂的錦璦鐵路合同。然而，諾克斯計劃在日俄反對和英法拒絕支持的情況下很快落空，不僅沒有削弱日俄在東北的勢力，反而促成了第二次日俄協定的訂立，使美國在遠東更加孤立。中外文化交流五、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有史以來中國與東西方各國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及產生的結果。位於亞洲大陸東部的中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逐漸由近及遠地與別國接觸聯係，進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播。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政府使節、留學學生、宗教、商業與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戰爭與俘虜，也曾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對方影響深淺及產生的結果，也因國家與時代而異。但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是曆史的必然，而在與各國交光互影的漫長過程中，總的來看是中外雙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國的接觸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傳殷朝滅亡後箕子曾入朝鮮，傳播了中國的教化。統一的秦王朝聲名遠播，古代印度稱中國為秦，至今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裏，中國的名稱來源於秦字。漢朝國勢強盛，張騫、班超先後活躍於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遠在更西的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的名馬得以引進，黎軒(當時屬羅馬帝國的埃及亞曆山大裏亞)的雜技魔術在漢武帝劉徹(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貴族衣著所用的奢侈品，備受珍視。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稱謂之一即來自絲字。中國的絲、紙和鋼傳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東漢時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有的學者認為，江蘇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國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國曆經盛衰，延續至今兩千年。朝鮮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漢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漢文化，奠定了以後與中國進一步交流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需要鞏固與發展，海上及陸路交通條件也有改善，這四百年間與外國的文化交流遠較秦漢時期發達，而佛教成為中國與許多外國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在中國南北廣泛傳播，鳩摩羅什、真諦(499～569)等印度、中亞、南亞的僧人來華並譯出許多重要經典。法顯到印度求得經律回國。道安(312～385)用中國目錄學方法，綜理編譯佛教經典，提出初步的譯經理論。隨著佛教的傳播，淵源於印度以至犍陀羅的開鑿石窟、繪製壁畫、雕塑佛像等佛教藝術，自西而東傳入，在新疆、甘肅、山西、河南等地逐漸與中國傳統藝術相溶合，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瑰寶。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高句麗、百濟，由高句麗傳入新羅，又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在朝鮮、日本流行千餘年的佛教，許多方麵都有中國烙印。大批自稱秦人、漢人後裔的中國人，經過朝鮮移入日本，帶去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各項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本、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文作為記錄工具，而日本這時開始用漢字表達日語的聲音，以後發展成沿用至今的兩套假名。孫吳致力於海外交通，遣使朱應、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斷攜帶佛經佛像來到南朝。北朝經陸路與經濟文化繁榮的薩珊朝波斯相聯係，波斯人東來經商，陝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內蒙古、新疆以及廣東等地，都曾發現不少薩珊錢幣。中國織錦采用了薩珊朝流行的聯珠圈內對禽對獸圖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傳入中國，建立寺廟。據傳波斯僧侶曾用空心竹杖把蠶卵偷運到東羅馬，從此蠶絲業傳入歐洲。朱應、康泰和法顯留下了中國人關於海外國家的最早記錄。
經過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後，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對境內諸少數族采取兼容並包政策，成為前代漢族帝王中所未有過的“天可汗”，而且對境外各國采取開放政策，極為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國在文化上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以至於首都長安成為國際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國青年來長安學習，他們回國後傳播唐文化，推動了本國各方麵的發展，如日本的南淵請安、吉備真備(693～775)等。有的學生長期留在中國，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晁衡(698～770)、新羅的崔致遠等。留居唐朝的外國人後裔，如印度人後代瞿曇氏一族供職於司天台，大食人李彥升進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以詞人著稱，作品被選入《花間集》，堪稱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來自緬甸的驃國樂舞，來自中亞石國、康國的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長安表演。唐代僧人所製三十六字母，畫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畫，唐代興起的新文學體裁變文，以及其他許多方麵，都看出印度的影響。印度醫藥著作和醫術，在唐代也頗為流行。唐代中外貿易空前繁榮，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外，海上“絲綢之路”也興起。廣州設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於廣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東沿海一帶則多新羅商人活躍其間。宗教上的交流廣泛而深入，尤其體現唐代對外的開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義淨到印度和南海諸國求法，翻譯攜回的經典，從事傳播。他們的遊方記錄，成為研究這些國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傳入密宗，一度頗為興盛，其影響遺留在後來的西藏與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後，佛教開始出現中國化的各種宗派，號稱南朝時傳入而實為中國本土形成的禪宗，也在這時繁榮起來。唐代在長安、洛陽等地有供波斯及中亞商人祈福的襖祠，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各種不同信仰，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鑒真文峰塔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唐的戰俘把造紙術傳入撒馬爾罕，以後經由大食傳入歐洲，廣泛流行，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羅尼的作法，當亦源於中國。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的又一貢獻。中國的綾錦紡織技術，也於唐代傳入阿拉伯國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環，返國後留下了中國人最早關於伊斯蘭教的記錄。
北宋政權的北麵有遼，西北有西夏；南宋則北方先後有金及蒙古，中原與西域的絲綢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樣暢通無阻。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海上貿易興盛，自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遠及阿拉伯半島。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等城市設市舶司，對進出口商船檢查抽稅，市舶所入在國庫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對外貿易的興旺過於北宋。11世紀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針羅盤，可能不久即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傳入歐洲。以後日本製旱針盤，16世紀其法傳進中國。有宋一代製瓷業發達，瓷器繼絲織品之後成為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土過南宋瓷器殘片，印度、波斯灣沿岸，遠至非洲的埃及、索馬裏海岸，也都出土過宋瓷，11世紀埃及工匠還曾仿製中國瓷器。宋代印刷術已大為發達，印本書籍廣泛行銷於使用漢文的日本、朝鮮、越南。北宋時，中國畢發明木活字，受其啟發影響，到南宋時，朝鮮開始製造金屬活字。宋朝的銅錢，在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流通。海外輸入的貨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寶等為主。日本的木材頗受歡迎。越南的占城稻耐旱易長，在宋代中國由南而北從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廣。這時番商以大食人為多，他們之中有的久居中國，廣州、泉州、揚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還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來華，但當時所譯經典國內外影響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禪宗與理學，對外發生了重大影響。南宋僧人東流日本，傳播了禪宗，以後在日本興盛起來。程朱理學也於宋代傳入朝鮮，產生了深遠影響。朝鮮還在五代末接受中國科舉製，以選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現出新局麵。大蒙古國地跨歐亞，不僅經過中亞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陸路交通得到恢複，來往更頻繁，而且範圍更加擴大，向西直達歐洲。聯係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宋代基礎上更繁榮活躍起來。蒙古國及元朝統治者對於宗教隻求其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並蓄政策。教皇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聯合蒙古抗擊伊斯蘭勢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結好，並設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維諾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也兼營商業，從事貿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來，馬可·波羅一家最為有名。他們大都留下了遊曆記錄，有助於歐洲人了解東方，馬可·波羅的書對以後歐洲人東行探險啟發尤大。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伊利汗國廣泛開展。中國的天文曆法、醫藥之學、鈔法及雕版印刷術、驛傳之製，以及算盤，都傳入伊利汗國，有的更向西傳播到歐洲，而印刷術可能在此以前已從其他途徑傳入阿拉伯國家。中國的火藥於13世紀傳進伊斯蘭國家，火藥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稱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西方語言中的茶字譯音，一是從福建方音傳去，另一則由蒙古西傳的北方讀音。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諸國有過戰爭，但高麗、日本、緬甸、暹國、爪哇等國商船貿易從未中斷。元朝原在七處港口設市舶司，後經裁並，隻留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三處。中國與高麗之間文士的往來，與日本之間禪僧的往來，都極為頻繁密切。製瓷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暹國。中國旅行家周達觀到了柬埔寨，汪大淵泛海直抵非洲東岸，這時關於非洲的知識又勝於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到過泉州、廣州。他們的遊記，成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東方日本、朝鮮，南方南亞、東南亞諸國，西方遠達西歐國家，或官方，或民間，都有交往，遠遠超過昔日。政治使節、商業貿易、學習、傳教、移民以至戰爭，各種渠道無不起過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麵，中外雙方都大有受益。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字作為記錄和表達的工具，這時開始創製表達本國語言的標記。而他們的標記符號，都是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結果。朝鮮1446年頒布字母“諺文”，沿用至今。創製者參考了中國音韻之學，創製過程中還曾請教過明朝學者。13、14世紀之交，越南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其造字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時，朝越兩國仍用漢文修撰史書，漢文文學依舊為兩國文人所喜愛。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膾炙人口的譏刺朝貴的四句話，就來自明人詩句。明代中日禪僧往來頻繁，有的僧人充任使節團長。雪舟(1420～1506)入明學畫，遨遊山水，作品取得極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東渡，促進了儒學的傳播和水戶學的形成。中日兩國通過頻繁貿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極為豐富多彩。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意外地為中朝日三國某些方麵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麵，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明代都曾有國王率宮眷朝臣來華，而這些地區又移住了大量中國人，皆前代所未有。鄭和七次率船隊下“西洋”，直抵非洲東岸，更是中外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盛事。歐洲耶穌會士東來，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但同時帶來了西方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以及測繪、機械等技術。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從西歐各國募集的七千餘部西文著作，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知識來源。利瑪竇在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還向西方初步介紹了中國的儒家學說。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係日益密切，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斷進展。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基本上采取鎖國政策，並未能阻擋交流的勢頭。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國與清朝的文人學者之間在文字上的往來與友誼，留下了不少佳話。清朝的醫生、畫家們東渡日本，日本人的漢詩和有關中國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學者稱讚。越南著名文學家阮攸(1765～1820)長於漢詩，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戶曉的長詩《金雲翹傳》淵源於同名的中國小說。大批華僑把中國的種植和手工業技術以及生活習俗等帶到東南亞，在那裏生根開花。《三國演義》等著名古典小說，經華僑傳入泰國，譯成泰語，至今受到泰國人民的廣泛喜愛。東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到清廷重視，以外國人管理欽天監。他們根據科學測算，改訂曆法，傳播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繼承了明末耶穌會士的交流活動。還有的教士從事繪畫、園林建築等，圓明園是他們融會了法國、意大利及東方園林藝術特征的精心之作，其“萬園之園”之稱，象征著東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結晶。在歐洲，啟蒙運動者們初步接觸儒家學說，對於孔子倫理道德的主張和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觀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統及仁君統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極為推崇，並力求為其所用。伏爾泰(1694～1778)曾讚美科舉考試製度。早已為朝鮮、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18世紀末法國開始采用，以後英國繼之，成為沿襲至今的文官考試製度。物質文化方麵，中國的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式的園林、家具，都很流行。畫家仿效中國畫的風格與題材，皇室從中國訂購特製圖案的瓷器，“中國風”蔚為風尚，盛極一時。歌德(1749～1832)接觸過極其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便頗為傾倒，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
鴉片戰爭(1840)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淪落，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如過去之自由、平等而廣泛。但由於振興中國的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學習日本及歐美，文化交流不論主動或被動，仍然頗為密切、廣泛而深入，超過以往各個時期。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曾有學習日本的高潮。康有為變法，即以日本為藍本。1905年廢科舉後，全國各地設立學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習，而赴日留學的青年更不計其數。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馬克思主義最早就是通過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人物，幾乎都在日本受過教育，回國後在各領域發生很大影響。19世紀中國設立了同文館教授外文，翻譯西書。以後嚴複和林紓(1852～1924)所譯西方社會科學與文學名著風靡一時。西方基督教教士來華，布教之外也傳播西方文化。19世紀時，中國已有少數留學生派往美國，但赴歐美國家留學的高潮，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生學習內容，比以前赴日所學遠為廣泛，政治、經濟、法律和理工、農醫之外，不少人去學文學、哲學、曆史、教育以及繪畫、雕刻、戲劇、音樂等等，從歐美各國全麵吸取西方文化。中國各級學校製度仿效西方，西方教會也在中國創辦各類學校，文化交流滲透社會的許多方麵。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後，歐風美雨鋪天蓋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若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與百年前鴉片戰爭前後相比較，思想、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等，幾乎社會一切方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有利或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與外國(主要是歐美，先是通過日本，以後則直接)文化交流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的觀感雖有變化，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逐漸深入，對中國藝術的愛好不減當年。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導的，卻始終是中國接受西方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先秦與秦漢外交
中國同古代西方諸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源遠流長，甚至可追溯到遠古混沌時期。根據考古發掘，在我國遼寧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陶製婦女裸體小塑像，其造型與西方稱作“早期的維納斯”類型的塑像頗有相似之處。此外，從中國和西方青銅器時代遺存下來的器物，如獸角刀把頭雙刃劍、環型刀把頭雙刃劍等，也似乎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交流的痕跡。這些都提示我們：古代中國與西方諸文明的發展雖各有特色，但從來就不是絕對封閉或孤立的。
從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也可以尋覓到中西聯係的模糊蹤跡。據《穆天子傳》說，周穆王曾駕著八匹駿馬拉著的馬車西征昆侖，會見了西王母。在瑤池上，周穆王給西王母進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經》上說，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樣像人，卻長著豹尾和虎齒。周穆王的時代，距今已經近3000年了。而那位傳說中半人半獸的西王母，則代表著極遠的西方。對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對遙遠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懷著半是畏懼與好奇、半是欣羨與喜愛的興趣。後世的人們從神話中推測，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遠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給予比較科學的論斷的時間，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紀，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原來，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蘇美爾人肇建了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來自希臘文，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和底格裏斯兩河中下遊地區。此後，那裏曾先後崛起著名的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到公元前6世紀時，波斯帝國興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期(前521～前486)，帝國的版圖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亞細亞，東抵中亞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修築了設有驛站的大道。盛極一時的波斯帝國，將古代希臘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國的距離大大拉近了。
當時，歐亞草原上散居著許多遊牧部落。波斯帝國的東北邊界和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塞人遊牧諸部的地區接壤。在古代，希臘史家把散居在東歐、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北方部落泛稱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稱他們為塞迦人，我國則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稱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國同西亞、南亞、北非，直至極西的希臘城邦之間，充當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蘇聯境內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國精美絲織品和漆器、四山紋銅鏡，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遺物，幾乎在同一曆史時期，希臘巴特儂神廟中的命運女神雕像身著薄得透明的長袍，雅典紅花陶壺上的彩繪入物，也穿著這種細薄的衣衫。從上述情形推斷，當時中國的絲綢已經成為希臘上層社會的寵物。在我國，洛陽古墓中也發掘出來自地中海地區的玻璃製目珠(作裝飾品用)；同時，戰國時期鐵製鎧甲與寫實動物紋圖案的出現，均有外來文化因素的明顯特征可循。無論是中亞、希臘發現的早期中國文物與文化影響，還是中國發現的早期西方文物與文化影響，都是經由中西交通曆史上那條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貿易通道，或稱“草原之路”而彼此進行交流的。
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的費爾瓦丁神頌辭中就開始把中國稱作“支尼”。印度兩大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將中國稱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對音。這是因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戰國秦霸西戎的時期，距離西方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為中國的代表而聲名遠播西方。在古希臘的著作中，則把中國稱作“賽裏斯”(意為“產絲之國”)。公元前416～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見於文字記載的提到“賽裏斯”這個產絲之國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曆史上著名的亞曆山大東征，摧枯拉朽一般滅掉了波斯帝國，並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亞曆山大的東征，直接把希臘文明帶到中國西部邊陲鄰近的中亞地區，為此後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擴展創造了條件。亞曆山大死後，他所建立的帝國迅速瓦解。他的部將們彼此爭戰，各自為政，建立了幾個獨立的王國。其中，塞琉古王國(我國史書稱為條支，其中心地區位於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成為聯係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的橋梁。亞曆山大另一名部將托勒密，割據在埃及和周邊地區，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為歲馬人所滅。埃及又歸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羅馬人統治時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從事航海和貿易著稱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來到埃及以後，把這裏變成古代地中海——紅海——印度洋貿易的樞紐地區。為了使商船可以從地中海直接進入紅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複了尼羅河至紅海的運河。到托勒密王朝後期，每年從曼德海峽駛出紅海的埃及船隻已達20艘。公元初年，當羅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風的秘密之後，更進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大大增強了古代東西方直接貿易的勢頭。每年從埃及駛往印度洋的商船總數更增長到120艘。在繁榮的東西方貿易的刺激下，由亞曆山大於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亞曆山大城迅速發展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商業、文化中心，成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這座遐邇聞名的城市時說：“它有優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埃及和亞曆山大港的發展與繁榮，使它們作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為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自己曆史發展的新時期。在亞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戰國七雄之一——秦國進行了商鞅變法。在此後一個世紀中，秦國國勢日強，終於吞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封建帝國。秦帝國的威名遠播宇內，成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稱呼我國的名稱。踵接其後的漢帝國，更加繁榮、強大。隨著封建經濟、文化的高漲和國力的強盛，漢代對外交流的興趣與要求也更加強烈。
秦漢帝國的強盛與繁榮，在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另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