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貿易6
商業家族
商人家庭及商人家族是組成商人生活的重要方麵。因為不論是那些富商大賈還是那些小商小販，不論是外出行商還是列肆坐賣，他們都需要一個相對穩定和睦的家庭，而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一些家庭往往又是控製在某一家族之中的。尤其明清時期全國出現許多大的商人家族，其族內情況更是如此。試想一個商人，當他出門在外，家中妻兒父母日夜盼其歸來，當其經商多年，滿載而歸，一家團聚，擁妻攜子，又是何等融洽。然而現實中的商人家族和家庭並非完全如此，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中也同樣充滿了酸甜苦辣，可謂一言難盡。
在先秦文獻中，每當提到商人往往就與“家”聯係在一起。如講到呂不韋之富，即謂“家累千金”。後來他用500金購買奇物玩好，買通華陽夫人，最終成為秦朝相國，一麵做官，一麵經商，又發展為“家僮萬人”。孔子的弟子子路據史書記載也曾是一位“家累千金”的富商。從這短短的數字之中，我們雖然不能具體想象他們的家庭生活，但這些商人家庭的富足、奢華則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們憑借財富，極力模仿上流社會的生活，即使其子女也經常出入時髦場合。馬可·波羅描述了宋代杭州商人子弟的生活狀況：他們模仿上流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嚴肅莊重的舉止，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衣著上則是綾羅綢緞，金鐲玉環，價值非凡。元朝，揚州鹽商張文盛，擁有家僮數百，過著闊綽的家庭生活。無怪元代有人羨慕說：“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明清時期隨著地域商人集團的出現，而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商人宗族和商人家庭，其中尤以徽州、山西商人最為突出，下麵就讓我們具體看一下他們生活情況。
宗族，又稱家族，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以父係家長製為核心，按長幼尊卑為倫理原則的生活團體。清初趙吉士在講述安徽地區的家族情況時認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出入齒讓，其風氣最為古樸。一姓村中，絕無雜姓摻入，由宗祠所統轄。每當歲時祭日，幹丁皆集。所有禮節，彬彬合度。新安人以“千年之塚不動一杯；千丁之族，未嚐散處；千載之譜係，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不改”為自豪。這就是明清時期徽州典型的累世義居的家族生活方式和宗族組織形式。徽州是商業發達、商人輩出的地方，那些商人出身於這樣的聚居家族，就使古老的宗族更增加了一層商業色彩，即形成了一批專以經商為業的商人家族。這種商人宗族的形式還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宗族所在地處僻壤，土瘠田狹，無以謀生，故聚眾外出，求食於四方；二是外出者雖有經商之名，其實並無資本，而是向族內大戶借貸或同族合股集資；三是商業贏利源源輸回族內，一方麵食其妻子父母，另一方麵保證宗族集體活動所需。當然這類商人家族族內也有一種不成文的分工：既有外出經商者，亦有在家種田者。《名山藏·貨殖記》記載湯陰鄭家，代不分居，多田饒材，“諸農賈所人，皆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鬥粟無私者”。成化年間，趕上荒年，在臨清行商的鄭五老，每次歸來，“倒橐囊，錦帛委地”，所賺錢財盡族內使用。由於謀生的需要，又由於商業利潤的吸引，更由於從眾心理的驅使，一些村民族眾往往爭奔經商一途。《全唐文》所載《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說祁門縣“千裏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說，祁門境內，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經營茶業。更有甚者，許多宗族已把經商當作維護本族社會聲望的手段，以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壯丁眾趕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仍有一些良田因無力耕作而拋荒閑置。在這些宗族內，經商本身即帶有很強的宗法色彩。這種色彩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或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對商業的發展會有促進和保證作用。
元明以來，我國形成了幾支在全國頗具實力的商人集團或稱商幫。如晉商、徽商、閩商、粵商等等。而這些商人集團的活動又是和宗族勢力的活動相聯係的。這種聯係首先表現在經濟方麵。明人金聲在《與歙令君書》中指出：
夫兩邑(歙縣，休寧)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數十家、數家。
這種一家經商而能維係全族生活的經濟結構模式，是形成並維係著宗族聚居生活的保證。因為經商與全族的衣食有關，所以在徽人家族中有人經商是會受到全族的支持和幫助的。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徽商家庭，雖然遷到別的地方已經好幾代，當中又從來沒有回過徽州，還是不改他們的籍貫，一直以徽州籍自居。在《徽州府誌》中有一張“進士表”，所載的978名進士裏麵，有304名出自落籍於其他省府、州縣的鹽商家庭。足見鹽商家庭聯絡之廣泛。又據《歙縣縣誌》記載，徽州土著望族有14家。在清代鹽商全盛時期，有4家曾經連續不斷地出任兩淮鹽署“總商”的位置；有12家曾在《新安名族誌》裏列過名；還有10家在府誌的進士表中出現，而其中的潭渡黃家、岑山程家、潛口汪家、雄村曹家和棠樾鮑家更是名列歙縣37家在府誌表上出過三名進士以上的望族之中。顯然這些鹽商故家望族，不僅在商業經營上而且在封建官場上，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下麵就讓我們具體看一下歙縣棠樾鮑氏家族。這個家族經商者世代如流。尤其是到了清代乾嘉年間，大鹽商鮑誌道、鮑啟運、鮑漱芳相繼而起，皆富比王侯，多行義舉，從而大大地提高了棠樾鮑氏宗族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鮑氏家族的興盛，除了曆代經商積財百萬的原因以外，還與由於封建政權的褒獎而名聞鄉裏以及攀附權貴而地位顯赫這些原因分不開的。族內傳說宋末鮑氏祖先為強盜所得，欲殺之際，其子請求代死，而其父則欲自死。爭執之際，忽若神至，強盜嚇跑而父子俱免，從此留下這父慈子孝的“爭死”典故。永樂皇帝曾作禦製詩二首加以稱讚，並敕建“慈孝裏”牌坊予以旌表，從此鮑氏家族聲望大增。鮑氏家族自明以來多與當朝權貴聯姻通好，如明代南京戶部左侍郎程嗣功長子程道充娶鮑象賢孫女鮑獻瑞為妻；少保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之子許立德娶鮑象賢重孫女鮑靖莊為妻。而鮑象賢本人在嘉靖年間亦中進土，授禦史等職，晚年官拜太仆卿，以右副禦使巡撫山東。就這樣，封建輿論的吹捧，名宦權貴的勾結，再加上鮑家曆代的經營，鮑氏商賈大族的地位就顯赫地樹立起來了。
這樣龐大的商人宗族得以延續，還必須借助宗法的力量加以維係，而宗廟、祠堂的祠祭活動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徽州商人眼裏看來，祠堂是“棲祖宗之神”的場所，祠祭是子孫尊祖敬宗的重要表現，所以他們非常重視祠堂建設和祠祭活動。就鮑氏宗族而言，明清時期重要的祠堂就有五座：一、萬四公支祠，又名敦本堂，俗稱男祠。建於明嘉靖時，這是鮑氏宗族祭祀祖先和舉行宗族活動的主要場所。二、清懿堂，俗稱女祠，建於清嘉慶時。與敦本堂不同的是這裏隻奉女主，也就是女性祖先。三、宣忠堂，此為鮑象賢支祠。四、世孝祠，建於嘉慶時，這是鮑氏宗族中以孝名世者的專祠。五、文會祠，這裏又是鮑氏宗族曆代獲有功名人的專祠，旨在表彰先賢，以激勵後人。祠堂的祠祭有許多繁縟的禮節，尤其是每年元旦的祀事。在祭祖和團拜以後，“依昭穆序次而座，飲利市酒三杯”。飲利市酒，這是商人宗族祠祭活動中最具特色的一種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