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 徐昂 酒過三巡聊演戲
聚焦
作者：倪敏
電影《十二公民》是導演徐昂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卻集結了十位人藝兩位國話戲骨同台演出，並在前不久的羅馬國際電影節拿下最高獎。這部改編自1957年美國經典《12怒漢》的作品，在中國本土化之後獲得成功，並開創了戲劇電影的模式。三年前，徐昂導演，何冰和陳道明出演的《喜劇的憂傷》場場爆滿、一票難求。這也是一部改編作品，來自日本劇作家三穀幸喜的《笑的大學》。對於改編問題，他們都覺得，本土化不是難題，難的是找到劇本的內核。
本土化不是翻譯
《十二公民》把故事發生的場地設置在大學法學院的虛擬法庭，這與美國版有所不同，後者因為陪審員需要在真實案例中決定生死，而極具戲劇張力。但徐昂覺得這並沒有削弱衝突，他說：“本土化不是翻譯，而是把這個故事放在中國的現實中重新解讀。”而何冰在真正飾演8號陪審員之前，對角色和劇本的理解都並不全麵，直到跟徐昂長談之後，他意識到：這不是舌戰群儒，而是理性的聲音。
徐昂：劃分一個作品是不是“經典”，看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下拿出來上演有沒有障礙，《12怒漢》可以稱之為經典，是說即使在沒有陪審團之前，原始人坐在洞裏茹毛飲血那個時代，都會遇到意見相悖的時候。隻要有人，就會產生分歧，就會出現偏見，這是沒有障礙的。《12怒漢》搬到中國，不是把故事搬過來，而是把框架搬過來。當然，這就遇到一個問題，西方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建立法治，從而形成了這種探討問題的方式，但是在中國沒有。這是我們做本土化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於是我們比如考慮現實的情況，最終采取出現了這樣一個模擬陪審團的框架。
何冰：我演的8號陪審員，他其實代表一個理性。這個劇本特別像“舌戰群儒”，我就是諸葛亮。但是如果這麼去演，就沒有辦法呈現出最終這種博大的意義。你開始給我們分配角色的時候，說得挺對。這12個陪審員，就像是一支足球隊，誰是前鋒、誰是後衛、誰是替補，每個人各司其職才能形成一個整體。
在我理解，這個劇本是在說人類談話的艱難。我們在一起討論一個問題苦難重重，因為每個人都帶有無時無刻不存在的主觀色彩。麵對一件事情，我們難免會產生一些片麵的、有失偏頗的看法。8號陪審員就是每個人心中理性的聲音。比如說我剛才來的時候道遠又堵車，就發火說：“我回去了，不幹了。”但是心中那個理性的聲音在勸我：“算了，好多人等著呢，生氣歸生氣，活兒還得幹。”
徐昂：對，其實就像這個。原來叫《12怒漢》，那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憤怒吧。這種憤怒不是說簡單的每個人對這件事兒的憤怒，而是他背後隱藏的恐懼，是生活擠壓帶來的憤怒。比如韓童生演的3號陪審員，他一直說嫌疑人有罪，後來我們知道他的憤怒來自他離家出走的兒子；再比如10號陪審員，他的那種地獄歧視我們看到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被他歧視的人的憤怒。而你演的8號陪審員，他現實生活中是一名檢察官，我想就是因為現實中太多的信息給他帶來的憤怒，才使他決定今天要非常理性地探討這個問題。
換句話說，這事兒就有點像李天一案。雖然我們不能像法律一樣最終決定一個人是不是有罪，但我們同樣在社會上聽到了非常多關於這件事的爭論，而且這些爭論同樣是激烈的。大家並不關心最終這個案子是怎麼判決的，隻關心自己心裏是怎麼想的，別人為什麼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盲人摸象，大家都摸到不同的形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去看大象，而是反過來看這些摸象的人，我覺得這才是這個戲的意義所在。
何冰：其實最開始我不太明白，就覺得太像“舌戰群儒”了。而且作為一個演員來說，我本身就是一個有自我表達欲望的人，這個本子一看有機會了，我一個人挑戰一群人。但是排練的第三天下午，他們都走了，咱倆聊到八九點，我才突然明白了這其中的力量配置。其實就像你說的，在這個足球隊裏，8號就是前鋒，但不能是一個愛出風頭而不考慮比賽、不考慮隊友的前鋒。
徐昂：對，這就是咱們這一次本土化所追求的方式。本土化不是單純完成語言文字的翻譯，而是把這個故事的內核和情感拉出來，完整的放在中國的現實中重新解讀。這跟《喜劇的憂傷》一樣，原來的編劇三穀幸喜是日本人，於是本土化的難度就在於中日兩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和情感的對立。所以在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找一個中國式的解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