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十二公民》，首先把案件變成了中國當下熱議的富二代。十二個人物的身份有大學裏小賣部的商販，也有寒窗苦讀卻未能考上大學的保安，還有開出租的、和大學生談戀愛的商人、經曆過解放後數次運動的大爺。這些人的身份觀眾會有一種親切感。同時也因為這些，在討論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偏見和矛盾，而這都是我們現實生活中能夠接觸到、感受到的。
何冰：徐昂給我上了一課
在話劇《喜劇的憂傷》裏，演員何冰是最終傳達的載體。在電影《十二公民》中，導演徐昂成為最後的決策者。導演和演員的角力，是表演工作中最有趣也最緊張的過程，稍不留神就會失去平衡。相對於徐昂，何冰是前輩，這其中有不好達到的平衡，徐昂認為：“先要達成一種共識，然後再就彼此心中的存疑進行爭論。”何冰則說：徐昂給我上了一課。
何冰：我是一個特自負的人，而且我還算是有點追求的人。我四十歲那年，覺得完全會讀劇本了，就是導演你不要再跟我談這個問題了。但後來你把《喜劇的憂傷》給我的時候，我發現完全讀不懂，一身冷汗。當時我在青島拍戲，咱倆每天晚上打電話能聊五六個小時，就是不停地分析這個劇本。我不停地問，你不停地說。
那次你算是給我上了一課，我心裏就想啊：你怎麼能讀東西讀這麼細呢？後來我發現，我是個演員，總還是隻琢磨自己那個角色，其實也是我的職業帶來的偏見。但你是導演，你本能的出發點是整個舞台。你把整個鏈條讀完了，再逐一分析每一個鏈條。你當時等於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作為演員，雖然我演的隻是其中的一個角色，但是我也應該了解自己在所有人中的位置。
徐昂：我作為導演，必須先跟演員溝通，然後我們之間達成一種共識。當然這個共識裏邊一定是存疑的，有各自的看法。但從我的角度來看，當你和別人達成某種共識的時候，你的成本就已經小很多了。然後我們的存疑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論，這沒關係，這也很正常。一個導演，如果演員完全不跟我爭論，那就壞了，我的工作很多部分就沒法兒完成了，因為我可能會忽略很多東西。
何冰：我也覺得，分歧倒還好辦。咱們不至於別人說對，自己非說不對，跟那個3號陪審員似的。實際上，在產生分歧的時候，大家會彼此去觸摸，就開始去了解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咱們都是成年人嘛，固然有優點有缺點，有優勢也有劣勢。有的缺點可能是改不掉的，那咱們就回避。所以我覺得，合作就是彼此回避對方劣勢的一個過程，同時我們去發揮他最大的優勢。
徐昂：電影和戲劇的差別確實很大，不管是文學上、技術上，還是演員工作方式上都不一樣。比如說電影裏麵更需要的是一個人活在當下的那個狀態，但是整體的結構和節奏是什麼樣的，就要看導演的後期製作了。這其實也就是所謂的導演中心製，因為導演對這部電影負有更長期的責任，但是話劇排完之後，在演出過程中導演也隻能坐在底下當觀眾。
所以我一直認為，在戲劇裏麵，演員是第一形式。因為在演出過程中，導演無法再去控製舞台上發生的事情了，這件事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演員手中，演員是戲劇最終的載體。但電影正好相反，最終的呈現完全決定於導演的選擇。
何冰：我的感受舉個例子，如果說生活是一麵立在觀眾麵前牆，演員要在舞台上傾盡全力去推倒這麵牆，而且要讓台下的觀眾跟我一塊兒把心勁兒使出來，最終咱們一起把這麵牆推倒，光從舞台上照亮全場，這是戲劇演員幹的事兒。至於電影，說句不好聽的話，我認為跟表演沒什麼太大的關係。很少有電影像你
這個《十二公民》這麼依賴表演的，大部分都不怎麼依賴演員的表演。因為這個地方導演是第一形式，演員是被決定的。
創作要承認現狀
何冰認為，現在的演員創造了一種語言，不是台灣話、也不是香港話，更談不上是普通話。徐昂則認為這樣的表演是“飛向理想國”的傾向，不太接地氣。何冰說：“無論是創作還是表演，我們要表達的是承認世界是怎麼樣的，而不是希望世界是怎麼樣的。”
徐昂：現在的演員有兩種傾向，有一種是“飛向理想國”。我舉個例子，比如《小時代》，裏麵的人物形象在現實生活當中都很難發現。你要是在街上突然碰見這麼一個角落，那很有可能是在拍《小時代》。他們表達的是希望世界是怎麼樣的，而不是承認世界是怎麼樣的。我喜歡的演員是我覺得生活當中我見過的，他不是理想國的，他是表達了承認現狀的樣子，我喜歡的作品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