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的品種階段是在漫長的采集過程中完成的，即確定什麼植物能吃與否；品種確定下來之後，生產中將碰到的主要問題其一是處理與土壤有關的生產問題，即用什麼工具翻土整地，這個問題中國先民在史前的龍山時期就根據不同地區的土壤狀況發展出了不同形製的石器農具組合，從而階段性地解決了12，這是農業生產的土壤階段；其二是與生產有關的天道季候變化與農事的關係問題，首先是確定一個農業生產周期的開始，亦即播種季節的確定，這最主要是通過圖騰崇拜的方式解決的（這一點本人另有專文論述）。更進一步則是涉及整個生產周期的曆法問題，這是農業生產的曆法階段，這個問題到殷周之際才有了初步的結果；最後是灌溉農業階段，即有目的地利用地表水以發展生產，這一階段從西周開始，到春秋戰國臻於成熟。也就是說，在千百年的實踐和重複之後，農業生產的穩定性、規律性已逐步為先民所把握，盡管在殷周之際這種把握還沒有達到最後的階段。
正因為農業穩定性逐步獲得，專家統治的基礎就開始動搖了。首先，商王的專家身份開始逐步褪色，原來需要專家指導的農業生產逐步成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於是商王開始“逸”了，自祖甲以後，“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尚書·無逸》）到紂王，其耽樂自不待言，而且上行下效，“殷罔不小不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尚書·微子》），這時候再加上“天毒降災荒殷邦，”民不聊生，“今殷民乃攘竊神祗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一向敬畏鬼神的殷民連犧牲都開始偷吃了，災荒之大，可見一斑，正常的生產秩序無法進行，武王於是乘機滅商。
農業穩定性獲得之後的另一個更大的必然後果是剩餘產品的日漸增加，它既使商王為首的專家集團一方麵專家身份淡化，又有了“耽樂”的物質基礎，尤其使統治集團的穩定性慢慢開始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當生產領域的問題突顯的時候，統治者是以專家的身份獲得其權威的。殷商一朝之所以采取兄終弟及，弟死傳了的辦法，實乃由於專家治國的需要。先民壽命有限，如果父死子繼，小小年紀如何能夠擔當大任！這不符合專家治國的精神。但農業的穩定性基本獲得以後，王者的專家身份的重要性日漸消褪，而剩餘產品的日漸增多，又使王位成為一個許多人想得之而後快的寶座。王位的繼承問題日益成為一個大問題，但殷商沒有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由於武王滅商後的早崩而更加突顯出來，周室未東來之前，也是兄終弟及與父死傳子並行的，武王死後成王年幼，按慣例兄終弟及，周公即位為王13，得了果實的大頭。武王另外兩個弟弟管叔、蔡叔隻得到監視殷遺民的苦差事，大為不滿，遂勾結武庚叛亂，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周公曆時數載才平定叛亂。也許是因為周公的高風亮節，率先垂範，也許還同時迫於當時的實際壓力，周公決定還王位給武王子成王，自己行攝政王之位，到成王年長之後又還政成王。從此開始，確定了中國王位的嫡長繼承製。
由此可見，王位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其根本原因在於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和水平以後，原來的專家治國的政治體製存在的基礎從根本上被動搖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我把它稱之為“道德政治”，它和“專家政治”的根本區別在於它所麵臨的中心問題不再是表現為人與自然關係的有關生產領域的問題，而是體現人與人關係的社會生活等級秩序如何確立和維護的問題。周公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階段性地確立了中國道德政治的基本規範從而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紀元。周公創製的核心內容包括：一、王位嫡長子繼承製；二、諸侯分封製；三、專行於貴族集團內部的一整套“禮”。
可以說，周公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有信史記載的最偉大的政治改革家，由他奠基的道德政治影響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曆史。但他隻能解決時代已經提出的問題，在他的時代，農業發展的水平所能提供的剩餘產品是有限的，矛盾的焦點還隻集中在統治集團即原來的專家集團內部的紛爭。所以他的政治智慧主要隻表現在如何確立統治集團的行為規範方麵。但專家政治的影響還存在，所以周公告戒成王要勤勞農事，不過終於流為一種禮儀，做做樣子而已，“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而能中興王室，說明專家時代之漸趨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