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指經籍圖書。《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注：“籍，其禮差之書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名位尊卑之書”；“左成二傳，非禮也，勿籍”，注，“書也”。《東京賦》：“蓋六籍所不能談”。注：“六經也”。《荀子》：“儒效履，天下之籍”。注，“圖書也”。
指假借。《漢書·霍光傳》：注，“籍，借也”。偽《尚書》孔安國序：“由是文籍生焉”，疏：“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
由上看出，“書”與“籍”最早作為單音詞使用，其字義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包涵了文書簿籍和經籍圖書，所以古文獻中，“籍”可解釋為“書”，如《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經典釋文》曰：“籍，籍書也”。“書”也解釋為“籍”。《一切經音義》中“經書”條下的解釋為“書，亦籍也”。由於古代的戶口名籍要寫在簡策、帛書上，所以，“籍”又可引申為“書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籍”解釋說：“凡著於竹帛謂之書”。這樣，“書”與“籍”因為同義互訓、同義連用，由單音詞而逐步發展為並列式雙音合成詞。《文選班固〈答賓戲〉》言：“劉向司籍，辯章舊聞”。唐人李善注釋說：“籍，書籍也”。
“書”與“籍”作為單音詞來說，其字義都包涵了文書簿籍和經籍圖書，但並列式合成詞“書籍”一詞的涵義似乎隻包括經籍圖書類。如《資治通鑒·卷七·始皇帝下》秦始皇三十四年，“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此處“書籍”一詞指秦始皇下令焚毀的以《詩》、《書》為主的儒家經籍。《宋史·藝文誌》宋真宗趙恒時，崇文閣火災，帝“命重寫書籍，選定祥複校勘”。根據《宋史》所舉書目，書籍也是指經籍圖書。
當代社會，人們對“書籍”的理解更加寬泛。李致忠先生說：“書籍是人們為了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傳主張而自覺地以文字寫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④。劉國均先生說：“書籍是人們為了傳播知識，有意識地用文字寫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式和製度的材料上的著作物”⑤。二位先生都認為：“書籍和檔案共同起源於文字紀錄，而檔案和文字紀錄並非就是書籍”。
古代的“書籍”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其製作材料、裝幀技術、成書技術逐步成熟。
古人用文字表達思想、記載事件、表達感情、介紹經驗的時候，往往要依附一定的材料。思想借文字以表達，文字必須附在某種物體上。遠古的人，差不多在一切可以刻畫或書寫文字的物體上刻畫或書寫文字。龜甲、獸骨、陶器、青銅器、石頭、木片、竹片、紙都曾是我國先民書寫文字的材料。
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曆史始於商代，現存的文字記錄以商代的卜辭為最早。卜辭是商代帝王占卦時的記錄，刻在龜甲和獸骨上，所以通常稱為“甲骨文”或“甲骨文書”。刻寫“甲骨文”的龜甲和獸骨是古代書籍的早期書寫材料。
青銅器是銅、錫合金的器皿，其種類有鼎、角、鬲、盂、盤等。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叫“銘”，也叫“金文”，這些帶有“銘文”的青銅器也成了古代書籍的載體之一。
許多民族在其開化的初期，都有在石頭上刊刻文字的風氣，中華民族在上古時代無疑有過這種習慣。《墨子》一書多次提到“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的話，可見在戰國初期有在石頭上刻文字的傳統。刻石的目的是“垂諸久遠”。秦始皇統一列國後，曾在多地刻石記功，現在殘存的山東琅琊刻石便是其中之一。後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令當時書法最好的蔡邕會同一些學者把七種儒家經典，《書》、《詩》、《易》、《禮記》、《春秋》、《論語》、《公羊傳》文字刻寫在石碑上，立於洛陽太學講堂門外。後世人稱為“熹平石經”。三國魏明帝正始年間，又在洛陽太學刊刻《尚書》，《春秋》，《左氏傳》幾部經典。後蜀孟昶廣政元年刊刻《孝經》等十幾部儒家經典。這些刊刻儒家經典的碑刻是古代書籍的載體形態之一。
竹木簡材料是戰國至秦漢時期書籍的主要書寫材料，用竹製的叫“簡”，木製的叫“牘”。《論衡量·量知篇》曰：“ 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說文》：“簡，牒也”。《急就篇》顏師古注：“牘，木簡也”。
帛書產生於春秋戰國之交，《論語》裏提到孔子的學生子張在衣帶上寫字，帛易於書寫，幅度可隨文字長短截斷，幅麵廣可畫圖，帛輕便柔軟，便於攜帶。
自蔡倫改進造紙書後，紙就逐漸成為書寫文字的唯一材料，我們現代人談論書籍的時候，一定是指以紙為材料的東西。
古代的“書”、“籍”發展到今日書籍的樣式，裝幀技術經曆了簡策時代、卷軸時代、冊頁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