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陽光灑落的碎片
（一）
記得剛來到草原的時候，目睹藍的天，白的雲，遠眺在無邊的草地靜流的黃河，小孩在朝露中放牧羊群，看犛牛在花樣的草甸上孩童般奔跑嬉戲，一切都顯得愜意，天然。但徒手在純淨草地上建立一所大學而言，卻充滿了難以想象的艱辛。
85年到87年，學校在當時租借的甘南民族學校上課。87年的下半年，陸續向校本部搬遷。在占地200畝的校園裏，每晚隻有4個人在看守，包括一個門衛。3個老師一人住一幢樓。我當時和體育老師魏曙光住在以哲合瑪小學的名義建起來的兩幢二層小樓。那是當時學校僅有的教學辦公用房。一幢早已拆除，另一幢至今還佇立在原地，孤伶伶地，儼然已成為學校早期艱苦辦學的見證。魏曙光老師和我86年一同來到學校的。他比我晚報到10天，因為代表甘肅省參加在大連舉行的全國大學生田徑運動會。由於對體育的共同愛好，我們成了朋友。在80年代末，我們經常聯袂出戰，參加合作市環城長跑和自行車大賽總是囊括第一名。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詩人阿信、桑子、雲峰及克文、效勤、振新、生智諸君。我們的到來，成為一個激情的群體，在甘南詩壇、合作小鎮刮起了一陣清新的風，詩歌朗頌、交誼舞大賽、足球比賽、書畫棋藝等活動中都有了他們閃亮的身影。
1998年的合作市，剛由鎮改為市。城市道路、市容建設已在發生大的改觀。這年的夏季，西北師大的趙奎夫、李定仁教授來校講學。趙奎夫先生是我的老師，已經是第三次來這裏授教了，我拿出他第一次來這裏講學時在草原上騎犛牛的照片，先生不勝感慨，歎言民族地區的建設在我們手裏發生的巨大改變，戲稱你們是草原的晨旭，前途無限。李定仁教授是我的湖北老鄉，在閑談中，他對我說，你們從內地來到這裏，一幹就是十幾年，真的很不容易。他的言語中，對我們充滿了同情和欽佩。
（二）
有人形容，在甘南這個地方辦高校，就是在孤島上辦學。這裏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經濟落後，市場發育不全，加之嚴酷的自然條件，缺乏辦大學的各種必需的條件。就連本地的一些幹部都說這裏是牛羊的天堂，人類的地獄。但不論怎樣同情，不論怎樣艱苦，不論怎樣無望，我們的大學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壯大。讓各級政府各族群眾看到了一種希望，看到了一股崛起的自強不息的力量。
08年6月，原學校籌建組副組長，甘南州副州長，甘肅省科協主席趙振業先生來學校考察，他說：“你們全體老師在3·14期間，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學生出校門，保護了一批學生，政府和群眾應該感謝你們啊。”是的，這也是很多有識之士共同看法。在合作師專辦學成長的20多年間，教師愛護學生，保護學生的事例枚不勝舉。陳誌遜，一位始終倡導並踐行“愛生如子” 的黨委書記；高守清，一位自身得了嚴重關節炎，兩個膝蓋腫脹得象饅頭，仍然堅持給學生上體育課的普通教師；卓瑪措，一位在自己的學生生病住院時，煮好雞湯親手端給學生食用的藏族女教授。為了能使學生找到一種更加合適的學習方法，無數的教師共同辛勤探索，總結出了適合民族學生學習的分層分級教學法。為彌補民族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造成的落差，老師們十年如一日，一改大學的常規作法，堅持跟早操，查晚自習，付出了比其他高校教師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為了維護藏區敏感時期的穩定，確保學生的安全，老師們更是不分晝夜地工作，不計得失地忘我勞動，可謂是竭心盡力，鞠躬盡瘁。他們純淨的象太陽，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三）
地上原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變成了路。魯迅先生的這句經典格言，用來形容合作民族師專的辦學曆程，我覺得極其恰當。在辦學早期，教師是本土的，來講學的專家很少，也大多是甘肅本土的或有學緣關係的。可到了07—08年，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學校引進了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研究生80餘人，且很多是來自國家“211”大學的。07年，俊宗校長大刀闊斧，將傳統的春秋兩學期製改為秋、春、夏三個學期，在專科院校率先實行了學分製。08年的夏學期，就有5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專家教授在這裏集中講學。一時間，許多外地的口音和超前的思想在校園流動，昔日寂靜的校園變得春潮湧動，生機勃發，充滿活力，這讓大多來自本土的學生頗為激動。而這情景相距趙逵夫先生騎著犛牛在這裏講學，也不過15、6年的時間。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在民族教育快速發展的時代，這條路上的人將越來越多，新的麵孔新的語言新的思想將越來越多，因為路已經在我們的腳下越走越寬闊，越走越坦蕩，越走越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