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元勳1
人生不可無夢，世界上做大事業的人，都是先由夢想來；無夢就無望，無望則無成，生活也就沒興趣。
自力更生研究原子彈
蘇聯專家走了，以鄧稼先為首的中國原子彈研究小組在蘇聯專家身上沒有學到任何一點有用的東西。
蘇聯意圖稱霸世界，對紅色蘇維埃政權大加幹涉，甚至意圖幹涉中國內政，毛澤東拒絕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的要在中國領海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和在中國領土上設立“卡波電台”的要求。
蘇方惱羞成怒，單方麵撕毀了協議，撤走所有在中國的援助專家，赫魯曉夫說：“毛澤東不參加我們的核保護傘，我就讓他和他的人民連褲子都沒得穿。”
蘇聯的原子彈研究專家臨走前還趾高氣揚地說：“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想要研究原子彈，給他20年時間都搞不出來。”
蘇聯專家撤走之後，毛澤東冷靜地說道：“好呀，走了也好，赫魯曉夫不給我們最頂尖的技術，那我們就自己搞。他不給還是一件好事呢，要是真的給我們了，這筆賬隻怕還算不清楚呢。”
“我們中國人一向不怕邪，他們說我們20年都造不出原子彈，我還就偏偏不信了，拿出我們的誌氣來，早出我們自己的原子彈，讓他們吃驚去吧！”
1959年6月，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黑色的年月，為了記錄這個令人悲憤的歲月，中央將原子彈研究的代號定名為“596工程”。
“596工程”，意為我們要從1959年6月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之時起，走上獨立自主發展核武器之路。
鄧小平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路線、方針、政策已經定了，現在靠你們去執行。你們大膽去幹，幹好了是你們的，幹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
錢三強又一次親自召見了鄧稼先，鄭重其事地交代說：
從今天開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就由你主管，讓你領導你的理論研究室承擔這項工作，有什麼困難就直接向組織說明，能幫你的我們一定幫你解決。
鄧稼先，這個昨天的原子彈仿製者，今天，被曆史擺到了原子彈理論設計者的位置。
而且，一切幾乎都要從零出發。邊幹邊學，邊學邊幹。他們一邊請高級專家講課，一麵確定理論攻關方向，組織小組協同攻關。
鄧稼先對同事們說：
研製核武器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所在。國外對我們封鎖，專家也撤走了，現在隻有靠我們自己了。我們要甘心當一輩子無名英雄，還要吃苦擔風險。但是，我們的工作，能振我國威，振我軍威！我們為這個事業獻身是值得的！
※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一切都依靠自己的力量，鄧稼先勇挑重擔值得我們學習。這是實踐、創新、提高的過程，我們都要具備越是困難越向前的精神，這樣事業就能成功。
要想製造原子彈，理論設計是關鍵，就像抓蛇一樣，隻要扼住蛇的七寸，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但是設計的原子彈的七寸在哪裏，圖紙要怎麼拿出來呢？
唯有先讀書，摸清楚現階段能夠掌握的各種原子能原理。而鄧稼先身邊的那些姑娘小夥子們，都是各大學新畢業的尖子生，但他們大多不是學原子核物理的。
鄧稼先幫助他們從基本的東西學起，原子核、質子、中子……他們在日夜攻讀。他們的攻讀書籍主要是戴維斯的《中子輸運原理》，澤爾多維奇的《爆震原理》和庫朗特的《超音速流於衝擊波》。
當時的條件極差，這些書並不是人手一本，庫朗特的《超音速流於衝擊波》一書原本是英文的，當時他們手中隻有一本錢三強教授帶回來的俄文版本，它簡直成了稀世之寶，找遍了北京的圖書館沒有第二本。
鄧稼先帶著大家，圍著長條桌集體閱讀，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一人念，大家翻譯，讀一章，譯一章，連夜譯連夜刻蠟紙、油印。
從秋讀至冬，夜裏回到住處，爐子往往早已熄滅，隻能鑽進冰冷的被窩。
鄧稼先為了搞清一個問題，常常徹夜不眠，早上用冷水衝衝頭，便匆匆開始講解，有時備課至淩晨，往辦公桌上麵鋪兩張報紙，枕兩本書，湊合眯一覺，又開始了緊張的一天。
千鈞重擔壓到肩上之後，鄧稼先的性格發生了很大變化。
鄧稼先本來是一個生性活潑開朗的人。在中學和大學時代，生活給他以強烈的愛國、民主教育。
鄧稼先在政治上算是早熟的，對人世間的各種關係也有了解，但還是以他純潔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在留美同學中獲得了一個“大小孩”的綽號。這並不是因為那幾位同學有什麼特別的觀察力，而鄧稼先他自己的個性隨時隨地沒有遮攔地流溢出來了。
到核工業部工作後，鄧稼先回到家裏時說話明顯減少了。家裏原來在晚間有的那種歡樂的氣氛漸漸地淡下去。朋友和親戚們見麵的機會少了，話更少了。
原子彈研製工作的保密範圍太大，做什麼不能說，在哪裏不能說，和誰在一起工作也不能說。除了一大塊業務工作領地被圈起來之外，還有很多似乎不相幹的事情也被圈起來。
這就將鄧稼先他們與朋友交往時的話題劃到了最小的限度。這對鄧稼先看重友情和活潑開朗的性格來講，也是一種嚴厲的約束。
但是，鄧稼先明白自己工作的價值和紀律的需要，他任憑這種工作紀律的嚴格要求來管住自己的個性，聽任自己的性格朝著他所不喜歡的孤獨沉悶的方向變化。
有一次，他滿腦袋都是書裏的東西，騎車回家，摔進了路邊的水溝。迷迷瞪瞪地又折回辦公室，姑娘小夥子們見“頭兒”這般狼狽，趕緊跨上自行車，簇擁著護送他回去。
鄧稼先那時的大腦，可真是超載運行，但是，他不肯鬆弛一下，他說：“大腦的饑餓比肚子的饑餓更難受。”他寧肯讓大腦疲勞，也不願讓它饑餓。
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他午夜才回家。宿舍的大門早已關上，幸虧有小夥子們“護送”，他們托起他翻過鐵絲網，再把自行車舉起來，遞進去。
晚上回到家裏，鄧稼先也是沉默寡言，妻子覺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夜晚，鄧稼先躺在床上，看上去是閉眼在睡覺了，但許鹿希知道他並沒有睡著。他的身體躺在平軟的床上，腦於裏卻在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黑茫茫的境界中摸索。
有時晚上在家裏談起有趣的事，他又恢複了以往的爽朗，不禁開懷大笑，但有好幾次笑聲突然中斷，工作中的問題把放鬆的心情給擠到一邊去了。
妻子感覺他的腦子似乎分成兩半在同時活動，有時候這方麵占上風，突然另一方麵又占了上風。
真正考慮科研的那一條思路是水遠在工作著的。放鬆下來的不過是短暫一瞬間。
但是，著急的許鹿希幫不了他的忙，唯有以自己多多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務來使他少在別的地方費神。
其實許鹿希本身的教學科研任務就很重，對此，她緘口不言。
正當鄧稼先領著一批年輕人艱苦卓絕地探索原子彈的奧秘時，多災多難的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核工業部的許多同誌們陷入了生活危機之中。
獲得至關重要的參數
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鄧稼先始終與九院的同誌們同甘共苦。當時鄧稼先作為高級知識分子，不過比年輕人多點食油，名之曰“高腦油”，大概正是這點優待，使他雖也餓了肚子，卻幸免於浮腫。
“老鄧，我們餓……”本來就常被“敲竹杠”的鄧稼先，現在更經常在年輕人的叫苦聲中“請客”了。
鄧稼先應聲著：“好的，好的，等會兒。”
果然，一會兒，鄧稼先就捧著高價餅幹，從街上回來，給緊張工作的同事們加點油。
這時，九院的同誌們格外懷念過去的那些好時光。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的“三八”婦女節，食堂隻給女同胞會餐。
“走，我請客！”鄧稼先帶著11個小夥子，一路開到城裏，在砂鍋居飯館裏，從豬頭一直吃至諸尾巴，才花了10元錢！
他們也用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來勉勵自己。有的同誌聽了紅軍長征的報告，回來就向大家講述，紅軍如何在饑餓的草地上艱苦行軍，糧絕了，便煮皮帶、皮鞋跟充饑。當腹中空空時，他們便想想紅軍，咬咬牙堅持下去。
大家仍然毫不懈怠地緊張工作著。早上8時以前，便都早早來到辦公室幹開了。晚上22時以後，還不肯離開。
領導和黨支部書記隻好驅趕大家回去睡覺，有時候，趕也難趕走。因為大夥兒都明白，除了饑餓，他們麵臨的最大難關，是要為我國發展原子彈開路。
那是在遍布迷宮，遍布沼澤的地方摸索出路來啊！要辨準方向，要選對途徑，要攻克堡壘，這是多麼艱巨的任務！
如果把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比作一條龍的話，理論設計就是龍頭。從這方麵攻關，龍頭就找準了方向。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鄧稼先終於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這三個方麵作為主攻方向。
鄧稼先以此為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它是一座裏程碑。
而回想起來比較諷刺的事情是，以前向蘇聯專家們學習的時候，竟然有一個啞巴專家開列了幾十本書，讓鄧稼先他們讀完了再提造原子彈的事。
鄧稼先清楚的知道，要是真這麼念書的話，幾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彈來！
鄧稼先激勵同誌們要艱苦奮鬥，戰勝一切困難。他說：
美國的原子彈，是外籍科學家催促研製，並熱情參與的。蘇聯雖然沒有別國科學家，但是他們的核物理研究的成果不亞於那些科學家，而且，已經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形成了兩個研究中心，幾個反應堆也早已運轉。咱們隻有一個條件，都很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
1960年春天，鄧稼先他們開始尋找一個研製原子彈的關鍵性的參數。任何國家都對這個數值保密。
鄧稼先曾經問過蘇聯專家，蘇聯專家隨口告訴了一個數值，這個數值十分關鍵，必須準確無誤，否則差之毫厘失之千裏。為了驗證這個參數的值，鄧稼先他們先後進行了反複運算。
計算，幾乎是每個人都幹過的事情。從工程設計到做買賣，從操持家務到孩子玩耍，哪個裏麵沒有計算呢？有許多計算是人們智慧的用武之地，聰明人可以在這塊領地上一顯身手，享受施展才能所帶來的愉快。
但是在原子彈理論設計的計算中，常常把那些機靈的腦瓜塞擠得好比榆木疙瘩，使他們忍受枯燥的折磨而欲罷不能。科學家們在艱苦攻關的歲月裏，常常熬夜。他們當時用的電動計算器，每秒也隻能運算幾百次。
有些同誌嫌速度太慢，便撥拉算盤，進行極為複雜的原子理論計算。這樣，他們為了驗算一個數據，不得不一日三班倒。
他們每算一遍要有幾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解五六個方程式。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九次花費一年多時間。
每天夜晚，他們都要工作至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的鄧稼先教授，則每晚都要跟班指導青年人運算，判讀紙帶。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鄧稼先都焦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對於蘇聯專家給的這個重要數值的計算，因結果總是與該值對不上而困難倍增。他們加進各種參數一次又一次地算下去。不管再難、再枯燥，他們都必須把這個重要數值搞準確。否則，工作就無法繼續下去。
他們耐心忍受著這種疲倦和焦慮的煎熬。
二機部宋任窮部長鼓勵鄧稼先他們說：“你們幹得不錯，沒有被困難嚇倒。”鄧稼先和他們那群年輕人用理智來對待一切。
他們計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大量數字，算完的紙帶子和計算機的穿孔帶子一紮紮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滿了一屋子。
從春至夏，從秋至冬，九次運算的結果，都與蘇聯專家所說的大相徑庭！究竟誰對誰錯？
原子彈理論方案誕生
在這舉步維艱的時候，中央決定，調第一流的科學家搞原子彈，全國都向原子彈開綠燈！
於是，王塗昌先生來了，彭桓武先生來了，郭永懷先生來了……
王塗昌是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現者，彭桓武學術造詣很深，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郭永懷則是馮·卡門的學生和合作者，對解決專障金屬疲勞作出很大貢獻。
鄧稼先頓感到力量倍增。作為原子彈研製工程理論部主任的鄧稼先深情地說：“他們是三尊大菩薩，我是菩薩身邊的一個小童子。”
鄧稼先和這支加強了的隊伍向原子彈秘密王國的深處挺進。除上述幾位大科學家外，理論部以鄧稼先為首的“八大主任”，分頭從三個方麵攻關。
除此之外，鄧稼先自己還要搞一些粗估。粗估是他們在當時條件下搞科研的一項重要方法，這就要靠較高的學術水平，要求物理概念特別清楚。它並不拘泥於具體的精確的數字，而是把各種條件綜合起來，從理論上估計出一個數量的幅度。
九次運算的結果，經過驗證，肯定了鄧稼先他們的數據！鄧稼先和他的“士兵”們十分振奮。九次運算，對這支隊伍是個極大的鍛煉，而運算結果的驗證，對大夥兒是極大的鼓舞！
但是，前麵還有無數艱難險阻，還有更多的未知數向鄧稼先他們挑戰！
1961年夏，經過激烈的討論，中共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彈研製的步伐，爭取在不遲於1963年，把初步設計方案拿出來。
鄧稼先明白自己的責任：原子彈的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能否為參加協作的十萬大軍開辟通途，關鍵在於理論部的工作。
幾乎每個工作都是開創性的。沒有公式，要自己造，巧婦何為無米之炊？沒有條件進行實驗，就無從得到理論設計所需要的參數，他們就想方設法從公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麵的材料中推算。
工作量極大，一個太陽不夠用，晚上連軸轉。六天幹不完，星期天加上，一周計劃幹七天。
鄧稼先總是和他們一起工作至深夜，年輕人操縱計算機時眼睛都睜不開了，隻要沒有告一個小段落，工作往往就還要照樣幹下去。他們必須推導出一個方程式來。
我們知道，核爆炸就是高溫高壓狀態，這種狀態與常溫常壓下有極大的不同，這是誰部明白的。但是，要想知道它們的不同點在哪裏，真是太困難了。因為就我國當時所有的手段和條件，無法去摸擬出一個像原子彈爆炸那個瞬間的高溫高壓狀態。在沒有任何實驗條件下，推算出高溫高壓下的狀態方程，是鄧稼先在原子彈攻關過程中科研上的特大貢獻之一。
鄧稼先指導科研人員從已經發表的其它金屬材料的狀態方程中，推出了低壓區鈾的狀態方程。僅此還是不夠的，他繼續探索新途徑。
在這件十分困難的工作中，鄧稼先他們創造性地運用了沒有實驗條件下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極高溫高壓下的核材料方程，並且巧妙地與低壓狀態方程連接，得出了相當大區域之內完整的狀態方程，滿足了原子彈理論設計的要求。
好在中央知道科技人員極其困難的生活後，指示要對他們照顧一些。聶榮臻以自己的名義，向一些軍隊單位“化緣”，一批豬肉、魚、海帶、黃豆等送到國防科研戰線，又以中央的名義，分給每一位專家和科研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