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場裏，掛滿了18世紀以來的德意誌帝國的各種軍旗，就在這裏，麵帶得意之色的希特勒發表了他那所謂的波茨坦宣言：“本人要求撤銷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任何責任條款。”他並且狂叫，要為統一德國、消滅國賊而努力。
兩天以後，國會以441票對84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授權法”。於是希特勒掌握了完全獨裁的權力，國會名存實亡。從這一天開始，德意誌共和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法西斯獨裁國家。
對猶太人的迫害升級了。所有的猶太醫生被禁止開業，猶太人的法官和律師被趕出法院，猶太人商店接連遭到暴徒襲擊。
作為猶太人的優秀代表，愛因斯坦成了納粹黨迫害的最大目標。他們宣布愛因斯坦犯了“知識叛逆罪”。一群納粹衝鋒隊員洗劫了卡普特別墅。他們翻箱倒櫃，搜遍了整棟房子，想找出愛因斯坦“謀反”的證據，結果隻在廚房裏找到一把切麵包的小刀。他們把這把小刀當作“危險的武器”沒收了，並在報紙上大肆張揚。
愛因斯坦在NBC發表演講3月28日，愛因斯坦夫婦搭乘的客輪駛人安特衛普港，受到比利時官員和許多學者的歡迎。他們是作為比利時國王和王後的客人來此避難的。
到達比利時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掛電話到柏林寓所，他們很擔心親人們的安全。接電話的是他們的女傭人，她說大女兒已逃到荷蘭，二女兒同俄國丈夫也已離開柏林，到法國避難去了。
他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愛因斯坦從電話裏還獲知，他在銀行的存款被全部沒收了，理由是這筆錢是要用來支持“共產黨暴動”的。這筆存款並不太多，但愛因斯坦這下真的成窮光蛋了。
納粹摧毀了愛因斯坦在德國的一切，包括他為整個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在柏林國家歌劇院的廣場上，他的相對論著作被當眾焚燒。同時扔進火中的，還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傑克·倫敦和左拉的小說和其它大量進步的文化典籍。
一群戴著“卍”字臂章的狂徒圍著衝天大火歡呼，火舌吞噬著人類智慧和文明的精華，留下的是一片灰燼。
在這浩劫的時刻，愛因斯坦倚窗東望，隻能默默念著一位詩人的詩句：
當我想起故鄉，在夜晚的時分，
痛苦的心靈啊，總是不得平靜。
懷著沉重和憤慨的心情，愛因斯坦寫信通知普魯士科學院，鑒於德國的局勢變得已經令人不堪忍受，他決定辭去院士的職務。
愛因斯坦這樣做，預示著自己將被開除。但是，即使他不采取這個步驟，在納粹教育部長的幹涉下，他也會被科學院除名的。而當時的科學院院長，正是他所敬重的普朗克教授。
本來愛因斯坦就是普朗克和能斯特從瑞士邀請來柏林的，如今要普朗克開口叫他退出科學院，將是一件非常難過而尷尬的事。為了不讓朋友為難，愛因斯坦提出了辭呈。
普朗克為了緩和納粹對猶太科學家的迫害，曾經多方奔走。但是希特勒根本不理會，他訓斥普朗克道：“你以為我的神經有時會脆弱嗎？不，我的神經猶如鋼鐵。我決不可能為這麼點小事，而忘掉偉大的目標！”
愛因斯坦提出辭呈時，普朗克正在赴意大利的旅途中。他聞訊後沒有及時趕回柏林。於是，普魯士科學院由一位“飯桶”法學家主持開會。能斯特博士在會上大聲疾呼：“我們怎麼能以‘不夠德國化’的理由，將院士裏最偉大的科學家除名呢？我們一直以達朗貝爾、伏爾泰曾經是普魯士皇家學會會員為榮，但他們也並不是德國人，而是法國人呀！”
勞厄也挺身而出，為愛因斯坦伸張正義道：“後世的人會怎麼批評我們呢？如果要開除愛因斯坦，我們隻能被稱為‘屈服於權力之下的懦夫’！”
盡管能斯特和勞厄一再堅持，但終因寡不敵眾，在納粹教育部的授意和壓力之下，科學院於4月1日發表了如下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獲悉愛因斯坦在法國和美國參與不軌行動的新聞報道後，甚感憤慨。本院對於煽動分子愛因斯坦在外國的活動，頗感困擾。因此，對於愛因斯坦自動申請退出科學院，本院絲毫不感到遺憾。”
勞厄在20年後，感慨地寫道：“這個可恥的聲明至今猶使任何一個德國人因羞愧而臉紅。”
普朗克在羅馬見到這個聲明後，良心上感到很大的不安。如果他在柏林，情況也許不至於這樣糟。不過，即使他在柏林主持會議，大局也改不過來。這位老教授在給朋友的信中，沉痛地寫著：“盡管無底的深淵在政治上把我們同愛因斯坦分開了，但是我深信，愛因斯坦的名字將作為柏林科學院最光輝的名字之一受到未來曆史的尊敬。”
就這樣，愛因斯坦這個偉大的名字從普魯士科學院的名單上抹掉了。他永遠也沒有再踏上誕生他的國土。
愛因斯坦隱居在比利時的一個海濱避暑地，這裏離奧斯坦德鎮很近。他們住的別墅靠近一個很大的沙堆，附近有個小村莊。海灘上，常有小孩拾貝殼、捉螃蟹玩，還有一些穿著鮮豔泳裝的女郎，躺在沙灘上進行日光浴。
愛因斯坦常在海灘上漫步。海風吹拂著他一頭灰白的長發，看上去就像一位邀遊世界的先哲。他仍舊在思考著他的物理學，有時也拉拉小提琴消遣。但是艾爾莎和朋友們卻越來越感覺到，愛因斯坦的安全正受到威脅。
從柏林傳來消息，納粹懸賞兩萬馬克要愛因斯坦的腦袋。
愛因斯坦摸著自己的脖子，苦笑道：“想不到我的腦袋竟值這麼多錢！”
艾爾莎夫人卻嚇壞了。比利時離德國非常近，而且納粹分子瘋狂成性，什麼壞事都可以幹出來的。
“阿爾伯特，我們還是盡早到英國去吧！”夫人催促他道。正好這時有位英國朋友邀請愛因斯坦去小住一段時間，愛因斯坦已回信道了謝，隻是啟程日期還未定下來。
愛因斯坦還有幾件事情要辦。其中有一件事涉及兩位因拒絕入伍而被關進牢的比利時青年，一位法國青年來信向愛因斯坦求助，希望他能向比利時政府說情，釋放那兩人。
愛因斯坦一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曾經說過：隻要有2％的人拒絕服兵役，仗就打不起來，因為政府不可能把那麼多人投進監獄。那兩個比利時青年，就是響應他的號召拒絕服兵役的。
但這一次愛因斯坦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柏林街頭的血與火教育了他。他看到了納粹的“褐色恐怖”正給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帶來威脅。在這種形勢下，保衛祖國以抵抗德國的侵略，是每一個比利時青年的神聖職責。
於是，愛因斯坦在報上發表了給那位法國青年的公開信：
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絕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我將欣然報名去參軍。我相信，這將有助於拯救歐洲的文明。
他的這個聲明轟動了全世界。五年後愛因斯坦的預見不幸成為事實：希特勒瘋狂地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了保護愛因斯坦的安全，比利時國王派了兩名警衛，形影不離地跟隨在他左右。
有一天，有個形蹤怪異的青年闖進了警戒圈，他再三要求見愛因斯坦，說有特別重要的事相告。警衛弄清了他的身份，原來是從德國叛逃出來的衝鋒隊員。
“我帶來了你們喜歡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呀？”
“這是納粹的秘密文件，我冒著生命危險把它帶出來的。所以，我至少應該得到5萬法郎的報酬。”
艾麗莎夫人聽了感到莫名其妙。
“我丈夫並不需要這些文件呀。”
“不過，這些可是非常寶貴的情報哩！”那叛逃的衝鋒隊員說。
“你為什麼專程把它帶到這裏來呢？”
“這還用問，愛因斯坦先生是反對納粹的領袖呀！”那青年理直氣壯地說。
在鬧了這麼一個笑話後不久，愛因斯坦的老朋友法蘭克教授來探望他。法蘭克在由倫敦返國途中，獲知愛因斯坦在比利時，便跑到奧斯坦德附近到處打聽他的住址。雖然警方曾嚴令四處居民不得透露愛因斯坦的行蹤，但憨厚的法蘭克居然還是找到了那棟別墅。
愛因斯坦和他的第二位妻子
艾爾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見到法蘭克非常高興。當他知道比利時警方對他采取的保護措施竟未奏效時，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阿爾伯特，我們還是搭船去英國吧！”艾爾莎夫人不安地勸道。
“是呀，我看你在這裏不便久留。”法蘭克教授也很關心他的安全。
愛因斯坦被說服了，終於決定離開比利時。
一個漆黑的夜晚，愛因斯坦夫婦從歐洲東海岸一個秘密地點搭上船，悄悄地渡過了多佛爾海峽。
英國對愛因斯坦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們像歡迎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一樣迎接他。不同的隻是，愛因斯坦這一次仿佛成了反諜影片的主角，他和夫人一到倫敦，警方就采取了嚴密的保安措施。在他們下榻的公館外麵，埋伏了許多警衛人員。愛因斯坦的身邊，隨時都有保嫖跟隨。因為就在愛因斯坦抵英前不久，有個與他同在一張黑名單上的猶太學者被納粹暗殺了。所以英國政府采取了謹慎措施。
愛因斯坦在英國短暫停留期間，參觀了國會。他還出席了一次民間歡迎集會，當他走上講台演說時，上萬聽眾起立向他致敬。
幾天以後，愛因斯坦搭上了開往美國的“西部號”客輪。與他同行的人，除了夫人艾爾莎外，還有助手梅厄博士和秘書杜卡斯女士。
這是一次秘密的旅程，碼頭上沒有新聞記者的采訪，也沒有歡送的人群。愛因斯坦登上客輪，打趣地對夫人說：“看來我應該向納粹道謝，沒有他們的通緝，我還不可能這樣悠閑清靜地離開一個地方。”
客輪駛出港口，船尾留下一條長長的浪跡。幾隻白色海鷗在空中翻飛著，仿佛在為他揮翅送行。愛因斯坦就此離別了他深深眷戀的歐洲，這一去，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十天後，“西部號”客輪駛人紐約港。船還沒有靠近碼頭，愛因斯坦就換乘一條小艇駛到岸邊登陸。然後乘上汽車，不聲不響地直驅普林斯頓。曆史記下了這一天：1933年10月17日。
愛因斯坦到達目的地後獲知的第一個消息，就是納粹黨已經沒收他的全部財產，包括卡普特別墅和他喜歡的那艘小遊艇。
1934年11月，美國芝加哥《政治》月刊一個名叫阿林生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改變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文章，題為《愛因斯坦，請你為歐洲和平發言》。愛因斯坦寫了題為《和平主義的重新審查》一文，以現實角度呼籲人們丟掉幻想，準備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做殊死戰鬥。
愛因斯坦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改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銳地看到，一場新的戰爭就要爆發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籲歐洲各國人民迅速做好物質與心理上的準備，這一點恐怕是許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整個30年代和40年代，為打垮納粹，為保存文明的價值，愛因斯坦從未停止過有力的呐喊。
1937年4月18日，紐約舉行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群眾集會，參加的有3500人，愛因斯坦因病沒有出席，但他請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他的電報：
我首先要大聲疾呼，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行動，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沒有表現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這種責任還是存在。要是在西班牙喪失了政治自由，那就會嚴重危及德國的政治自由。祝願你們能夠喚醒民眾積極支持西班牙人民。
我衷心祝願你們在這一正義和意義深遠的事業中取得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象的人道主義範疇裏的良心、正義轉換為切實具體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勝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由於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具有善良正直的心
愛因斯坦從來到柏林的第一天起就強烈地感到，黃皮膚、黑頭發的猶太人，在金發碧眼的日耳曼人眼裏，不僅是賤民，連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讀大學、找工作，處處都受到歧視，連在大街上行走，都會遇到鄙夷的目光，聽到從牙齒縫裏擠出的咒罵：“猶太狗雜種！肮髒的豬！”
盡管許多有才幹的猶太人，在學術界、藝術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愛因斯坦越來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猶太民族中的一員。
是的，愛因斯坦就出生在一個猶太人的家庭，而且是一個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猶太人家庭。
當時的德國是一個教權很重的天主教國家，宗教氣氛十分濃厚。巴伐利亞州的法律規定：所有學齡兒童都必須接受宗教教育。
因此當時的許多學校都是由教會來開辦的。德國既然是個天主教國家，當然絕大多數的學校都是由天主教教會開辦的，由猶太教教會開辦的學校隻有極少的幾所。
愛因斯坦到了上學的年齡，按理說他應當和當地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家庭的孩子一樣，被送到當地的猶太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去念書。
然而，他父母的思想卻比較開通自由。他們不是那種老式家庭出身的猶太人，他們都受過比較現代的科學與藝術教育，接受過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熏陶，並不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猶太教教徒，並不真正信仰猶太教。
他們平時從來不去猶太教堂做禮拜，也不遵守那些世代相傳的猶太教教規。在父親的眼裏，孩子信仰猶太教還是天主教，或者幹脆什麼宗教也不信仰，都沒有什麼關係。
他想的是孩子今後如何在這個社會上更好地生存?他已經認識到：他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是一個天主教國家，猶太教在這裏被看成是異教，猶太教教徒被看成是異教徒，處處都會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排斥。
那麼，為什麼非要孩子去接受他自己也不明白的猶太教教義和教規，硬把他培養成一個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異教徒，從而使他的一生都離不開受歧視的命運呢?
愛因斯坦與尼爾斯·玻爾他認為應該把小阿爾伯特送到周圍所有的德國孩子都去的天主教教會辦的小學念書，讓他從小就和周圍的小夥伴們接受同樣的教育。
通過這條途徑，使孩子逐漸消除自己與日爾曼種族之間的隔閡，最終完全融合到主流社會中去。
父親這樣做，還有一個比較現實的考慮：慕尼黑的猶太教學校開辦在市內，而他一家住在慕尼黑郊外，離學校相當遠，送孩子去上學也確實極不方便。再說，猶太教學校收費比較昂貴，而天主教學校收費則比較低廉，這對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十分富裕的赫爾曼先生來講，也有著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作出這樣的選擇，無論對於父母，還是對於愛因斯坦本人，都需要有足夠的勇氣。因為畢竟他將要去的是一所天主教學校，對於他這樣一個猶太孩子，尤其是學校中唯一的一個猶太孩子，將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那種宗教與宗教之間存在了近兩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歧視和成見，幾乎隨時隨地都會反映出來。
“爸爸，什麼叫做猶太人啊？”有一天，從學校裏放學回來，愛因斯坦問父親。
“猶太人？我們家裏的人都是猶太人。”
“哦，那麼，我們不是德國人了嗎？”
“不，我們是德國人，是不折不扣的德國人。不過，從血統上來說，我們是猶太人。”
愛因斯坦想了一會兒，又問道：“爸爸，聽說猶太人的上帝和德國人的上帝是不同的，還有耶穌是被猶太人殺害的吧？”
父親用力地搖了搖頭，說：“不！上帝隻有一個。沒有所謂誰的上帝、哪一國的上帝。而且，將耶穌釘在十字架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羅馬的官吏。雖然背叛耶穌的是一個叫做猶大的猶太人不過，耶穌也是猶太人呀。”
“哦，耶穌也是猶太人？”不大愛說話的愛因斯坦又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