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斯坦琳則認為應該先建設蘇維埃國家，先在一國內建設起社會主義製度來。為此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同時也要與他們進行鬥爭。“居東土以待天下之釁”，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不斷革命論者的確能夠找到很多鋒利的理論武器來批判斯坦琳的觀點——不幸的是他們卻沒有任何現實可行的手段可以采取。如果說想建成社會主義就要不斷地輸出革命，不斷進攻，尤克托巴尼亞卻並沒有這樣的實力去支援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推翻列強政府。如果要怪，那也隻能怪艱苦奮鬥的廣大革命者——包括他們自己——硬是在尤克托巴尼亞這個農業國搞成了革命，而萊茵蘭的同誌卻不幸失敗了。
結果當然不言而喻，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在《真理報》上麵交鋒了十幾個版麵之後，黨內再次統一了認識：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可以有條件實現的，這也是世界革命的基石。
由此便也產生了新的長期戰略——五年計劃不過是一個短期的工業發展規劃，而蘇維埃國家是存在一個建立在上述判斷之上的長期規劃的，簡稱叫“大工程”——五年計劃則是“小工程”。如果概括地說，這個規劃就是在福熙元帥所謂“二十年休戰”期間內，積蓄力量，為著即將到來的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1
措施主要是三方麵的：
其一是，建設國防力量。軍隊是國家綜合國力的結晶，目的是用十年時間將紅軍建設為舊大陸首屈一指的軍隊，用二十年時間讓紅軍擁有壓倒全世界帝國主義軍隊的力量。其中十年和二十年的目標設定是根據帝國主義矛盾總爆發的上限和下限確定的。當然不能排除帝國主義戰爭在這之前爆發的可能性，但是概率會較低，強度也不會很高（主要是工業機器沒有恢複，新的兵員也未能成長起來）
其二是，支持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其中高盧和萊茵蘭是重點工作區域，無產階級的組織強度很高，麻煩之處在於要和社會民主黨爭取群眾。英吉利的運動暮氣沉沉，工作能力不大。而在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米拉都和扶桑，大資產階級的實力很強大，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十分嚴重，主要得靠地下組織的形式開展工作。
最後，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存在著聯合起來絞殺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但是也有彼此內鬥的傾向。目前看來比較明顯的矛盾是英（吉利）米（拉都）矛盾，扶（桑）米（拉都）矛盾，高（盧）萊（茵蘭）矛盾，戰勝國集團與戰敗國集團的矛盾，新世界和舊世界的矛盾，“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矛盾。英吉利最擅長在“大陸國家”之間搞平衡，我們也可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麵搞平衡，挑動他們狗咬狗。
其中第一點是主動的措施，所以理所應當以自力更生為主。第二點和第三點則需要客觀條件允許才能操作，簡要說來，資本主義國家願意緩和，我們可以跟他們緩和，如果他們堅決對立，我們就從背後搞他們。
那麼，戰後的實際情況到底是如何呢？
戰勝國集團對尤克托巴尼亞紅色政權的態度，是經曆了一個“低潮——緩和——停滯——下滑”的過程的。而且現在仍然處於下滑之中。
協約國組成的“十五國幹涉軍”自然是不必說的，即使在幹涉軍打道回府之後。他們仍然在尤克托巴尼亞的鄰國扶植反動代理人，教唆他們進攻革命。其中跳得最高的幾個“國際友人”包括：瑞典國王卡爾十四世，這個已經376歲的老東西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年輕時候交易給舊帝國的芬蘭領土。維斯瓦共和國的獨裁者畢蘇斯基，他的誌願是恢複曆史上維斯瓦聯邦的龐大版圖，而維斯瓦跟尤克托巴尼亞相愛相殺的曆史說起來就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