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彬董事長作為一個本土幫的最高領導，又何嚐不知道京城派來這位空降派的董事是幹什麼用的呢？原本上層就對地方勢力過於強硬一貫持厭惡的態度，更加對派下來作為牽製力量的空降派領導抱有一種十分滑稽的同情，總認為強龍不壓地頭蛇是千古至理，外來者自然都是備受欺淩的弱者形象，所以但凡是兩方起了衝突彙報上去，無疑，吃虧的一定是本土幫。
其實，上麵的人僅僅考慮到了空降來的領導到了地方，兩眼一抹黑，赤手空拳的連個幫手都沒有，自然就弱了三分氣勢，當然是沒有與本土幫抗衡的條件了。殊不知這些空降派的領導哪一個不是自持懷揣尚方寶劍，更加因為有了情況跟上層溝通便利，占盡了天時呢？所以一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一下車就鼻孔朝天，拽的跟二五八萬似的。而他們初來乍到的時期，對地方政務自然是生疏的，可是又因為在京城長期唯我獨尊養成的武斷驅使下，他們是不會認為自己對工作的理解是有錯誤的，所以一旦跟本土搭檔有了衝突，更是強硬的固執己見，並很快就把搭檔的質疑當成是本土對空降的一種挑釁，從而更加忽略了事情本身的對與錯，而直接上升到對持的角度了。
無疑，雖然事情都有個例，但大多數的糾紛都是因此而起。按理說本土領導也罷，空降領導也罷，大家幹的都是工作，拿的都是工資，付出的都是勞動，又不是祖父事業可以世襲的，無非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任滿了卷鋪蓋走人，為百姓做了善事流芳百世，做了惡事遺臭萬年也就罷了。
這些領導也都並非是大奸大惡之人，更不是依仗權利以權謀私的人，他們要的僅僅是一個絕對的權威，一種令行禁止、一呼百諾的絕對決策權罷了，他們都是從千軍萬馬中異軍突起的勝利者，原本就已經具備了超乎常人的領導能力跟高瞻遠矚的處事法則，那麼在強強聯手之下，如果是毫無芥蒂的互相協助，那麼對工作肯定是無堅不摧的超級武器，但一旦這輛坦克車的頭尾不能協同，你說東我說西，也就出現了極度不能調和的矛盾了。
人性，原本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大家都是為了工作，為什麼我的意見就錯了呢？你憑什麼質疑我呀？還不是因為你是地頭蛇手裏握有廣袤的人脈，我還就不信了，隻要我對，上麵能聽你的？（空降領導的心態）憑什麼你一個初來乍到的人，都不了解當地情況就否定我的意見呀，還不是覺得你是上麵派來的天子近臣就能耀武揚威了，我就不信了，對與錯都是你一手遮天了？（當地領導的心態）所以說誰說兩個好人，仰或是兩個君子之間起了爭端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雙方有一方是小人的話，那麼小人如油，人家很知道趨吉避凶的道理，就算是融不進你君子的清水中去，人家飄在表麵上迷惑你總行了吧？逮著機會狠狠地燃燒一下子，把你的水蒸發了恐怕你還得感謝人家吧？可是君子之水遇到了君子之水，又不能相互溶解的話，那麼就隻能是滄浪之水對黃河之濤了，雙方都會利用自己的優勢卷起滔天巨浪，不能製服對方就毀了自己，總不能輸了氣勢。
但是，李文彬董事長卻絕對是本土領導中的異數，從本土幫領導中脫穎而出進了高層的老領導成了管理層，臨走的時候就把他這個接班人培養的相當到位了，當時雖然沒有直接把他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卻也已經給他劃定了在前進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良好發展方向，更加在去了高層之後繼續鼎力推介，讓他毫無懸念的成為了h省的省集團董事長。
老領導在本土的時候，那絕對是一個說一不二的決策者，當時的h省政界，用“一言堂”來形容老領導的統治貌似過了點，但絕對是相差不遠的。當時的會長也是一個空降來的外地領導，但人家就在屢次衡量過老領導的工作能量之後很識相的做出了協助並服從這麼一個態度，自然是安安穩穩的在老領導走後當了省集團董事長。
可是那一任董事長也許是因為做協助做得太久了，對於全盤的工作居然缺乏統籌的能量，自然就反過來倚重了被老領導安排為會長的李文彬了，所以，李文彬對h省的絕對決策並不是從當上董事長才開始的，從真正意義上，是從會長就開始了的。
雖然省集團董事長的依賴給了李文彬很好的工作環境跟發展空間，可是他卻並沒有繼承恩師那種殺伐決斷唯我獨尊的強者風範，反而是省集團董事長越是尊重他，他越是內斂謙遜毫不張揚。甚至，好多明明是他做好的工作都能夠把功勞拱手讓給省集團董事長。更加在重大問題例如全省領導調整的時候，並不像某些想借洗牌機會培植自己力量的領導一樣恨不能把手伸到人家碗裏去，可以說在他擔任會長的一屆裏，從來沒有出麵要求安排任何一個領導，就這樣用他絕對的人格魅力獲得了搭檔的認可跟尊敬，毫無懸念的，在送走省集團董事長之後，在上上下下一片稱揚中繼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