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農業中國，這些最有抱負、最具責任感的低調理想主義者，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了鄉村，並且願意用自己的知識裝備和精神視野到農村去，帶動普通農民一同尋求更加文明美好的生活，無論是從物質生活、文化生活，還是在更深的精神生活、社會秩序上都想著努力重建一個鄉土中國。
文- 傅國湧
一
189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一百多年來對中國的影響之深遠，今天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1890後”(下麵簡稱“90後”)這一代知識分子散布在各個領域，在教育領域對中國有深遠影響的陶行知、竺可楨、葉聖陶等人都是“90後”。在鄉村建設方麵的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是“90後”，盧作孚也是主要的實業家，在實業界還有像吳蘊初等“90後”。還有一類人今天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得到讀者的歡迎，就是安安靜靜在大學教書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的人，比如錢穆、陳寅恪和吳宓等。無論是留學回來的吳、陳，還是中學都沒有畢業的錢穆，他們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都有非常強烈的中國情結，但同時他們又是開放，願意放眼世界，包容、接納人類久遠文明中形成的那些基本價值。
如果要在20世紀中國找出三張麵孔來代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或者換一句話說給20世紀知識分子畫三張臉譜，魯迅可能是我們容易想到的——留著小胡子的矮個子魯迅——那是一張很冷、很酷、很犀利的臉，另一張臉也許就是胡適，很陽光、很包容，似乎永遠地微笑著。第三張臉可以是很嚴肅、很冷靜、很認真的錢穆(自然也可以是早早失去了視力的陳寅恪的臉)。這三張臉大致上可以代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都是“80後”和“90後”，“90後”的比重更大。
年紀越大，對錢穆的書就會越有親近感，他對中國的文化與曆史懷有溫情與敬意，溫情與敬意的背後是他的學養，他是真正沉浸在中國文化裏麵，並且把自己對中國文化的體悟表達出來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對中國文化的判斷，他對中國政製的褒揚即是我所不同意的，但他的態度是誠實的。
我認為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學者比錢穆對中國的曆史、傳統和文明有更深入、更確定和有誠意的把握。但光是理解了中國，我們仍然理解不了今天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所以需要有胡適，因為胡適提供的是一個更寬廣的尺度，是麵朝整個世界的目光和胸懷。他畢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在杜威那裏接受了熏陶，他畢竟是在美國待了七年，從康奈爾大學到哥倫比亞大學，他不僅在校園裏接受教育，同時他也在美國的公共生活裏浸泡過，參與過美國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在美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都有很深的介入，對歐美文明包括其政治文化都有切身的體會，是從走進過那種生活裏麵去的人。
二
今天我們來看“90後”那一代青年，他們在“五四”之後分道揚鑣，無論是建立共產黨的毛潤之、張國燾、蔡和森們；還是參加國民黨或者與國民黨走得很近的段錫朋、羅家倫；或者是創立了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派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還是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在思想、文學、學術、教育或實業、鄉村建設等領域有建樹的胡適、傅斯年、竺可楨、葉聖陶、晏陽初、盧作孚、梁漱溟這些人。其實，他們早年的人生中有一段經曆是有交集的，這個交集就是發生在袁世凱稱帝之後的中國。
回到一百年前的1915年，袁世凱要回歸帝製軌道的時代背景下，也正是他們的青春期，逐漸產生了未來人生選擇的不同意向。他們中有很多人在1919年前後都參加了一個團體“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一個青年社團，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社團像“少年中國學會”一樣是星鬥璀璨。
在1919年前後的中國，他們的人生選擇是有相當的同一性的，他們都曾經懷抱過將中國建造成為少年中國的理想。可能那一代“90後”少年時代都是梁啟超的讀者，讀過那篇風行過一個時代的《少年中國說》。
“1880後”那一代在各領域的代表人物，包括魯迅、張季鸞、胡政之、範旭東等人清一色都是留日學生。而“90後”這一代的代表人物就十分多樣，他們中杜威的學生有好幾個如陶行知、胡適(留美的)，竺可楨是哈佛大學的氣象學博士，羅隆基、金嶽霖是哥倫比亞的政治學博士，馮友蘭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湯用彤是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晏陽初是耶魯大學的，吳宓是哈佛大學的，王世傑是留英、法的，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傅斯年留學英國，陳寅恪則在歐美遊學，並沒拿學位。與他們不同，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是順天府中學堂的學生，與他同年的盧作孚隻是小學畢業，是在中學做過數學老師，並編寫過數學輔導讀物。他的腦子特別清楚，是個經營企業的能人。“90後”這一代中的錢穆，是常州府中學堂呂思勉的學生，因為家境貧寒中學沒有畢業就開始教小學。從小學教到中學，一直到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做教授。這不稀奇，在他之前梁漱溟就登上了北大講台。那一代“90後”的知識構成確實差異很大，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大時代作出了不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