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小結
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都寫過世界近代史，他們觀察到1600年後的西方國家出現了封建領地之外的商人財富的積累，並由此產生了資本家。這些人建立了龐大的工廠，在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中雇用工人。封建領主也很快把以前分配給農奴的部分農產品銷售到城市裏，這種相互運動成為把勞動力從農場推向城市的另一種曆史動力。以上是對工業化的描述，而不是一種因果分析。不管在農村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體製，隨著18世紀早期人口的迅速增加，城鎮、城市、商店和工廠都蓬勃發展起來。
馬克思和韋伯對於工業化後果的分析也並不是特別高明，他們認為當時的工業化是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對此抱有複雜的感情。馬克思宣稱，盡管生產效率和資本存量在提高，工資卻呈現下降趨勢。但這個曾經是工人運動堅定信念的說法已悄然退出舞台，多項研究發現，工資水平在18世紀並沒有下降，在19世紀更是快速提高，並延續到20世紀。馬克思本人在1848年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也承認，他觀察到的現代資本主義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
繼而，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為，19世紀的現代化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枯燥的理性化和無情的官僚主義化趨勢。但如果他們的意思是封建領主製度下的傳統經濟給工人提供了很多自由活動的空間，那難免過於荒謬。曾在農村和城市兩個地方有過生活和工作經曆的人大部分都不會認為農村的情況好於城市。人口向城市轉移在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曆史的常態。
直到今天，他們思想的傳人才看到希望，“知識經濟”（尤其是服務業）能創造期盼已久的可以充分“發揮才能”的工作機遇。後工業時代的現代化將把人類的發展提升到工業化從未到達的高度。
本書的前四章采取了不同尋常的視角，講述了不同尋常的故事。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在物質和非物質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智力參與、個人發展以及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內在的包容式發展。傑出的成就來自新力量的崛起——經濟活力。煥發這種經濟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經濟文化，其必要的滋養物則包括代議製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於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巴洛克時代的活力主義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現代主義。代議製民主確保了財產權利，促進了自立精神和社會參與。利他主義、活力主義和現代主義則促使人們走向世界，通過創新活動尋找生活的意義。由此建立起來的文化和經濟製度催生了人們從事創新的願望和能力。最後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是有足夠數量的人口。
但發端於英國和美國的現代經濟似乎很隨意地停止了擴張的腳步，德國成為最後一個現代化國家。為什麼現代經濟沒有發展到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毫無疑問，自主創新在這些國家的某些產業的確有所發展，但困難在於這些國家的廣泛活力的跡象表現得太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們追趕領先國家的創新的結果。現有的證據尚不能證實它們有充足的自主創新活力。類似的持續爭論會涉及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如今的中國大陸以及印度，它們的經濟發展有多少源於自主創新，而非通過模仿和應用來追趕？這些經濟體也取得了某些顯著的創新成就，但很難測算其中的創新活動的廣度和密度，當然對任何經濟體都是如此。
顯然，新興的現代經濟（至少是19世紀的新興經濟）與資本主義製度有關。不過現代經濟與商業經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商業經濟實現了重要的貿易擴張和財富積累，但在生產率、工資水平、工作滿意度和人類精神層麵卻鮮有進步，在創造就業數量方麵可能也缺乏貢獻。當然，所有在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都代表著對16世紀和17世紀的資本主義製度的改進，例如金融機構能夠更好地遴選和促進推動創新的投資項目。但從根本上說，現代經濟是屬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有著更基本的貢獻：這樣的社會建立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文化，由此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早煥發活力的世界上第一批現代經濟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結合的產物。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現代經濟的第一種模板，但並不代表會是最後一種模板。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國家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關於一個國家能否建立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經濟，繼續擁有活力、致力於創新。創造了資本主義製度的歐洲人在討論：是否有其他一種或多種社會製度，也能在其基礎上建設有足夠活力的現代經濟？他們還要探討，在考慮到經濟現代性的各種成本之後，現代經濟是否依然具有正當性？現代經濟是否值得擁有？有關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本身的正當性的問題，不但把歐洲變成了爭論的舞台，還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將其變成了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