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亞投行可以調動亞洲地區的高額儲蓄彌補基礎設施融資的巨大缺口，為地區經濟整體性起飛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亞洲擁有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世界貿易總量的二分之一，聚集了大量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是當今全球經濟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為推動亞洲經濟起飛，必須要大力發展亞洲經濟一體化，支持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盡快取得進展。
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關鍵瓶頸，在於本地區巨額儲蓄難以轉向投資。一方麵，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十分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2010—2020年的十年間，亞洲發展中國家要維持現有經濟增長水平，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平均每年需要投資8000億美元。另一方麵，亞洲本地區的儲蓄也十分充裕。統計表明，世界上儲蓄率達到或超過50%的國家全部是亞洲國家。截至2014年底，亞洲外彙儲備總額升至近8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彙儲備總額的三分之二。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前500名資產管理機構資產管理額為76.5萬億美元，其中北美和歐洲分別為42萬億美元和26.3萬億美元，合計占89.3%，亞洲僅為1.4萬億美元，占1.8%。過去幾十年，亞洲的巨額外彙儲備和儲蓄資金大量流向美歐金融市場，投資回報不高，而亞洲地區經濟發展亟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小企業發展等關鍵領域的融資需求卻難以得到有效滿足。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亞洲地區金融深化和一體化建設加快發展，這為促進本地區儲蓄向投資轉化、改善融資結構、加速資本形成、支持基礎設施發展提供了重大曆史機遇。近年來，中國一方麵大力推動國內金融改革開放，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彙率形成機製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麵積極推動提高亞洲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通用性、增強亞洲地區跨境投融資的便利性，推動形成一個更加多元化、一體化、更具深度和廣度的亞洲金融市場體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以及建立亞投行的倡議，將會有力地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為亞洲經濟金融一體化打造新的增長點。在融資方麵，亞投行除了收繳成員國政府出資形成股本金、借此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金邊債券”籌集資金之外，還可以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結合本地區金融市場實際情況，發展金融創新，擴大本幣使用，推動融資產品類型由標準化向專題化、個性化和多樣化轉變，引入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模式（PPP），在確保安全性前提下，動員各類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私營部門資金及社會大眾資金等更多社會資本以放大融資杠杆效應、確保資金規模，並在此過程中促進本地區金融市場標準建設和互聯互通。在投資方麵，亞投行可以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甄選、儲備一批區域基礎設施重大骨幹項目，在大力開展以成員國政府主權信用為擔保的傳統項目貸款業務之外，積極探索其他各種創新性項目投資形式和渠道，既支持本地區成員國國內的基礎設施重點項目，也支持區域性、跨國界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骨幹項目，在有關各方合理分擔投資風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發揮投資效益。可見，亞投行可以在促進亞洲地區儲蓄向基礎設施投資轉化方麵發揮獨特而關鍵的作用，有利於亞洲經濟一體化和整體性經濟起飛。
三、亞投行作為多邊開發體係的一個新成員，目標是打造一個專業的基礎設施投融資機構，無意挑戰和顛覆現有國際秩序。
二戰後，世界上形成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以世界銀行和IMF為支柱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眾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走向獨立，國際發展問題漸成時代主題之一，布雷頓森林體係逐步衍生出一個以世界銀行為主導，由亞洲開發銀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等地區性開發金融機構參與其中的多邊開發銀行體係。經過多年努力，這些國際金融安排已經成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轉移金融資源和智力資源的重要平台，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推動解決南北問題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當然，這些國際金融安排還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需要與時俱進加以改革、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