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阿拉伯之春”時代美埃關係的挑戰
地區情勢
作者：謝許潭
“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奧巴馬政府立刻著手在新的中東大戰略框架下重新界定在埃利益和對策。然而，在中東地區已然跨入“新冷戰”之際，美方卻難以摒棄長期以來對“中東安全”的錯位認識，對埃外交遲遲未能實現突破。塞西新政府能否有效解決埃及政治極端化、經濟衰退與安全形勢惡化等多重危機，美方能否變革此前消極的“自調式”對埃外交，是美埃關係能否走出困境的關鍵。
美埃關係的發展現狀與特征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後，2012年6月30日，穆爾西經大選宣誓就任埃及民選政府總統，穆兄會正式走到政治舞台中心。2013年7月4日，埃及軍方又宣布解散穆爾西政府。2014年6月8日，塞西領導的新政府宣布成立。
麵對埃及進入民主轉型的新局麵，奧巴馬政府開始重新界定美在埃的戰略利益。2011年，美軍中央司令部詹姆斯·馬蒂斯將軍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指出，“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涵蓋了四個方麵，即維護美國公民和國家本土的安全；促進中東地區穩定；推進該地區有效和合法的政府治理、人權和法治，創造持續的經濟發展機遇；實現中東地區的自由貿易流通”；具體到埃及，他則指出需要與其進行兩個方麵合作，一是推進地區安全；二是支持埃及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提高政府效率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在這種全新戰略框架的指引下，2011年以來的美埃關係發展態勢與此前階段相比呈現出了新的特征：
一、美對埃實行大幅度戰略收縮
2011年以來，美對埃及大大降低了外交幹預的力度並對其實行大幅度戰略收縮。這是考慮到：第一，如果立刻嚴厲譴責美國以往的合作夥伴即穆巴拉克政府，會讓美國政府備感尷尬。此前的美國與穆巴拉克政府以及以色列三國是共同合作打擊哈馬斯組織的堅實盟友，穆巴拉克政府還曾積極支持美國，建立一個溫和的阿拉伯陣營與激進的伊朗進行對峙。第二，2011年後美埃關係的發展影響著美在中東地區敵友關係的重構，備受中東其他國家密切關注。因此，美國在埃及“1·25”運動爆發後並沒有如往常一樣發表高調言論，並竭力減少各種外交幹預，承認埃及民眾在轉型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此外，奧巴馬政府還開始著手與埃及其他社會階層進行積極溝通，商討埃及改革事宜。
二、“美方主導與埃方服從並行”的模式遭到破壞
與此同時，“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自主性，美埃分歧逐漸增多並公開化，“美方主導與埃方服從並行”的模式正日益被破壞。2011年12月9日，埃及警方搜查了設在開羅的包括國家民主研究所（NDI）在內的四個著名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美國政府一直強調保證婦女各項權益是幫助埃及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多元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但穆兄會卻在2013年4月直接否決了聯合國提出的《消除和防範各種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宣言》。麵對奧巴馬政府敦促埃及早日釋放外國記者和支持民主的世俗化活動分子的要求時，現在的塞西政府卻打算出台新的“反恐法案”以徹底清除反對力量。
三、美方被迫采取“自調”式外交策略
三年多來，奧巴馬政府的政策調整遠趕不上埃政局權力更迭速度，美國被迫采取“自調”式外交策略。在埃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即2011年年初至2013年7月穆爾西政府被推翻，美國非常明確地支持埃民主政治改革。隨後，美方又開始與穆兄會進行積極接觸並支持其民主改革。盡管奧巴馬政府試圖在該階段同時推進兩大目標，即支持埃及民主改革與推廣美國式民主和人權觀念，但其戰略重心明顯向前者傾斜。然而，隨著埃民主轉型進入第二階段，即2013年7月穆爾西政府被推翻到塞西政府成立至今，美國不得不開始對埃及訴諸於極其被動的“自調式”外交，具體表現為對埃及民主改革采取了既批判又支持的做法。例如，因塞西反對將推翻穆爾西政府稱作“軍事政變”，美方立刻停止了該言論。然而，當獲悉埃及法院在2013年4月28日宣判穆兄會682名成員死刑後，美國埃及問題專家約翰·奧爾特曼又批評此舉“將會把埃及政治推向極端化的險境”。[1]顯然，奧巴馬政府試圖在嚴厲反恐和推行民主人權之間實現戰略平衡，但這對目前的埃及來說恰恰是最難實現的。